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大概从初中学世界历史的时候就知道了。法国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卢梭的代表作，提出了三权分立的思想，后来美国独立革命吸取了这样的思想。当时卢梭写这本书的时候估计没有料到这本书竟然对世界的局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一定程度推动了世界格局的变化，也把他的名字刻在了世界历史上。
这本书我将其看做是议论文，立论清晰，论证方法多样，逻辑严密。我想，如果当初学习议论文选取其中的一个小篇章的话，什么是议论文对我们而言就简单得多。在论文中，多次运用了驳论、例子论证的方法阐述自己的观点。驳论运用得无懈可击，他多次反驳格老秀斯的观点。举例为证，卢梭说“有时候人们可以消灭一个国家的政权，但不消灭那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成员。由此可见，战争不能产生与它的目的无关的权利。”格老秀斯不承认这些原则。同样，格劳秀斯认为，人们可以把自己奉献给一位国王。卢梭这样反驳：照格劳秀斯的说法来看，人们在把自己风险给国王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了……该书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还运用了例证法。他用一章的文字论述了罗马人民大会，对罗马人民大会的缘起、组织架构、实施方式、发展情况做了清晰明确的阐述，指出共和制和贵族制的弊端，想要指出当今社会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式。
这本书成书于1762年，两百多年过去，激励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经典就是，什么时候看都不会过时的书。书中提到的很多想法，至今仍然没有实现。“自由”“平等”“主权在民”今天这些仍然是世界上各国人民努力想要得到，或者努力想要捍卫的基本权利。在论文中，他努力想要找到一个能把法律置于一切人之上的政府形式，后来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互独立算是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最初解答的模型。
关于平等，他说，虽然人与人之间在体力和智力上不相等，但由于公约和权利的保证，他们人人都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公约和权利的保证，人人平等这个结果最后就没法实现。这种公约和权利在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表现形式未必相同，但是人们生来追求自由和平等的这种观念的心境却是切实的。两百年前对平等就有这样的见解，让我们现在许多人都觉得汗颜。在社会日渐开明和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很多公民开心自己一出生就拥有卢梭口中的平等，其实这种平等未必得到了真正的实现。不得不承认，在社会日益前进的过程中，这种相对平等范围在不断拓宽，两百年来公民的努力有一定的效果。
卢梭醉心于公民治理国家。公民治理国家的前提是有相同的公意，他认为，公意始终是公正的，永远以公共的福祉为宗旨。其次，公民还要有投票权、发言权、提案权、分议权和讨论权等。如何投票如何选举，他推崇罗马共和国的做法。其实，一个国家如何治理，这个跟该国家历史发展、经济政治基础、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卢梭的一些想法很有建设性，却未必适应有些国家。而且，历史证明，大家对其也是选择性的接受。这本书不同时候看总是能给人一些启发，其中一些观点总觉得有种魅力，引发你去思考自己生活的时代，每个时代不同，所以才能常常出新。
《社会契约论》全书分为四卷。依据伏汉（C·E·Vaughan）本的注释，第一卷讨论的是人类怎样由自然状态过渡到政治状态，以及公约的根本条件是什么；第二卷讨论的是立法；第三卷讨论的是政治法，即政府的形式；第四卷则是继续讨论政治法，并阐明巩固国家体制的方法。我在写作本文时阅读至第三卷第一章，以下就这已阅读过的半部书来谈谈自己的感受。
