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剧本
这是我离开课本以后，第一次看剧本，最初的选择，不外乎在于这个基本字不多，可以短时间内看完。比较惭愧的来说，我并没有看过戏剧。（小伙伴快带上我这个戏剧白痴去看演出吧），所以要评价有点牵强。
但是，对于小白来说第一次拿到《玩偶之家》这个剧本，是没有太多问题的，故事比较吸引人，不会因为晦涩难懂或者人物太多而出现想放弃的想法，而故事最后的转折对于我来说感觉铺垫不够多，突然之间，娜拉的智慧之火就燃烧了，突然之间就要出走了，感觉有点太突然了，这对于通常以小说阅读的我来说，至少也应该三到四个章节的转变，但可能就就是话剧的特点，这个突然的转变需要演员很好的在前面进行铺垫吧，本周有空我去看看哔哩哔哩上的话剧揣摩揣摩。
2、女性的觉醒
如果把易卜生放在当代，就这一部话剧他应该就肩抗女性崛起话题大V，话剧中两位女性角色，一位清楚自己要什么，愿意为之付出并承担相关后果，一位在迷糊中甜蜜着，然后从甜蜜中恍然清醒。
剧本的故事围绕着女主角娜拉，她在开篇和中篇的浅面向都是一个可爱、热情的单纯女子，但是故事也有伏笔，例如娜拉与克里斯蒂娜的讨论中说过自己并不是生活在蜜罐中的可人儿。
剧本中娜拉的丈夫高升，由此引来的人情世故，而娜拉借钱成为整个故事的引线，最终引爆小家庭中的内核问题。
3、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娜拉最终的决然，并不是突然一声惊雷平底而起。丈夫的态度的骤然改变成了叫醒娜拉的最后低鸣，娜拉对八年婚姻进行复盘，发现自己的状态依旧如在父母之家一般，微笑着表演每一个动作满足家人的全部期待。
那种状态有如浪漫故事的序幕，阳光隐隐灼灼，美好而幸福，但是如果一辈子都如此，或者是幸福，又或者说是不幸。在剧本中娜拉因为借钱而自己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梦醒的机会，从浪漫中清醒，发现那种美好，一无是处。
她迫切的想独立，想有一口属于自己的空气。但，所站的角度，所处的位置，带让她不得不继续表演，终于那一封信解开了完美婚姻与所有浪漫的谎言，那个呼喊着我将拯救你于水火的男人，在水火未来之际变了脸，而娜拉对婚姻复盘的所有立足点都碎了。
4、玩偶
最初我以为玩偶之家里面所有的人物都是玩偶，可是读罢剧本发现明面上娜拉是玩偶，而实际上所有出场人物也全部都是玩偶。
所谓自我的觉醒，到底是什么？难道站在道德的对面与流言蜚语携手共进就是自我的觉醒吗？剧本很戏剧化的创造了一个自我觉醒的克里斯蒂娜，但是真正的觉醒，对自我的认知，远远比剧本的寥寥数笔难以捉摸。
这也许才是作者埋在剧本中的彩蛋，整个《玩偶之家》到底谁才是玩偶。
《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是易卜生在1897年的代表作，教材中说，这本书揭示了资产阶级以男权中心为基础的社会道德的虚伪，提出了妇女的地位及其解放等重大社会问题。我认为不仅，除了这点之外，也可以想到，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转变，女人的地位就变成在男人身后的一个对于社会来讲，不会有太有价值的人。仿佛传宗接代或是打点家事只是女人唯一的使命。我想，对于女性的地位，无论哪个国家也好，在那个笨拙的时代，就注定是牺牲品。
这本书主要写主人公娜拉从爱护丈夫、信赖丈夫到与丈夫决裂，最后离家出走，摆脱玩偶地位的自我觉醒过程。《玩偶之家》曾被比做“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在这个宣言书里，娜拉终于觉悟到自己在家庭中的玩偶地位，并向丈夫严正地宣称：“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以此作为对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传统观念的反叛。
女主角娜拉表面上是一个未经世故开凿的青年妇女，纯洁、温顺的娜拉婚后竭尽全力维护家庭的平和、欢乐，被丈夫一贯唤作“小鸟儿”、“小松鼠儿”，但实际上上她性格善良中有着坚强，为了丈夫和家庭不惜忍辱负重，甚至准备牺牲自己的名誉。更令她痛心的是，真相大白之后，最需要丈夫和她同舟共济、承担危局的时刻，她却发现自己为之作出牺牲的丈夫竟是一个虚伪而卑劣的市侩。她终于觉醒过来，毅然走出“玩偶之家”。
