最早认识孟德斯鸠是从那本《忏悔录》，尽管从初中开始就知道《论法的精神》这本巨著，然而这是我第一次完整的拜读。
孟德斯鸠认为法律应该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地理状况有关，和不同人种的生活方式有关，和某个特定的政治制度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与人的宗教、性格、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法律和法律之间也有传承或借鉴的关系，法的渊源，法的目的，法调整的社会关系都是考察法的精神所应考虑的因素，这些，就是孟德斯鸠在本书中详加论述的法的各个方面。
孟德斯鸠之所以如此被后世赞誉，除了其三权分立学说以外，更主要的是其所处的时代造就了其伟大。孟的理论基础为神本与人本作出了更为明确的分界，即较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更加理性、更加科学的现代人文主义，这也是其理论被广为接受的社会背景基础，这种精神内核实现了一种由人性到理性的跨越，一次由社会文化向政治制度的进发。孟是最早思考有关（近现代意义的）阶级与政治制度的人之一——如果一定要加上之一的话。他对阶级这个概念的提出要比马克思早上100年。另外，本书多次谈及当时的“中华”法，我们应该感激孟的这些提及，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洲大陆对东方法律制度的某些偏见，这也是孟对启蒙运动的精神内核“科学”与“理性”的一种体现，是孟德斯鸠所一直坚持的科学的地理观、史学观给人类带来的益处了吧。
孟德斯鸠正是他所称的自由主义法学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他通过对法律与地理、气候、人种、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人口、商业等关系的分析，揭示出法的精神的内在本质。他站在一种理性主义的立场上，假设存在一种以人性为基础的普遍的人类理性，而法律即由这种一般理性产生，是普遍的永恒法律的统一体。客观存在的法的规律性可对国家的行为设置种种限制。因此，这种自然法有助于他建构一个解决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公民、公民与公民关系的全新的政治体系，从而解决上帝从人类世俗生活中逐步退出以后人类社会面临的基本理论问题。然而，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以上只不过是他逻辑的表层展现，在其颇具说服力的理论论证背后，隐藏着他对重新建构的社会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追求，即他立足于建构一种既拥有个人政治自由又具有良好秩序的社会。这种社会，无论是采用贵族政体、共和政体，还是君主政体，都有可能达到上述目标。因此，他通过对一般人性的分析，通过其权力分立理论，阶级分权理论以及联邦主义思想表达了他对自由之秩序建立的强烈渴望。从而也为我们思考人类社会结构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角度。
其中除了广为人知的权力分立理论，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阶级分权——权力制约、自由与秩序保障的前提。柏拉图深信人生来是不平等的并据此认为在共和国中应确立等级制度。撇开其等级含义不论，他却看到了人类的群体性特征。而阶级、阶层乃是具有一定经济背景的人构成的一个利益共同体。以上两种观念都具有一定的客观基础。与此相似的是，孟德斯鸠也倾向于认为一个强大的中间阶级才能真正有效地制约统治者的权力即权力的真正制约来自阶级的分权。他说“君主政体的基本准则：没有君主就没有贵族、没有贵族就没有君主。在没有贵族的君主国，君主将成为暴君。”[3]P16甚至于认为在缺乏中间阶层的情况下，他认为即便僧侣的权力对于君主国也是适应的。“对于专横既然没有其他阻力，那么这个阻力也是好的。因为专制主义既然给人类带来可怕的危害，那么这个能制约专制主义的害处本身也是好处了。”[3]P16他隐含的意思明确化表述应为：以权力制约真正坚实的社会基础并非来自单个个人，而是来自127单个个人构成的特定的团体。
因为单个个体凭其实力是无法与强大的权力相抗衡的。故个体权利对权力制约的实现乃是社会团体的普遍建立以及中间阶层的形成。社会学家普遍认为金字塔的等级结构不具有稳定性，而真正较为稳定的工商社会的标志乃是中间阶级的崛起形成一个橄榄球形等级结构。在英国宪政史上，正是贵族阶层及新兴资产者通过斗争一步步限制国王权力从而达到权力制约目的的。中间阶层以法律为武器，以和平斗争为手段，最终实现了阶级分权。注意到英国宪政史上的阶级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权力制约机制。与此相类似，梁漱溟也提出类似看法。他认为中国以国家权力建立不起来在于没有阶级，之所以没有阶级，在于中国只有统治者，没有统治阶级，更没有非政治的其他阶级，所以中国的统治者能够独裁，因为阶级的存在就是让武力不操于一人之手。