卢梭在第一卷里便开宗明旨地提出了“人生而自由”这一观点。他认为奴隶制是很荒谬与不可思议的，因为没有一个拥有健全理智的人会去无偿地奉献自己。同时他驳斥了格老秀斯和其他一些人从战争里籀引出奴役权的观点：他认为战争只能是国与国之间的一种关系，一国的成员为了摧毁敌国而杀死敌国的成员，而一旦当对方放下武器投降后，就不再是敌人了，于是别人也就不再对这些投降的个人再握有生杀之权。所以那些认为在战争中能够以别人的自由来赎取对方生命的看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在论述完以上这些观点后，卢梭提到了这本书最核心的一个论点，即存在着一个社会公约。对这个社会公约，卢梭认为是与“人生而自由”的观点相一致的。人们在签订社会公约后并未改变其自由的本质，而是将原有的自然属性的自由转化为了社会属性的自由。何谓自由？卢梭的原话是“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我赞同这一看法：当人类在原始社会凭着最原始的欲望而行动时，并不是完整的自由，那是卢梭谈到的“天然的自由”；而当人类真正有了理性，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志来给自己设定一个限制并加以遵守时，这时的人类才是真正获得了自由。那是一种可以完全掌握自身的欣喜，是为了人类不再是被原始欲望驱动的动物的欢愉。
当然，卢梭似乎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一些认识的矛盾。在本书第三卷第一章里他写到：“国家越扩大则自由就越缩小”。照我看来，这似乎是又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反认为遵守法律是不自由的。这也许是个悖论，因为人们真的很难去界定自由与不自由的界限，这也是数百年来思想家们争论的缘由。
卢梭很推崇公意，他甚至认为公意是绝不会犯错的。我在最初阅读时就感到很困惑，觉得这样“迷信”公意会酿成“多数人的暴政”。可卢梭先生之后就给出了解释，他认为公意不是众意，两者有很大的区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利益，而众意则是指着眼于私人的利益。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公意并不会造成“多数人的暴政”，因为尊重公意并非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至于如何表达公意，卢梭认为最好是国家内没有派系的存在，如果难以实现，那么退而求其次应该尽可能繁殖派系数量并防止它们之间的不平等。在我看来，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道理，即一切的民主自由建立的基础应该是制衡。
我以前对民主的概念很模糊，似乎投票选举就是民主。但事实上，在某一个集团特别庞大的情况下，投票反映的只是某一个集团的意志。这种个别意志就会掩人耳目地成为了公意，并且对全体成员施以影响。这样的情况下，民主只不过是幌子，而丝毫没有给人们带来实质的好处。所谓制衡，则是能让少数派、能让所有人发出声音，能像卢梭说的那样，防止一个集团独大。当各种意见缤纷多彩汇聚在一起，这时候再全面加以考虑，才能够真正得到公意。这个过程显然耗时长久工作量巨大，这也就是真正的民主国家为什么办事效率不高难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关键所在。
卢梭先生还谈到了法律，他认为法律即公意的行为，也就是说法律就是公意的具体表现。至于立法者，卢梭认为那应该由一位（或许是几位）“非凡人物”来担任。他不赞同号令法律的同时还号令人。所以照我看来，在我们国家，国务院依照法律赋予的权力来制定的行政法规是不应该称其为法律的。因为那不是公意的体现，难以贯彻公正的原则。而反过头来看我国的立法工作，立法是由全国人大法工委来进行的，但是制订过程中却存在国务院各部委的力量角逐。一部法律的最终诞生，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内容受到了行政力量的干扰，这里面体现的也不是公意，而是政府中的部门利益。
在第二卷里，卢梭先生花费了很大的篇幅去论述人民。针对之前对立法者的论述他进行了补充，他并不认为立法者单纯从“好法律”的角度去立法，而更应事先考察他要为之立法的那些人民们是否适宜接受法律。他说：“大多数民族，犹如个人一样，只有在青春时代才是驯服的；他们年纪大了，就变成无法矫正的了。当风俗一旦确立，偏见一旦生根，再想加以改造就是一件危险而徒劳的事情了”，我们中国最引以为自豪的即我们是千年文明古国，殊不知这绵长的岁月里我们亦是积累下了无数的偏见。时至今日，我们再想要抛开历史的包袱重建一个民众能够接受的全新法律体系，恐非易事。