她的叛逆性格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他的天真、热情、乐于助人和追求理想的精神素质却被庸俗的社会和家庭环境蒙骗、熏染了她。是的，她八年的婚姻的“家庭幸福”的彩光遮盖她自己的附庸地位和追求理想的自由。她没有看透过，但是当一系列事情发生在她和她的丈夫海尔茂之间，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丈夫，海尔茂不仅虚伪可憎，而且是个一直看重法律。宗教和道德，但是其目的在于以此作为束缚妻子的绳索和维护以他为中心的家庭关系。这一切，让娜拉终于认识到自己的“玩偶”地位，她不仅否定了不合理的家庭关系，而且对保护这种关系的宗教、法律和伦理道德都表示怀疑。娜拉以作为玩偶为耻的态度和追求解放的决心及果断行为，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男主角海尔茂，是那个时代典型的“伪君子”，他在人面前是那么正直、温柔，勤奋工作、讲究礼教、笃信宗教。多么符合这个时代标志啊，但是其实他真正的面目是一个唯我主义者、男权思想的典范和虚伪道德的化身。他看起来如此爱他的妻子“娜拉”，只是把她最为自己的高级工具用来玩耍。满足自己的内心。
其实娜拉要真正解放自己，当然不能只是一走了之。妇女解放的当然不在于仅仅摆脱或打倒海尔茂之流及其男权中心的婚姻关系。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一语中的.地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因为“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所以娜拉在觉醒之前所以受制于海尔茂，正由于海尔茂首先在经济上统治了她。因此，娜拉要挣脱海尔茂的控制，决不能单凭一点反叛精神，而必须首先在经济争取独立的人格。
她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妇女的解放，必须以社会经济关系的彻底变革为前提。她所梦想的“奇迹中的奇迹”，即她和海尔茂都“改变到咱们在一起儿过日子真正象夫妻”，也只有在通过改造社会环境而改造人的*社会才有可能。从如今的21实际来看，女人作为一家之主并不是没有。对于现在女人来讲，有属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就如同现在依旧很火的《婚姻保卫战》，里面讲述作为一个女子当家做主的看点。三对家庭，女子都看重维护自己的主权地位，但是我们很能看出，她们能够成功维护自己的地位，是因为她们有自己的工作。是的，只是社会地位与经济基础。
我喜欢这个故事的原因，不仅仅是自己有较强的女权精神，还有我一直坚信“女子也可以当家，更可以作为家庭一个重要的之主。”一个家庭光有男人是没用的，因为它是由男人、女人和孩子组成的。缺一不可，更不是把谁最为一种中心而过，平等的看待彼此，就不会有现在所谓的“做父母的与孩子沟通”、“丈夫的专制”、“家庭主妇”、“家庭煮夫”等等。
鲁迅先生说，娜拉出走后，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玩偶之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娜拉和海尔茂是一对夫妻。一次海尔茂病危，为了挽救丈夫的性命，娜拉伪造父亲的签名借得了一笔款项，海尔茂转危为安。几年后，海尔茂升任银行经理，并准备裁退一个职员，没想到这个职员却正好是娜拉从前的借款人。职员以当年伪造签名的事来要挟娜拉，将此事写成信寄给海尔茂。海尔茂看到信后，恼羞成怒，痛斥娜拉让他面临身败名裂的险境。这时，职员却因遇到旧情人而重新燃起生活的勇气，将借据退还给了海尔茂。正当海尔茂庆幸事情已经过去的时候，娜拉却因看清楚自己在家庭中的玩偶地位，离家出走。
娜拉是个可爱的女子。她不再按约定俗成的方式去生活，而是开始问：为什么要这样子生活？这是说人反思生计、习俗和信仰，和男权不是故意相对，碰巧的是当时的经济现状是男人的经济地位高，女人几乎无经济独立性，习俗中“当时没有任何事物比婚姻的契约更神圣”反之的，如果一个中国的男人按照约定俗成的样子娶妻生子，突然有一天问自己：这些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我为什么要这样子生活？最后他发现了自己内心的梦想，决定离开家去追寻，也是同理，和女权主义是不是没有直接联系？突出强调男权和女权，矫枉过正，在实际的社会改革的操作中，更有号召力点，可能更好用点。虽然后果也会极端。