同时，他认为政权的公开过程只能从集团开始，也就是政权公开全靠阶级，因为在中国皇帝一例，差不多人人平等，都有参政的权力，而社会又缺乏力量。他的观点或许能证实中国民主政体迟迟难以实现的原因。因为一切斗争仅仅是为了个人目的，即其不具有阶级背景。阶级分权有助于权力制约的实现，有助于自由与秩序的实现，这也充分证明了人类的分层性、集团性、与等级性。而这些因素构成社会秩序的客观基础。因此，阶级之分权乃是民主制度建立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最后自由的优先性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对法律诸价值的安全，平等、正义等都有许多精彩的论述，但他对法律保障个人自由之功能有特别的偏好。无论从人类的本性，还是人类受奴役的状况，他都给予自由以充分的重视，并且认为自由乃是法律制度建构所要达到的最重要的目的。因此，后来的学者都把他归为自由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综上所述，自由与秩序作为法律追求的两个基本价值目标，一直为包括孟德斯鸠在内的思想家们所重视。在个人还难以独立，依附于家庭的时候，自由还处在萌芽状态，而非与秩序独立的一极。但当人类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之后，自由的追求显然被放到了较为重要的地位。
因此，立足建立一个既有个人政治自由又有良好秩序的法治社会，既是启蒙思想家们的共同思想与追求，也是近代以来人类政治生活不断世俗化的必然趋势。
“法是源于事物性质的必然联系。”读《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开篇的第一句话。世间万物都有自己要遵循的法则，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法律。上帝创造世界，保护世界，熟悉世界，是因为他制定了规则，是因为他有智慧和权力。而“造物主”是人类的信仰，是希冀。所以，在这个世界之外如果要创造另一个世界，那这个世界不是永恒不变，就是灭亡。创造看上去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但是永恒不变的规律和法则则是维持它运作的基本条件。
规律无处不在，如果没有规则，这个世界将无法继续存在。在法律创制之前，就有了公平的关系。如果说人被成文法所规定的外，就没有公正了，那就是说，在圆还没有被画出之前，所有的半径都不相等。人在制定公正的法律之前，公正就已经存在并以确定了关系。但是不是说只能世界和物质世界管理的一样。同时，在兽类和植物相比较，兽类由于生理快感的诱惑，保持了它们的个性。所以，它们并不是完全地遵守自然法律。兽类没有人类的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优点。兽类没有人类所拥有的希望，也就不存在有期望。没有期望就失望，就不会有忧虑和恐惧，也没有烦恼。同时，没有欲望，它们就能很好的保护自己，对它们来说欲望只是为了繁衍。
自然法，顾名思义是在人类出现之前就有的法则。不是人类而经营，是源自生命的本质。自然法使得人类的脑海里树立起“造物主”的概念。是让人类获取知识而不是有多少现成的知识。在远古时期，人类会出去觅食，是自然法的原则；遇到危险想要逃脱，是自然法的规则；畏惧大自然，是自然法的规则；诱捕小动物，逃避大动物，是自然法的规则。而有了社会以后，人类置身于社会，彼此平等的观念逐渐消失，争斗开始。每一个国家拥有自身的力量，而国与国之间又想要得到彼此的东西，这样战争就出现了。战争出现，伤害的不只是人，还有基础设施。然而战争总要被规避，总要完结。就这样，为了减少伤害，人类制定了法律，规定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行为准则，与其在伤害中疗伤，还不如一开始就没有伤害。
在这其中，意志是很重要的连接方式。意志的一致性使得个体力量得以联合。法律的力量得以连接。而支配人类的行为的的法律就是人的理性。只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否有危害他人的行为，能够替人着想。就能真的做到守法。而国家的法律还应该和自然状况相连接。但是他们彼此的联系又是密不可分的。而政治法和民事法也没有分开的必要。法律的精神不在于它在哪一个领域，而在于他说产生的影响是否能够够真正的使各个事物涉及其中。使得其互相相依，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制约人的行为。
早在学生时代，在法理老师的推荐下曾拜读过著名法学家孟德斯鸠的大作—《论法的精神》，那时只是粗浅的看了看。参加司法工作后，重读此书，受益匪浅，由衷的被这位法学家的精神境界所折服。