在第九章论人民（续）里有这样一段话：“距离愈远，行政也就愈发困难，正好像一个杠杆愈长则其顶端的分量也就会愈重。”卢梭之后还提到了同一个法律难以适用于不同的地区，人民会对自己庞大的国家里那些永不见面的陌生同胞公民们缺乏感情。我很认同卢梭的这一观点。在我看来，中国的国土面积如此广阔，各地的风俗习惯又各不相同，既然我们可以设置民族自治区、自治州乃至自治县、乡，为什么不可以推行联邦制来赋予地区以更大的自主权呢？我依稀记得有人说中国若是推行联邦制，那国家马上会肢解崩析。这是种完全没有理论依据的看法，当初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时还有人提是资本主义复辟，而今我们再去看这样的论调，是否显得可笑呢？其实这样的讨论早在清末民初便存在，当时关于“联省自治”的思想以及广东陈炯明的民主联邦制方案，都属于这其中的内容。我并没有对这一问题有更深入的思考，但对这样的想法提出感到很欣喜，这似乎为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提供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卢梭的观点亦有我不以为然的，譬如他对“好政府”的论述。他说“在其治下公民人数繁殖和增长最多的，就确实无疑地是最好的政府”。我以为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片面。因为在第一卷第六章里，卢梭是认为公民、人民、臣民、主权者这些概念都是相互通用的。若是这样，仅以尽可能多地繁殖人民数量那么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责，那政府实在是太轻松了。除非将公民这一概念严格定义，认为其所指的应该是具有社会担当、明确个人权利义务并能积极参政议政的个体。一个国家的政府能不依靠外力，自我培养和吸引进入尽可能多这样的人，那才算是一个好政府。
《社会契约论》分为四卷，第一卷论述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契约。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秩序并非来源于自然。社会秩序来源于共同的原始、朴素的约定。当自然状态中，生存障碍超过个人所能够承受的地步，人类就被迫改变生活方式。人类不能产生新的力量，而只能是集合并形成力量的总和来克服生存的阻力。解决办法就是形成一个约定，使每个人都把自身的能力置于“主权者”的指导下。主权者是尽可能包括最多社会成员的、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共同体中的约定对于每一个成员都是平等的。
第二卷阐述主权及其权利。主权是公意的运用，不可以转让，不可分割。主权由共同利益所决定和约束，籍着法律而行动。法律是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公意的行为。立法者的存在就是必要的。然而本身并没有权力只是指导者。他们起草和提出法律建议，只有人民自己才有权设立法律。
第三卷阐述政府及其运作形式。政府是主权者的执行人，而非主权者本身。政府中的执政者只是受委托来行使行政权力。世上主要存在着三种政府形式：民主制，即由全体或大部分人民治理；贵族制，由少数人所治理；国君制，由一人治理。结构单一的政府是最好的；实际上政府都是混合形式的，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其他形式。没有一种政府适用于一切国家，但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必须与其人民的特点相适应。
第四卷讨论几种社会组织。公意是不可摧毁的，通过投票来表达。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选举模式，例如：人民大会、保民官、独裁、监察官等。每个公民都应该有一个宗教，只要他们的教条一点都不违反公民的义务。
一个理想的社会建立于人与人之间而非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卢梭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卢梭声称，一个完美的社会是为人民的“公共意志”（公意）所控制的，虽然他没有定义如何达成这个目标，但他建议由公民团体组成的代议机构作为立法者，通过讨论来产生公共意志。社会契约论的主要表述是探究是否存在合法的政治权威，“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他所说的政治权威在我们的自然状态中并不存在，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社会契约。在社会契约中，每个人都放弃天然自由，而获取契约自由；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只有每个人同等地放弃全部天然自由，转让给整个集体，人类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约自由。他阐明政府必须分成三个部分：主权者代表公共意志，这个意志必须有益于全社会；由主权者授权的行政官员来实现这一意志；最后，必须有形成这一意志的公民群体。他相信，国家应保持较小的规模，把更多的权利留给人民，让政府更有效率。人民应该在政府中承担活跃的角色。人民根据个人意志投票产生公共意志。如果主权者走向公共意志的反面，那么社会契约就遭到破坏；人民有权决定和变更政府形式和执政者的权力，包括用起义的手段推翻违反契约的统治者。
