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仁篇》是《论语》的第四章，是论语核心思想“仁”的重点阐述，在《论语》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其阐述了仁的最基本的存在范围，如何去做一个有仁德的人，君子与小人之别，都是围绕“仁”这一是非辨别标准进行的。
开篇，孔子便提到， “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孔子说：“住的地方，要有仁德这才好。选择住处，没有仁德，怎么能是聪明呢?”里，为动词，居住也。仁，并非只能存在大道理中，也是存在生活琐事之中的。居住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居住地人们的修养，都可以上升为仁。人与人之间形成社会，社会之风气来自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这便是仁最本初意思。因而，要提升到仁的地位，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氛围。这让我想起了，我学院所组织的学风建设月活动，创造优良的学风，首先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境，知者利仁。”孔子说：“没有仁德的人是不能长期安于贫困的，也不能长期处在安乐之中。有仁德的人安心在生活中，处处讲究实行仁德之道，聪明的人知道实行仁道对己对人对社会都有好处。”没有仁德修养的人，在逆中只会失意忘形，在顺境中得意忘形。而有仁德修养的人则会安贫乐道，富贵不淫。真正的智慧，修养达到“仁”的境界，无论处于贫富之际，得意失意之间，都会乐天知命，安之若素。此种仁的修养，是要成为坚持不懈的信念才可达成。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孔子说：“君子关心道德，小人关心田地;君子关心刑律法制，小人贪图财利实惠。”君子是对于违背道德事情坚决反对，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小人对于物质利益可以不择手段，不考虑法律的制裁。这也可以联系到个人修养，对于眼界的问题，也是对自制力的一种沉淀。很多人犯罪，并非不担心法律惩罚的后果，而是被利益所蒙蔽双眼，看不到。其实小事也是如此，学生虽然知道旷课，无节制的玩游戏不利于身心，但是无法自拔于眼前的快乐，也只能接受自身前途的坎坷。我们作为思政工作者，应该尽自我所能去提升自我眼界，完善自我，提升学生眼界，教书育人。
“仁”，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实施起来任重而道远。
首先、《里仁》第十八章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本章旨在讲子女与父母的家庭关系。几谏是关键词，《说文解字》云：“幾，微也，殆也”。《易·系辞》有语：“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又云：“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说文解字》解释：“谏，证也。”《楚辞·七谏序》有语：“谏者，正也。”《周礼·司谏》注：“谏，犹正也。以道正人行”。事父母几谏就是侍奉父母要孝敬，如果父母有错，则要委婉地劝说父母，即使父母不听劝谏，也要保持对父母的孝敬，不要违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礼仪，实实在在地侍奉父母不要心生埋怨。
钱时曰：《融堂四书管见》卷二：“迎其未形，便当救止。既形则过，已显无及矣。微察其不然，便不敢拂。才拂则意已伤，难再进矣。既能如此委曲，又须劳而不怨。所谓怨者，非必形之辞色也。心之隐微稍有不足，便不可为人子者，所宜深体。”
《朱子语类》卷二十七“问几，微也。微谏者，下气、怡色、柔声以谏也。见得孝子深爱其亲，虽当谏过之时，亦不敢伸己之直，而辞色皆婉顺也。‘见志不从，又敬不违’才见父母心中不从所谏，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欢悦。不待父母有难从之辞色，而后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坚不从所谏，甚至怒而挞之流血，可谓劳苦。亦不敢疾怨，愈当起敬起孝。此圣人教天下之为人子者，不惟平时有愉色、婉容，虽遇谏过之时，亦当如此。甚至劳而不怨，乃是深爱其亲也。曰‘推得也好’又云‘又敬不违’者，上不违微谏之意，切恐唐突以触父母之怒；下不违欲谏之心，务欲置父母于无过之地。其心心念念，只在于此。若见父母之不从，恐触其怒，遂止而不谏者，非也。欲必谏遂至触其怒亦非也。南升”
可能当下的社会，夫子关系、母子关系最难把握，父慈子孝的儒家伦理也很难被现代人所接受，如果拿朱夫子的标准去约束现代人，许多人会认为是强人所难、迂腐之至。其实，无论是春秋战国时代，还是宋明时期，儒家在把握父子、母子的关系时无非是一个敬字。无论是父子、母女关系，还是父母子女关系，都是一面镜子，照在不同的角色身上，自有不同的伦理价值在那里。当一个人脱离家庭，心中不再有家庭的观念时，家庭成员的那面镜子便不复存在了，家中那份敬也就没有了，或许变成了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但是无论如何都不如那份敬来得亲切。正因如此，我们的文化才有了一份从容、一份深沉、一份历史的使命。
《里仁》第二十章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本章表明孔子对孝的理解。《论语·学而》章有语：“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直译为：父亲在世时，人们可以审视孩子的志向如何，父亲不在世要看孩子的所作所为，并且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处事之道，可以说他是守孝的。
比较正确的理解是孔夫子生活的时代属于以家族血缘纽带家天下的社会。由家臣到氏族，由氏族到诸侯国，再到周天下的.农耕树根状社会组织结构。由此可见，春秋时代的家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一家之主就是父亲，父亲即家长。父亲不仅担负着养家尽忠的责任，还有培养教育子女的义务。再考察“孝”时，“孝”为上下结构，上为半“老”，下为“子”，“子”承“父”业，“子”撑“父”命即为“孝”，而孝字结构的头又从土，土是根。由此可以说孔子之语实则说明了春秋时代的父子之间的天伦之义，自然之则。
或许有人问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如果父之道保守、落后、邪恶呢？还需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吗？那么这个问题实质是问什么是为子之道？看来夫子之道不仅在于“父慈子孝”的现实伦理之道，还在于子承父业，为人子向为人父的角色转换、身份认同的做人之道。如果进一步考察孔夫子时代的教育现实，就会发现孔夫子是第一个办私学的教师，是绝对的少数派。而公办学校是掌握在诸侯贵族手里的，而贵族身份是继承制的，属于大多数，读书者也是贵族子弟。礼崩乐坏的时代，庶族子弟就有了上学的机会。无论是私学，还是公学，读书人是少数，因此，子女的教育大都落在父母身上了，孔夫子时代的教育还多属于家庭教育。由此可推断，父对子有引导作用，子对父也有继承学习的自然关系。而父而子、子而孙的传承模式就成了那个时代最自然的家庭、社会组织传承模式了。而这种模式也是春秋时代的一种传承礼制，而这种礼制在孔子看来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大概这才是夫子所谓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缘由吧。
然而，孔夫子并非是一个绝对保守落后的人，对历史传承损益的规律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把握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后来多有解读，正解就是：父之道善则终生守之，若不善，又何待三年改之呢？如是而已。善与不善的原则就是中庸之道、也就是智仁勇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