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法学家。他不仅是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也是近代欧洲国家比较早的系统研究古代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的学者之一，是当时进步的资产阶级向腐朽的封建主义英勇进攻的坚强斗士。他的著述《论法的精神》于1748年出版，当时的伏尔泰把此书推崇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这部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学术名著内容丰富，体系完整，论点严密。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与法律理论发展的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人对东方政治与法律文化的看法。细读《论法的精神》，我们不难发现孟德斯鸠一生中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悟，并从中领悟到其理论真正的精华。
在《论法的精神》里有这样一著名论段：“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和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最后，法律和法律之间也有关系，法律和它们的渊源，和立法者的目的，以及和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事物的秩序也有关系。应该从所有这些观点去考察法律。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所谓‘法的精神’。”由此可以看出，孟德斯鸠所阐述的法律与国家政体性质原则、自然状况、自由程度、气候、宗教等等都有关系。书中以大幅片段，以独特方式研究和论述了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国际法学等一系列课题，特别是又遍涉经济、宗教、历史、地理等领域，讨论这些领域与法的关系。
《论法的精神》提出了许多关于法律的理论，断言法律是代表整个人类的，是人类正义的表现，法律为整个社会利益服务，而不是为某一个阶级利益服务，不是为一部分居民的利益服务。他反对酷刑、主张适度刑罚，刑罚与教义相结合，利用舆论威慑阻止犯罪，只惩罚行为，不惩罚思想、语言。他还抨击了所谓攻击教会的亵渎神圣罪以及其他相关的无理的刑法。另外，他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审判、立证、拷问等诸方面的论说。总之，孟德斯鸠的学说涉及人类社会的各种基本问题。
由此可见，孟德斯鸠与以往的法律学者主要满足于对法律条文的解释不一样，他力图从法律以外，从历史、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去研究法的精神，从社会的进步去探求这种精神在政治、法律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和一般规律，并从法律与其他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探求法律的精神实质，也即探求法律的最高境界—公正的价值理念。在孟德斯鸠看来，法的主要精神就是正义，法律应是正义的化身。
公正也是司法追求的最终目标。英国著名法学家丹宁勋爵说：“他作为法官的基本信念是，法官的作用就是在他面前的当事人之间实现公正。”
司法公正的标准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只要是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原则，在任何一起案件的审判执行工作当中，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充分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做出来的结论就应当是公正的。当然，具体的个案不同，每一类案件如何去量刑，每一类案件如何做出裁判结果，这要因案件所适用的具体的法律依据来因案而异。一个总的原则就是只要他依照法律的规定，严格地履行法律的程序，严格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考量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作出的判决就应该得到尊重，当然也应该是公正的。
在司法实践中，当法律的规定很明确时，简单地套用法律进行裁判，一般法官都能做到，这时法官只需将案件事实输入法律这部机器里，就可以输出判决书来。当法律规定不明确甚至存在漏洞时，如何在当事人面前实现司法公正，对法官来讲既是一个难题，要准确把握法律的精神实质，给当事人一个公正的裁判，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实属不易，需要长期的磨砺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需要法官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需要法官拥有除法律之外的渊博知识，成为知识上的“贵族”；需要法官为追求公正的崇高理想，必须长期坚守自己的信仰，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成为道德上的“贵族”。