总而言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社会的发展起过重大的推动的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理论上本身的缺陷。他之谓“我要探讨的是权利的道理，而不是事实”，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得到理解，但是这种唯心的论证方法，显然还是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此外卢梭还有一个地方存在严重的思维混乱—“主权者”。有时它指全体人民的集合，有时指国王或君主，有时则指立法机构。其实，这三者是不同的主体。人民的整体，构成主权者。立法机构，是由人民中间选出的代表组成，代表全体人民执行立法职能。国王或君主，或总统，以及政府，都是人民的代理人。正因为存在这个混乱，卢梭在统治与代理的问题上也存在混乱。所以他有这样的说法：统治者的统治要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和认可。其实，依据他的基础观点，也是我所同意的观点，必然得出国王或君主或总统仅仅是人民的代理人而已。
在中国不平等的现象也是十分普遍的，性别不平等，职业不平等，贫富不平等，权利的不平等……这无数的不平等似乎在向我们说明这个社会存在非常深刻的矛盾，尤其是现在的“富二代”“官二代”现象，更是深深刺痛国人的眼球。“人生而平等”成为了一句充满讽刺意味的空话，而“人生而不平等”才是这个社会的至理名言！人生而平等，人事实上又是不可能完全平等的。完全的出身决定命运，就是种姓制度或者“血统论”；而完全铲除出身的作用，实际上也只能衍生出新的不平等。但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自有其特殊内涵。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一方面是反映社会垂直流动的程度，或者说公职和职位向所有人平等开放的程度，正所谓“举贤不避亲”；另一方面是二代之间的沟通问题。在二代标签的背后，是这个社会早已弥漫的仇富、仇官心理的进一步放大。这种放大已经发生质的变化：人们日益担心，社会的优质资源将日益被少数人垄断，大部分人会失去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而这正是任何一种极端思潮诞生的社会土壤：以极端的方式重新洗牌。
自从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各种划分版本就层出不穷。和严谨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划分不同，类似“富二代、穷二代和官二代”的划分实际上是网络舆论对于直观社会现象的反应。尤其是在就业和谋取更好职位的时候，当更追求职业前景激励的年轻人在关系、家庭资源、甚至是行贿竞争等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一种“出身决定命运”的悲观情绪势必会蔓延。而当看到其他的人在享受到父辈积累的财富和人脉资源的荫庇，却又自认为理所当然，摆出一副傲慢姿态的时候，不平、不满和愤恨的情绪就会滋长。
究其根源，我认为自从实行“让一部人先富起来”之后，代际之间的公平问题就迟早会出现。这个政策的出发点很好，但是却没有达到它真正的目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错，但是接下来应该“让先富带动后富”这点却没有做到！先富起来的人抢占了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官本位”思想的根深蒂固，再加上社会保障体制严重缺失，让贫困的人们无法获得同样的发展机会，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的不平等现象。资本和劳动的分配严重失衡，这直接影响大多数普通人的收入水平；土地和资源带来的暴富，以及土地和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由于政府公共物品服务方面对于民众起点公平的保障严重不足，个人和家庭为此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比如为了孩子读书条件好一点，或者承受高房价，或者承受高昂的择校费）。等到要“还债”的时候，相关的人们也不得不加入到对于稀缺性资源的寻租大战中去。没有“公平正义的光辉”，最终的可能结局只能是“丛林的战争”。
