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小学的时候，就受当时思潮的影响，不太乐意课本中印象式的文章批评，以为空洞无根。如果说这种批评是旨于免于施莱尔马赫所言的“误解”，那么这倒是地地道道的“赫尔默斯之学”。至今我也是这样看的。
但问题是，十年之后我也未能免于作一个普普通通的读者，没有能力超脱出这种批评。而且，对一篇小说作叙事学分析或原型分析或诸如此类的分析，于我又有多大意义呢?恐怕很少有普通读者愿意在小说这种消遣上花几年精力，更难接受已经“作为创作”的文学批评。那么印象式的东西也就有它的长处，有它的需求基础。毕竟，小说的目的和价值不在，首先不在理论的探求者那里，而在人们下班后没有麻将和OK厅的晚上。
这就很使我困惑。在当代，写作完全可以视作作者纯个人的事——把文学视为历史资料的时代已经逝去得太久了。但作者的个人经验与读者的个人经验未必是直接相通的，这种沟通需要对作者进行了解甚至专业一些的分析，所以，如果读者对作品仅作印象式的，也就是纯个人经验的理解则被认为是不够的。但如果读者被迫花些精力去学习现代的专业分析，以与作家拥有共同的“话语”，那么读者对作品的`解读不仅成为一种负担，也是一种以他人观人的诠释——因为我们的所能获得的作者资料必是第二手的——所以对作者和作品的体认也并无多大进展。如果世上的人分为作者、批评家和读者，我们倒还没有一个原则，一种共同的信心来面对此情此境。
而归根结底，在小说的理解或说批评上存在的这个分歧与其说是方法上的，还不如说此时此刻世界是破碎和断裂的。艺术或说情绪体验的交流中，我们越是直接坦白——更个人化，就越难以在感性上得到普遍认同。那些分析也许有助于我们在“知”上去了解，但对于“识见”、内在体验的认同有多大作用呢?失去古典时期人类赖以认同族类的东西，难道批评真能解决我们的彼此误读吗?
是不是我们只能呆在自己所据有的这一小块碎片上?在这上面，分析、论证都有些象水中萍、风中絮。于小说是这样，人生也大至如此——其实一部《围城》，最深的感触也就是这个意思吧。
方鸿渐，留学几年，惶惶终日，学历最终也是向爱尔兰人买过来的。回国路上，认识鲍小姐、苏小姐等留学生，面对苏小姐的钟情，方鸿渐觉得是一种负累和压力，却对唐小姐一见钟情。而赵辛楣，似于苏小姐两小无猜，十几年的追求，最终却不能抱得美人归，也算是死心吧。最后苏小姐嫁给了从未有过感情基础的曹元朗。这也是赵辛楣和方鸿渐关系和好的一个转折点，此后方鸿渐的人生旅途跟赵辛楣息息相关。
两人共同去三闾大学就职的路上结识了孙小姐。辛楣也无意中猜中了两人的结局，无意中也说出了孙小姐的性格，为人受过高等教育，没什么特长，可也不笨;不是美人，也不丑;没什么兴趣，却有自己的主张。孙小姐最大的成功是嫁给了方鸿渐，最大的失败也是嫁给了方鸿渐。她和方鸿渐的结合也是芸芸知识分子间很典型的大妇。反观这种类型的夫妇，双方都有很强的自尊心，都希望对方凡事顺从自己，以彰显自己的家庭地位和被尊重的需求。当夫妇双方都是这种想法，而没有一个人先低头，或者每次都是一方低头，这就慢慢造成了双方地位的不平等。都说婚姻双方应该是势均力敌的地位，其实这种相互压制，相互征服和被征服的心理，应该也是造成婚姻是座围城的根源所在。针对婚姻内的琐事，双方采取的也是太较真的态度，若凡事淡然些，可能就平息了很多。尤其是针对方鸿渐这种自尊心强，优柔寡断的性格，若处理事情不这么拖泥带水，果断下决定，也许后面也不会有这么多矛盾。
当然，事事不可能如自己想象般完美。人生的追求，也是无止境的，有时候也是义无反顾的，但是最终的结果，可能还是虚无缥缈的。看起来好像有点悲观，实际上我们要明白，追求最终理想和结局的虚妄，也正是让追求的过程不再仅仅成为一种手段。一些事物，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要认识到其本身的意义。
这就好比是围城，在外面的人，着急想进来，而进来的人，觉得腻了，又想跳出去。所以结婚或者相守到老，并不是最终的结果，你只要了解这些最终的意义，就要明白，其实过程才是重要的，才能让你在时间的经历中，不会觉得无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