司法公正的价值理念，应该是一名法官不可缺的法律信仰。当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时候，需要这样的价值理念作为指导，也即这样的法的精神。
从学哲学开始，就知道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时代所产生的意识性的东西肯定有这个时代的深深的烙印，现在21世纪如此，同样把目光转到18世纪上半叶也是如此。
法律，其本质是什么，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解释，马克思主义把法律总结为两个方面：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法的内容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经过多少代人总结、补充、完善所得到的，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总结的。那么在没有前人明确的概括与总结的条件下，我们该如何一步一步的去摸索法律的本质，为后来者指明方向呢，让我们跟着孟德斯鸠的思路来一点理清。
18世纪上半叶，正值启蒙运动发展的时期，在这之前已经有了“文艺复兴”运动，而在文艺复兴之前是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封建主义与宗教相结合的势力统治者这片大陆，人们的思想比较僵化，欲望与人性被压制。不可否认，在生产力较为落后的条件下，这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社会是发展的，在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人们的就要求更多的'享受，包括物质与精神的，这时原来的社会制度与思想就不在适合。“文艺复兴”只是提出了一些最基本的要求：反对禁欲，要求自由，对宗教腐败现象的不满，这是最基本的。就像我国在与封建主义斗争时，也是先从最基本的开始，要求官吏清廉，赋税减轻等等，而后才发展到制度的，思想层面的批判，这也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与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这里不再赘言。
那么到了启蒙运动就面临着“推翻一个世界”与“重建一个世界”的任务。孟德斯鸠选择了法律的这条路，因为他从古希腊、罗马法中得到启示，这如他自己说的“只有法律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他认为的法律不应是统治者一个人或一群人随便制定出来，法律应该同政体、自然地理环境、宗教、风俗习惯等各种因素有关系，法律之间也有关系，总而言之就是即法律符合人类理性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就是“法的的精神”。
作者探求“法的精神”并没有用理论去研究理论，他的全部理论都建立在对历史事实和世界各国古今政治、社会与法律制度实践分析基础之上，从社会──历史──文化以及人们生存环境中的各个因素相互联系与影响的动态关系中把握一国政制与法律发展变化的规律。运用的历史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使政治学和法学的研究向科学前进了一大步。这是对传统政治学、法学研究方法的超越，在社会理论"前科学"时期，也正也因为这样的创举使得他的理论不再拘泥于传统的那些思想，创造了一个时代，为资产阶级革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论法的精神》全书分为三卷。第一卷主要是关于法的概述以及法与政体之间的关系；第二卷讨论的是法与政治权力的关系；第三卷论述了法律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该书中提出的追求自由、主张法治、实行分权的理论对世界范围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被载入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
读孟德斯鸠的这本书，我最直接的感受是他反复强调的“道德”两个字，贵族的道德，平民的道德，君主的道德，这两个字最直接的反映出他对人性的研究，就是启蒙运动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明法律的存在及作用。他说“君主政体具有法律的力量，专制政体有君王永远高悬的手臂”（其实也就是君主个人的道德）两者治理或支撑着一切。但是在平民政治的国家里，却需要一种更为强悍的原动力，这就是品德”。品德是什么？品德即道德品质，是指个体依据一定的社会道德准则和规范行动时，对社会、对他人、对周围事物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的心理特征或倾向。个人的心理倾向是要满足自身生理与心理需要。那么肯定要与启蒙思想家一直宣称的自由，平等的思想相一致的。也就是人性的标准，总而言之，你不管什么样的法律是要符合人性的。