之所以如此关心二代现象，我想恐怕还是因为资源分配不公日益固化，在社会代际之间遗传，社会断裂得不到有效弥合。本来年轻意味着新锐和突破。但现实也昭示体制的力量更大。中国最严重也最需解决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才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只有挖去陈腐已久的计划经济残存的“毒瘤”，中国的社会发展才能走上健康向上的道路，一切的一切才有可能完全解决。但是现在缝缝补补的小动作是无法撼动旧有的体质的，只有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革才能打破一切。但是上层的既得利益集团会让这种有损于自身利益的改革实现吗？从目前的改革动向来看希望不大，个人在其中能起到的作用实在是太渺小了！难道真要等到一切矛盾激化到无以复加之时，政府才能下定决心吗？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我读了几遍，与霍布斯的《论公民》相比，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显得逻辑性更强，观点更鲜明。
开始读《社会契约论》的时候，觉得似乎很简单，但读了一阵后才发现读懂不那么容易。表面上看该书的结构十分简单明了，且每一章节文字并不多。但读懂其中逻辑关系却非易事。为了读懂卢梭，我还读过李平沤写的《主权在民Vs“朕即国家”——李平沤解读卢梭<社会契约论>》以及相关的一些参考书。
一旦读懂之后，对卢梭的感觉又回到开始的状态，他的观点十分鲜明，简单。与他人连篇累牍的政治学论文相比，他的文字不算多，写作的时间也不算长，仅有短短的两个月时间。而李平沤的书更是集其精华，真正介绍卢梭内容的文字更是少了一半，非常适合时间较少又想了解卢梭的人士阅读。
卢梭是十分伟大的，他集社会契约思想的精华而为《社会契约论》，他的思想中的许多内容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借鉴的。
卢梭的许多观点或者其主要观点我是同意的，现在凭记忆记录下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主要观点：
1、理想的社会建立于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而非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对此，我的理解是，若将“契约”一词改为“合作”，可能更符合社会现实。因为人们一般对契约的理解多着重于商业的契约，并且是价值相等的交换性的契约为主。用合作则可以避开一定要等价的思维框架。此外，也可以用来回击一些人对社会契约论的攻击，他们声称，并没有看到谁来签订契约，社会契约何来之有？
2、卢梭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卢梭的时代虽然有共和国，而且卢梭当时也是日内瓦共和国之公民。但当时国家形态的主要模式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故卢梭有此观点问世。我个人认为，若不提出这样的观点，而是明确提出政府是公民的代理机构，国王或总统是公民的代理人的观点可能更容易解释他的逻辑。在政府是公民代理人这理观点之下，国王或总统的权力必然必须得到人民或公民的认可。当然，他们失职也应当受到人民的弹劾。
3、卢梭声称，一个完美的社会是为人民的“公共意志”（公意）所控制的，他建议由公民团体组成的代议机构作为立法者，通过讨论来产生公共意志。这符合古代到现代人们关于民主统治的观点，亦我是所赞成的。事实上，在当代民主制度较为发达的美国，许多公共事务都是由人民或公民选出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进行管理，在美国，管理港口有港口管理委员会，美国9。11被炸毁的摩天大楼就是属于纽约港务局的财产，而该局亦是由一个委员会进行管理。管理贸易有贸易委员会等。管理某个地方路政可以有路政管理委员会，等等。
4、由全体人民组成的整体是一个政治集体。在政治上，从对外的关系上，它是主权者，也就是国家。主权者可以是人的集合，国家则是现在政治学上集地域、政治关系等的复杂体。
5、政府的行政官员是主权者授权的。他们做事必然符合公意，也就是全体或者至少是大多数人的利益。
6、人民根据个人意志投票产生公共意志。
7、主权者是尽可能包括最多社会成员的、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共同体中的约定对于每一个成员都是平等的。共同体就以这同一个行为获得了它的统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共同体可称为“国家或政治体”，至于结合者就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