娜拉走出她的丈夫家门的那一刻，才是她成长的真正开始。娜拉之所以出走得那么坚决，以至于可以忍得舍弃她深爱的三个孩子的伤痛，是因为现实让她受到了莫大的伤害，同时也给她上了一课，她要做真正的自己，做独立的人而不是供别人消遣的“玩偶”，直到这时她才为自己所受到的委曲而感到伤心后诲，其中有他的父亲给她的，更多的是他的丈夫给她的。其中很关键的一个原因是她在经济上的不独立。
在经济依赖于她的父亲中能是作为孩子的她，而不是作为一个成人的她。然而现实却没有给她这个机会，出嫁后，她的丈夫海尔茂成了她的父亲在她的生活中位置的替代者，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经济上。她还是一个孩子，没有一丁点的社会经验，也就是说对社会没有一丁点的认识，还保持着孩子式的纯真和任性，不同的是她更懂事了。所以说她的出走才是她的成长的开始，从此她才真正地进入了成人世界，才走进了真正意义的社会上。我想她出走后首先面临便是经济上独立的问题。按照鲁迅的观点，她出走后结果只有两种，要么变坏，要么回到她的丈夫的身边。对于涉世未深的我来，还没有充分的经历和资本来反驳鲁迅的观点。
也许在经历生活中风风雨雨这后，她会领悟到人心的险恶，社会的种种不测。她的丈夫已经给她上了第一课。而能够很好保护自己并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来也是作为一个社会意义上人应拥有的本领，女人也不例外，从某种意义上，处于弱势的女人更应该拥有这种本领，因为只有获得经济上独立、靠自己生存，她们才能获得与男人平等的地位和对话的资本。相反，依赖于男人就为将来的悲剧埋下了种子，所以说娜拉的出走是明智的。
圣诞节前一天，娜拉·海尔茂仍忙于进行最后的采购。因为这是她结婚以来第一个不用精打细算的圣诞节。她丈夫托伐刚刚被任命为一家银行的经理，这样新年一过，他们就不会再愁没有钱花了。她买了一棵圣诞树并为孩子们买了许多玩具。她甚至舍得买一些她最喜欢吃的杏仁饼，虽然托伐并不完全赞成吃这种点心。他非常爱他的妻子，不过，他对娜拉的看法跟娜拉的父亲非常相似，也就是说，都把她当作一个逗人的“娃娃”——一件玩物。
的确，她和丈夫相处的时候有时像个孩子。时而噘嘴板脸，时而软磨硬泡，时而又喋喋不休——因为这正是托伐所喜欢的；没有这些东西，他也就不会喜欢他的玩偶妻子了。事实上，娜拉不是娃娃，而是个女人，有女人的爱情、希望和忧虑。这在七年前就已表现出来。当时她刚生下第一个孩子，托伐害了一场病。医生说他如果不立即出国就会死去。娜拉走投无路。她没法和托伐商量，因为她知道他宁可死也不愿负债。她又不能去找她父亲，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行将谢世的老人。于是，她做了当时惟一能做的事。她假冒父亲的签字向放债人柯洛克斯泰借了二百五十镑，供托伐到意大利去疗养。
柯洛克斯泰为人苛刻，因此娜拉必须变着法子按期还钱。每次托伐给她钱买新衣服和其它东西，她起码要省下一半，而且还要想别的路子去挣钱。有一个冬天她曾为别人抄抄写写，但她始终向托伐保密，因为他一直以为那次旅费是娜拉父亲给的。
柯洛克斯泰在托伐现在担任经理的那家银行里做事。他决心要利用托伐为自己开路。但托伐讨厌柯洛克斯泰并同样下了决心要把他除掉。于是，在娜拉的老同学克里斯蒂娜·林德找托伐在银行里谋求一份差使的时候，托伐的机会来了，他决心解雇柯洛克斯泰而改聘林德太太接替他。
柯洛克斯泰得知他将被解雇之后，就找到娜拉并告诉她，如果他被解雇，他就要毁了她和她丈夫。他还提醒她说，那张假定她父亲签字的借据上的日期却是她父亲死后的第三天。这突如其来的事把娜拉吓慌了；她恳求托伐恢复柯洛克斯泰的职位，但却无济于事。柯洛克斯泰从托伐那里接到正式的解雇通知后写了一封信，信中揭露了伪造签字的详细过程。然后他把信投到了海尔茂家门口的信箱里。
托伐满怀着欢度佳节的情绪。第二天晚上他们要去参加一个化装舞会，娜拉届时将装扮成一个那不勒斯的渔家女，表演塔兰台拉舞。为了转移丈夫的注意力，使他想不到门外的信箱，娜拉在托伐和老朋友阮克医生面前假装练习舞蹈。这时她已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她想到了林德太太曾与柯洛克斯泰有过一段恋情。林德太太答应尽全力让柯洛克斯泰回心转意。娜拉还想到请阮克医生帮忙，但她刚刚开口，医生就流露了对她的爱慕之心，使娜拉无法再谈自己心中的秘密。庆幸的是，托伐答应她舞会结束前不去信箱看信。