这让我想起一个法律案例：南京一男子彭宇称因搀扶摔倒老太太，反而被告上法庭。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对彭宇案做出了一审判决，称“彭宇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的人，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裁定彭宇补偿原告40%的损失，即45876元，10日内给付。判决书中还称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而可以“自行离去”，“但彭宇未作此等选择，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我们不管事实怎么样，就法院所作出的判决而言就是违背人性的，人性是向善的，而此中案例并没有做到真正符合法的精神的判决，当然这是在我国法律体系尚未完全成熟的条件下的特殊情况，但我相信到了最后我国的法律一定能做到符合人性的程度。
其次，他将政体分为三种类型：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并且给出了三个定义，“或者更确切地将它们称之为三个事实：共和体制就是全体人民或部分人民拥有最高权力的体制；君主政体意味着只有一个人统治国家，只不过遵循业已建立和确定的法律；至于专制政体非但毫无法律与规章，而且由独自一人按照自己的意志以及变化无常的情绪领导国家的一切。”
看一看现在西方的主要政体。美国政体从大的方面说，没有君主，是实行共和制的国家。美国共和制的特点是实行三权分立，但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机构中，又以掌握行政和军事大权的总统。因此美国政体是“总统制共和制”，英国政体为君主立宪制。国王是国家元首、最高司法长官、武装部队总司令和英国圣公会的“最高领袖”，形式上有权任免首相、各部大臣、高级法官、军官、各属地的总督、外交官、主教及英国圣公会的高级神职人员等，并有召集、停止和解散议会，批准法律，宣战媾和等权力，但实权在内阁。议会是最高司法和立法机构，由国王、上院和下院组成。上院（贵族院）包括王室后裔、世袭贵族、新封贵族、上诉法院法官和教会大主教及主教组成。下院也叫平民院，议员由普选产生，采取最多票当选的小选区选举制度，任期5年。但政府可决定提前大选。
英美的政体形式体现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思想对西方的影响。他主张把国家权力分为三部分：议会有立法权、国王有行政权和法院有司法权，用这种方法来限制王权，防止国王暴政。，“三权”相互分开、互相制衡，并保持平衡。我很佩服他的这种开放性思想，他没有去拼命找某条“完美”的标准去对政体作某种规范，而是选择制衡的方法，互相约束达到平衡。
孟德斯鸠在本书中还强调了一个观点：地理环境决定论。《论法的精神》第三卷第14章的内容，集中体现了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辞海》在关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条目中写到：孟德斯鸠同英国的巴克尔、德国的拉国尔一样，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代表人物。其基本观点是以自然条件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孟德斯鸠引用大量的事例对于这一观点进行阐述。从气候因素到土壤因素，从南方到北方，从西方到东方。他指出，不同的气候因素和不同的土壤因素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同的生活方式又产生了不同种类的法律制度。而土壤和气候因素同居民的性格塑造也十分密切，就土壤因素而言，“土地贫瘠使人勤奋、简朴、勤劳和适宜于战争，土地肥沃则会使人因生活富裕而柔弱、懒惰和贪生怕死”。因此，土地肥沃的国家常常是单人统治下的政体，而土地贫瘠的国家则往往是数人统治下的政体。就气候因素而言，“寒带国家的人民，像青年人一样勇敢，炎热国家的人民，就像老头子一样懦弱”。
因此，在海边平原的国家应该实行民主政治，而在山地的国家就只能实行君主专制。不可否认，他的这些认识是有一些弊端的，中国的社会政体就经历了部落首长制、奴隶贵族制、封建君主制、民众共和制以及现在所实行的人民民主专制。虽然，中国的地理环境的诸多因素，在长达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但是应该说整体上变化不大。而再看华夏民族的上层建筑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维护少数人利益的法律体系和社会政体宣告破产，而以维护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法律体系和社会政体已经建立。这一历史性的变革，并不是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所能够解释的通的。因为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静态的甚至是一成不变的，而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动态的，处在永远都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