8、如果主权者走向公共意志的反面，社会契约就遭到破坏；人民有权决定和变更政府形式和执政者的权力，包括用起义的手段推翻违反契约的统治者。在这里，卢梭的逻辑思路有一些混乱，他把由全体人民组成主权者，混同为国王之君主权力，即由主权者赋予其权力的政府的行政机构。但总的含义是清楚的，即，若代表人民利益的君主，或由人民选出的代表来执行管理功能的总统，其所作所为脱离了人民，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人民就有权起来反抗，更换这些代理人。他在这里包含了两种含义。其一是以和平的方式，即定期选举的方式更换自己的统治者，实为代理人。其二是当代理人实际上变人民的统治者，人民就有权力起来反抗，直接更换这些僭权者。
9、人生来是自由的；他们的自由属于他们自己，其他人都无权加以处置。即使他自己，也无权出卖自己的自由而为他人的奴隶。当然，这里所说是指人身的自由，政治上决定自由，财产则是有转让的自由。
10、人生来是平等的，没有人有权奴役别人，也没有人有义务受别人的奴役。
11、与个人的人身自由不可转让一样，主权是的运用，不可以转让，不可分割。
12、主权由共同利益所决定和约束，籍着法律而行动。主权者根据公意制订法律，交由政府代表主权者执行实施法律的活动。政府是主权者的执行人，而非主权者本身。政府中的执政者只是受委托来行使行政权力；他们是主权者的官吏，他们的职能不是契约的结果，而是以主权者的名义行使被托付的权力。他们从主权者接受命令，并将命令转达给国民。主权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限制、改变或收回行政权。
14、民主制不适合人类。卢梭认为，世上主要存在着三种政府形式：民主制，即由全体或大部分人民治理；贵族制，由少数人所治理；国君制，由一人治理。民主制：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民主制需要太多的预设条件和美德，实现全民民主非常困难。“如果有一种神明的人民，他们便可以用民主制来治理。但那样一种十全十美的政府是不适于人类的。”
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第一，政府形式体现出国家权力的所有制，即国家的权力属于谁。贵族制，实质上是国家权力属于贵族。国君制，国家权力属于国王，即中国自秦始皇以来的封建社会的国家结构。民主制，则是国家权力属于全体人民。卢梭认为民主不适合人类，是与他的人生而平等，生而具有一份平等的权利，政府和国王仅是人民的代表人的观点相左的。
卢梭还有一个地方存在严重的思维混乱，“主权者”。有时，他指全体人民的集合，有时指国王或君主，有时则指立法机构。其实，这三者是不同的主体。人民的整体，构成主权者。立法机构，是由人民中间选出的代表组成，代表全体人民执行立法职能。国王或君主，或总统，以及政府，都是人民的代理人。
正因为存在这个混乱，卢梭在统治与代理的问题上也存在混乱。所以他有这样的说法：统治者的统治要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和认可。其实，依据他的基础观点，也是我所同意的观点，必然得出国王或君主或总统仅仅是人民的代理人而已，正如一个股份公司中的总经理。
我认为，民主制度是我们大多数善良的人们所希冀的，所追求的。民主制度的基础是人人自由，人人平等。若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存在着阶级，就是假民主，或者只是部分人之间的民主，比如过去所讲之贵族的民主或现在的所谓“精英”的民主，对广大人民群众仍是专制与压迫。
虽然卢梭一直谦虚地认为《社会契约论》只是自己在以前不自量力从事，而后来又放弃了的一部长篇着作的摘要，是一篇简短的论文。但是我认为《社会契约论》是西方近代史上的一本伟大的思想着作，因为卢梭的这本书最早提出了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即政治权威与法制、民主。
《社会契约论》是一本饱受摧残的书籍。在1762年，卢梭这本着作一出版就遭到禁毁，并且在日内瓦和巴黎被当众焚烧，官方和教会人士也对这本书大加指责，甚至连同一时期的大哲学家、文豪伏尔泰也对这本书持有偏见。但是随着欧洲近代史上的反对君主独裁的民主政治革命的暴发，人们开始承认了这本书的地位和正确性。卢梭可以说是当时唯一一个敢说不让国王掌握主权的政论家，有人去这样评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的问世，在政治理论上实现了一个大的突破，它推翻了国王的宝座，驱散了君主的幽灵，主权在民的新学说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使备受压迫的人民开始觉醒，知道自己才是国家的主人。”对于一本受到这样高评价的著作，我在一个暑假里只能说自己是粗浅的阅读了几遍，我不敢说自己读懂了这本书的精髓，我只能说说自己浅薄的见解。
