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随即被关上了，把他所有的朋友，所有的亲人，人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全都关在外面了……”这是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既像在批判主人公的丑行，又像在暗示这社会的腐败。
终于因为杀人而被推上了电椅的克莱德，现在是否在忏悔。其实，一切的一切我们都不能怨他，只能怨美国当时的局势，终于造就了这条卑贱的生命。也许，是因为穷怕了，苦怕了，被欺辱够了，所以不想再回去。也许是因为上流社会，所以才导致了他的堕落。
时局是不允许公平存在的，以前也是，现在也是，永远都不可能，只因为有了三六九等这条无理取闹的等级制度。富人花天酒地，肆意挥霍着钱财，那些有钱人后代的小傻瓜每天举办着宴会，醉生梦死。穷人，奔波了一辈子，都没有可以避寒的冬衣。
克莱德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生在了一个信仰耶稣的家庭里。可是上帝又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正如克莱德在结尾的时候在心中问自己：真的有上帝吗?
小时候他撒着谎，怕母亲跟自己要钱，每天只知道上街说教的父母，根本就不给他学习，甚至根本没有想起来。他好不容易找到了养活自己的工作，并有了稳定的收入，而私奔被抛弃而回来的姐姐因为有孩子，又不得不花钱。
他喜欢编造谎言，在撞死了一个小孩之后，在被女人耍弄之后，他逃到了叔父所在的城市，并且通过叔父，在叔父的工厂里找到了工作，又因为叔父的提拔，成了打印间的负责人。从这里起，终于成了一切灾祸的源头，因为他在这里见到了罗伯塔。
他因为了吉尔伯特长得一模一样，又因为比吉尔伯特优秀出众，很快得到了桑德拉的垂青，并在她的帮助下，进入了有钱的青年人的社交圈，并且赢得了大家的尊重。而罗伯塔怀孕，成了他成功的最大绊脚石，因为他已经准备和桑德拉结婚并且靠其进入上流社会过真正有钱人的生活，可是罗伯塔成了他的包袱，而就在此时，他为了摆脱罗伯塔，在和她旅行的途中，将她推下了水，淹死了她。
可是事情败露了。法官梅森不管证据够不够，为了通过此事升官，竟不管证据充分不充分，直接将其推入了死囚牢，最终年仅23岁的他被送上了电椅。
《美国的悲剧》通过克莱德的腐化堕落、犯罪以至最后毁灭的过程，深刻地揭示了美国“文 明”的实质， 戳穿了美国“民主”的神话的罪恶。正如作者自己在《答记者问》中所说：“这本书整个讲来是对（美国）社会的一个控诉。”“小说之所以得到成功。并非因为‘它是悲剧’，而是因为‘它是美国的悲剧’。”
之所以说“它是美国的悲剧”，是因为克莱德的极端利己主义，完全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必然结果。小说告诉我们，克莱德并非天生的恶人，惯做坏事的青年，他从追求物质享受到追求女性、玩弄女性；从渴望伯父提携到削尖脑袋企图钻人上流社会； 从自私自利到走上杀人的道路，社会对他起了很大的作用。冷酷的现实造就了克莱德的自私和卑鄙，社会的悲剧酿成了个人的悲剧，于是谋杀把他的悲剧推到了顶峰。可见，作者所谓美国的悲剧，就是美国社会阶级鸿沟所造成的悲剧。然而，个人的悲剧更是社会的`不幸。克莱德悲剧既成事实之后，法官和律师、民主党和共和党又利用了他的犯罪演出了一出追逐私欲或一党之私的 “好戏”。这样一来，社会不只是悲剧的承受体，而是悲剧的主体，社会虚伪的反映，加深了克莱德悲剧的意义，克莱德的悲剧又引起更深范围的社会性悲剧的暴露。
《美国的悲剧》的悲剧意义还在于它摆脱了古典悲剧的“崇高风格”，由“平凡性”代替了“非凡性”，在美国重建了悲剧美学的范畴。与前辈作家亨利·詹姆斯和豪威尔斯等人的 “斯文”的“现实主义”不同，它打破了那种裁剪得整齐的世界图景，写了向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丑事和惨事。主人公克莱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人物，他出身卑微，生长在一个受庇护于教会的街头家庭唱诗班，过着贫困与乞丐无异的生活。他没有天赋，没有文凭，也没有技术，没有进取心，也没有品格修养的追求，有的只是一般人的那种对金钱美色的渴望和对社会地位的追求。他性格软弱，遇事迟疑不决。“普通”二字决定了他对命运选择的道路。不甘普通而又挣脱不了普通人的悲剧，决定了他命运选择的失败。这种选择和失败不是个人气质上的缺陷作怪，而是综合因素，特别是“普通人”的命运所决定的，是社会所决定的。这样就使克莱德的悲剧带上了普遍意义。《美国的悲剧》这种“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由“压抑感”折射后的崇高、庄严的哲理趣味。这又使小说的悲剧意义的内涵得到了扩展。这种悲剧意义的多重性使小说产生了令人叹服的力度。
评论家们经常用“力量”这个词来概括德莱塞的这部代表作品，德莱塞超过其他美国现实主义作家以及他自己的其他作品的，就是这部作品所具有的来自生活实感的力量，就是真实再现了美国悲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