但是，他把法律的精神中加入了一些“地方特色”。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人性的体现，说白了就是每个人生活和生存环境不一样，自己对道德的标准也不一样，比如“土地贫瘠使人勤奋、简朴、勤劳和适宜于战争，土地肥沃则会使人因生活富裕而柔弱、懒惰和贪生怕死”，这就避免了他所说的“法的精神”空洞抽象的弊端，更符合人的发展，与人性是相符的。其次，他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其出发点是为濒临海边平原的法国能够实行民主政治提供理论上的依据，为其三权分立学说提供能够实现的现实上的可能。
最后，《论法的精神》虽然理论阐述并不是很完善，但是这是后来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源泉，孟德斯鸠是18世纪上半叶，近代资产阶级政治与法理学思想体系的主要奠基人，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挖掘很多东西，因而被称为“是亚里士多德以后的第一本综合性的政治学著作，是到他的时代为止的最进步的政治理论书”，我们*法律体系的建设也可以借鉴孟德斯鸠的思想，这就需要我们对他的思想不断研究，以挖掘更深层次的东西，适合我们我们社会发展的东西。
佛教界禅师提出参禅有三种境界：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参禅有所感悟时，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至参禅彻悟时，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就是参禅的最高境界。它的哲理意味在于，认识事物的表象是很容易的，但要真正把握其内在本质，也即精髓，不下一番苦功实难达到。然而，如能达到这种最高境界，便无往而不胜。孟德斯鸠就是这样一个努力探寻法律最高境界的人。
翻开《论法的精神》，我们不难发现孟德斯鸠一生中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悟，并从中领悟到其理论真正的精华。孟德斯鸠（1689—1755）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期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又是法国资产阶级著名的法学家。《论法的精神》是其一生重要的著作，当时的伏尔泰把此书推崇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论法的精神》一书，虽囿于时代的限制，在思想上有其局限性，但在资产阶级的法学著作中，可称之为具有独特风格的百科全书，也是资产阶级法学最早的古典名著。这部著作，对于十八世纪欧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和实践，起着思想准备和理论指导作用，从而也为资产阶级建立法律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孟德斯鸠把自己的代表著作称之为《论法的精神》，其含义是什么呢？他回答说：“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和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最后，法律和法律之间也有关系，法律和它们的渊源，和立法者的目的，以及和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事物的秩序也有关系。应该从所有这些观点去考察法律。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所谓‘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认为，只有从上述法的精神中才能解决自然法与人为法之间的关系，才能进行各种法律分类。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列举了不同历史时代、不同民族、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历史事实和法律文献，论证某一类型法律制度产生的共同原因。同时，他不仅停留在寻找某些共同原因这一层次上，而且还试图建立某些原则。他说：“我建立了一些原则。我看见了：个别的情况是服从这些原则的，仿佛是由原则引伸而出的；所有各国的历史都不过是由这些原则而来的结果；每一个个别法律都和另一个法律联系着，或是依赖于一个更具有一般性的法律。”
从寻找某些共同原因到建立某些原则，在孟德斯鸠法律思想发展中是一个不同的阶段。从他的思想动机和目的来看，所谓建立的某些原则，就是指的一种理性的法则，这种法则能主宰一切，支配一切。凡是根据这些理想法律原则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就是正义的；反之，就是不正义的。他强调“我并没有把政治的法律和民事的法律分开，因为我讨论的不是法律，而是法的精神，而且这个精神是存在于法律和各种事物所可能有的种种关系之中”，并断言法律是代表整个人类的，是人类正义的表现，法律为整个社会利益服务，而不是为某一个阶级利益服务，不是为一部分居民的利益服务。