娜拉担忧的并不是自己，而是托伐的命运。她想象自己已经死去，被冰冷的黑水淹没；她想象悲痛欲绝的托伐主动为她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并为她而名声扫地。然而现实却与娜拉的想象不尽相同。林德太太答应嫁给柯洛克斯泰并照顾他的孩子，从而说服了他撤回对海尔茂夫妇的指控。但是她也意识到娜拉已面临危机，迟早必须和托伐说个明白。
果然，在托伐从舞会回来看到柯洛克斯泰的信时，危机就爆发了。他骂娜拉是个伪君子、骗子和罪犯；骂她毫无宗教信仰、道德观念和责任感。他宣称她不配培养她的孩子们。他还说她照旧可以呆在这幢房子里，但不再是这个家庭的一分子了！
接着，又收到了柯洛克斯泰的另一封信，说明他不准备对海尔茂夫妇采取任何行动。这时，托伐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宽慰地舒了一口气，又夸夸其谈地说自己得救了。这是娜拉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识了丈夫的庐山真面目：原来他是一个道貌岸然、自私自利的伪君子，在这个问题上根本不把她的处境放在心上。她提醒他说，婚姻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并宣布她要离开这个家，一去不复返。托伐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他恳求娜拉留下。但是娜拉声明她要争取做一个有头脑的人，要去了解世界，一句话，她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而不是满足托伐狭隘虚荣心的玩偶。她走出了房子，毫不犹豫地、决然地砰地一声关上了玩偶之家的大门。
十九世纪后期在欧洲戏剧舞台上，新女性形象的大辩论的发起者是挪威著名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易卜生是现实主义戏剧大师，以社会问题剧而闻名于世，被誉为“欧洲现代戏剧之父”。面向社会，面向现实的人生是他的剧作的最大特点。
写于1879年，它通过海尔茂与娜拉夫妻之间的矛盾冲突，描写了女主人公娜拉从信赖丈夫到与丈夫决裂，最后终于脱离“玩偶”家庭的自我觉醒的过程，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热情歌颂了妇女的解放。
作品从家庭夫妇之间的矛盾冲突来揭示社会矛盾，对娜拉和海尔茂的不同性格，可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作品之中。
娜拉是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倾向的妇女形象。她出身在一个中小资产阶级家庭里，她的父亲并不富裕“钱一到手，不知怎么又从手指缝里漏出去了”。按海尔茂的话说，娜拉的父亲是个“不信宗教，不讲道德，没有责任心”的人，实际上是个比较讲究实际，忙于谋生的人。这种家庭环境，无疑对娜拉的成长有一定的影响。娜拉受过资产阶级学校的教育，善歌善舞，天真烂漫，容易满足于个人小天地里的幸福生活，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她不同于大资产阶级的妇人、小姐，追求不劳而获的靡烂生活，她不希望过寄生虫的生活，为了补贴家庭费用，她做针织、绣花以及抄写之类的工作；虽然有时“累得不得了”，但她“心里很痛快”。娜拉的这种不厌工作，乐观知足，热爱生活的性格，同她的家庭出身是有密切关系的，她同情社会上的受害者、不幸者。对阮克医生的不幸，娜拉伸出友谊之手，表示深切的同情。
娜拉身上更为可贵的品质，就是倔强，不肯向恶势力屈服。从外表看，人们以为她是个无忧无虑的人，其实这是误会。她对林丹太太说：“你们都以为在这烦恼世界里，我没经过什么烦恼事？”实际不是这样，她也有“烦恼事”，如家庭经济困难，要借钱为丈夫治病，借了钱要想尽办法还债等等，但她从不垂头丧气。还是很积极、乐观。债主柯洛克斯太利用她的借据上的假签字，对她进行威胁、恐吓，她没有丝毫软弱的表现。为了救丈夫的命去借债，债主威逼她，她仍然不把事情告诉丈夫，自己坚定地准备承担一切责任，为了保全丈夫的名誉，甚至决定自杀，所有这些都是娜拉倔强性格的表现。娜拉这种坚强不屈的精神是她最终同海尔茂决裂，脱离“玩偶家庭”的性格基础。如果是一个软弱的女人，即使认识了丈夫的恶劣品质，要采取与丈夫断绝关系的行动，往往也是不可能的。