由此可见，孟德斯鸠与其以前的法律学者主要满足于对法律条文的解释不一样，他力图从法律以外，从历史、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去研究法的精神，从社会的进步去探求这种精神在政治、法律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和一般规律，并从法律与其他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探求法律的精神实质，也即探求法律的最高境界。实际上，他所努力寻找的法的精神，首先从宏观上讲，应是一种存在于所有法律当中的价值观念，即人类正义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适用于一切法律当中。简言之，在孟德斯鸠看来，法的主要精神就是正义，法律应是正义的化身。他的这种思想，对资本主义法律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公平、正义作为法律的价值是被普遍接受的。虽然人们对公正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作为价值，公正应在法律之上，而不是相反。
公正也是司法追求的最终目标。英国著名法学家丹宁勋爵说：他作为法官的“基本信念是，法官的作用就是在他面前的当事人之间实现公正。”
司法公正为何如此重要？培根有句名言：“一次不公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犹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
美国大法官卡多佐以著名的里格斯诉帕尔默案说明司法公正的重要性。这个案件是一个衡平法院决定不允许一个遗嘱财产受继人——他谋杀了立遗嘱人——享有遗嘱收益。虽然从法律表面上看，这位谋杀者享有继承权，“但是，在这些原则之上还有一个更为一般的原则，它深深扎根于普遍的正义情感中，这就是，无人应当从他自己的不公中获利或从他自己的错误中占便宜。”
那么司法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对法律表面的、肤浅的理解，并在司法实践中机械套用，这是“未参禅”或“参禅有所悟”时的一般境界；深刻理解法律精神，把握其内涵，并能熟练运用法律于办案中，在当事人之间真正实现公正，这才是司法的最高境界。但凡高水平的法官，追求的就是这种境界。裁判结果是不可能做到让双方当事人都满意的，因为总会有败诉的一方（即使胜诉的一方也会有不满意的地方）。然而，努力做到裁判公正，不使当事人有不公正的感觉（即输得服气），却是法官可以做到的事情。在司法实践中，当法律的规定很明确时，简单地套用法律进行裁判，一般水平的法官都能做到，这时法官只需将案件事实输入法律这部机器里，就可以输出判决书来。瞧！多么省心。这是一般法官所想追求的结果，但这种结果绝不是一个高素质的法官所要追求的司法境界，因为这样做体现不出其应有的司法水平，也不等于就做到了裁判公正。尤其当法律规定不明确甚至存在漏洞时，如何在当事人面前实现司法公正，对法官来讲既是一个难题，也是体现其高超办案水平的时候。凡是一流的法官，这时就像禅师一样，在努力追求一种境界，他要准确把握法律的精神实质，给当事人一个公正的裁判。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实属不易，需要长期的磨砺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需要法官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需要法官拥有除法律之外的渊博知识，成为知识上的“贵族”；需要法官为追求公正的崇高理想，必须长期坚守自己的信仰，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成为道德上的“贵族”。
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司法公正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它与严格依法办案的观念的联系十分密切，司法公正就要求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做到严格依法办案，就必须正确处理好法与情的冲突。在孟德斯鸠法律思想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法律总是要遇到立法者的感情和成见的。有时候法律走过了头，而只染上了感情和成见的色彩；有时候就停下来，和感情、成见混合在一起。”
可见，孟德斯鸠认识到法律经常会和感情发生联系，有时会产生冲突。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他认为，法律不能走过了头，只从感情出发。司法实践中，当法律与情理相冲突的时候，执法者往往感到困惑和棘手，也最容易使其对具体而明确的法律规定视而不见，“制定”一个例外，以情代法做出裁判。这种自由裁量权的随意行使，实际上否定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根本就不是一种“衡平”或“正当背离法律”的方法。孟德斯鸠认为，如果对法律制定例外的规定，实际上就破坏了法律的原则的规定，其结果后患无穷。他举例说明：“查理七世说，他获悉在以习惯为准则的地区，诉讼当事人违背王国的习惯，在一个案子判决三、四、六个月之后才提起上诉；所以他规定，除非检察官有舞弊或欺诈情事，或是有阻碍当事人起诉的重大明显的原因，当事人应立即起诉。”因为有例外的规定，结果当事人在30年后还在上诉。
情理因素要不要考虑？法官在裁判时肯定要考虑，但是坚持严格依法办案是首要前提，不能为了个别案件裁判合乎情理而损害整个法治的尊严。法官在遇到法与情冲突的时候，并非毫无良策，只有舍弃法律规定的唯一办法，在坚持严格依法办案的前提下，是可以找到妥善解决此类问题办法的。
孟德斯鸠还把法律区分为自然法和人为法两部分，人为法又分为国际法、政治法和民法。他认为，人为法富于普遍性；政治法使人类获得自由，民法使人类获得财产，国际法则是自然地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这几种法律的渊源、目的和性质是不同的。
正如他在前面论述法的精神时所指出的那样：“法律和它们的渊源，和立法者的目的，以及和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事物的秩序也有关系。”可见，孟德斯鸠又在微观上寻找法的精神，他认为，每一类型的法律，其立法的目的又是各不相同的。“不应当把法律和它所制定的目的分开来谈”，“不应当把法律和它制定时的情况分开来谈”。
尽管他对法律的分类是不科学的，但其观点对当代司法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就是要求执法者在适用法律时，既要从宏观上体现公平、正义的要求，又要从微观上探寻某个部门法律的立法目的和原意，使司法更合乎立法目的和原意，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全面、准确理解法律，正确适用法律。
在司法过程中，法官遇到法律规定不明确时，就要思考立法者设立该法律或法条的目的和原意是什么，努力探寻法律深层次的含义，从立法目的的角度来正确解释法律，以正确适用法律做出公正裁判。尤其“当采用文义解释或其他解释方法，得出两个不同的解释意见而难以判断哪一个解释意见正确时，应当采纳其中最符合立法目的的解释意见。”“法律的目的，不仅是法院解释法律的标准，也是评价和判断法院判决是否妥当的标准。”
如何寻找立法的目的和原意？一般来说，每一个部门法律都会开宗明义，说明制定本法的目的。如我国《民法通则》第一条规定：“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适应*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根据宪法和我国实际情况，总结民事活动的实践经验，制定本法。”但这样的规定，使人尚觉得太原则、太抽象，不能确切把握立法者的目的。因此，有学者提出三种寻找法律目的和原意的具体方法：一是语义原意说，认为解释者应从法律所运用的词语本身去寻找立法原意。二是历史原意说，认为寻找立法原意不能局限于法律词语本身，而必须借助对各种立法史材料的研究，解释者能够了解法律得以通过的一般社会状况，以及立法者欲通过法律予以救济的对象或要解决的问题，从而把握存在于法律背后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目的。三是理性原意说，认为应诉诸于立法者假设的方法来寻找立法原意，即解释者基于立法者是以合理手段追求合理目的理性立法者的假设，想立法者之所想，以重构立法者意图的方式来解释法律，弥补法律所可能存在的漏洞。
笔者认为，从历史原意和理性原意方面更能寻找到立法者的原意和目的。试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立法目的进行分析。该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立法者制定该条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分析一下该法制定的时代背景。在20世纪90年代，制假卖假的行为十分普遍，发生了许多危害消费者生命和财产的案件，严重损害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成为困扰政府的严重社会问题，而地方行政部门由于地方保护等原因存在打击不力的情况。因此，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立法者制定了该法。该法第49条双倍索赔的规定，为消费者提供了有力的自力救助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可见，立法者的目的应包括支持消费者“知假买假索赔”行为。
《论法的精神》就像储藏百年的老酒，醇厚甜美，值得细细品味。也许笔者的解读仍是片面、不准确的，但不妨碍对经典的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