娜拉毅然决然地同海尔茂决裂，更主要的是有她的思想基础。现实生活教育了她，使她不仅认清了海尔茂的丑恶灵魂，而且也认识了现实社会的不合理。娜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道德、宗教、法律等问题的看法，跟一般资产阶级庸人如海尔茂之流的见解是不相同的。“醒悟”后的娜拉，对资本主义社会持敌视态度。当海尔茂说她“你不了解咱们的社会”时，她激昂地回答说：“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我知道大多数人赞成你的话，并且书本里也这么说。可是从今以后我不能相信大多数人的话，也不能一味相信书本里的话。”对于麻痹人民的精神鸦 片——宗教，娜拉更不会把它放在眼里，她宣称：“我真不知道宗教是什么。”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娜拉深受其害，更是深恶痛绝。“国家的法律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样我不信世界上有这种不讲理的法律。”娜拉的言语显示了她是一个具有民主思想倾向的妇女。她同海尔茂决裂的行动是她用民主思想进行反抗的必然结果，尽管娜拉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作者通过塑造娜拉这一鲜明的妇女形象，表达了中小资产阶级妇女要求自由独立，维护人格尊严等思想愿望，并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表现了某种程度的怀疑、否定和批判。
易卜生通过海尔茂这个反面形象，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婚姻、家庭的虚伪，以及伦理道德和法律宗教的不合理性，揭露了资产阶级的丑恶。在他的一剧中有一句名言：“道德衬衣有一股霉味——好像死人穿的寿衣。”
妇女向来是受压迫的，在封建社会里，她们是丈夫的奴隶，受尽种种虐待，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妇女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她们做为丈夫玩乐消遣的工具，仍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妇女反对做玩偶，要求做个自由独立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个极其平常也极其严肃的社会问题。飘然而去，也只是要“救出自己”。
的深刻意义远远超出了对海尔茂这样个别资产阶级庸人的揭露和批判，它使资本主义社会的辩护士们大为惊悚。他们认为娜拉出走是大逆不道，并对易卜生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他们辱骂易卜生破坏了欧洲“善良的家庭秩序”，是一个败坏道德的作家，并要求禁演。在此情况下，易卜生愤笔疾书写出了另一社会问题剧，通过阿尔文太太沦为旧礼教、旧观念牺牲的过程，有力地驳斥了资产阶级社会对他的无耻诽谤。因而，从这里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易卜生的社会效果是多么的强大，他在剧中所提出的社会问题又是多么的尖锐和深刻。
娜拉的出走，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是，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她的这一行动又是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由于阶级、社会、环境的局限，易卜生不能，也不可能为他们思索的人生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为妇女的彻底解放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由于挪威社会生活的不发展，丑陋的小资产阶级的现实显示给他应当避免什么，但是不能够显示应该往哪里走去”。所以娜拉虽然离开了海尔茂的“玩偶之家”，但是却逃脱不出那个制造“玩偶之家”的、不自由的、黑暗的社会。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但是，易卜生在展现生活和揭示人物命运的过程中，能够以发自内心的力量，把他所思索的人生问题深深地打入观众或读者的心里，让人们在回味中咀嚼其中的含义，思考和探索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