卢梭的这本书可以说是从两方面写起的，一是民主，二是法制。而通过这两方面的深入论证也提出了这本书的核心问题，即合法的政治权威是否存在。谈到这里，我要说一下自己对于卢梭书中政治权威的理解，卢梭书中的政治权威并不能单纯从字面上理解为政治的权威，而是要引申理解为政治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正当性。因而在自然状态下是不可能存在政治权威的，根据卢梭书中的理论解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一个理想的，合法的政治权威是存在的。卢梭在这个问题上参考了另一位思想家、法学家格劳修斯的理论，在书中对于合法的政治权威是如何产生的，作了如下一种阐述：政治权威是在社会契约中，每个人都放弃天然自由，而获取契约自由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只有每个人同等地放弃全部天然自由，转让给整个集体，才能让人民得到平等的契约自由，而让政府得到了一份合法的政治权威。
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围绕合法的政治权威是否存在，对于民主和法制两方面都有很多精彩的思想存在。首先，在民主的问题上，卢梭在书中主要是对直接民主进行分析说明，这里我们暂且先不谈卢梭观点里对于间接民主认识的局限性，我们仅仅从卢梭对于直接民主的描写和卢梭对民主的推崇就可以看出卢梭对于民主有着先进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所谓直接民主指的是公民通过直接参加政治活动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物的民主方式，这是民主产生的最初形态，也是一种最易于被人所认知的民主。卢梭在书中对于民主制有这样的描述：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我们不能想象人民无休无止地开大会。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卢梭对于民主的认识是很现实的。卢梭认为一个完全的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出现的，卢梭的民主观点与雅典民主实践中体现的民主基本是一致的，其先进性在于对人的民主权、法治、权力制约、公民意识等等思想的分析。局限性在于小国精英式的民主，缺少对于大国平民的民主认识。
那些基本原则或理念一步步发展成为了今天民主建设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尤其是人民主权原则对近现代民主作出的.贡献是根本性的。现实中的代议民主制，虽然能够基本切合当今的的社会经济条件，但依然存在着种种不足，卢梭在书中就指出代议制只能代表“众意”而不是真正的“公意”，众意只是诸多个人意志的集合，并不一定是正确的，而公意则能更好的代表民意，是正确并且不可摧毁的。如果说现代的代议制民主对直接民主制是一个进步的话，它也仍然是在继承了卢梭的基础民主理论，只是通过变换民主的实现形式，从而使民主运作更加切合实际，以此弥补直接民主的实行上的不足。卢梭的民主理论的积极意义是勿庸置疑的，从卢梭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卢梭的理论实际上也代表了人类对民主的完美期待。他使我们认识到完善民主的路途是没有尽头的。真正的民主是极难成功实现的，我们所做的只能是在先人的理论基础上结合实践不断努力，希望民主的光辉最终笼罩人类社会。
如果说卢梭对于民主的认识还是停留在理想性上，是有很多缺陷的，那么卢梭的法制思想则要更具实践性和合理性。卢梭对于法治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就如书中所言“社会公约为政体带来存在和生命；而立法为政体带来意志和行动的能力。”一个社会契约下的社会必须是一个法治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才能存在合法的政治权威，因为合法的政治权威必须是有着诸多限制的，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有序运行和公共意志的正确体现。卢梭对于法治的认识首先是从宪法的设立开始的，卢梭认为宪法起草人“勾画了国家的机构，而不能在此机构中起任何作用”，这体现了卢梭的分权意识，即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分立，这在现代中国也是适用的。不仅仅是宪法，规定人民日常生活的其他法律也应是如此。卢梭害怕权利的滥用最终会导致公共意志被强权所替代，因此对于立法者的要求近乎苛刻。卢梭对于强权的理解很精辟，卢梭解释强权就是强者的意志被体现，谁强大，谁就有权利。因此在强权下，弱者的权利是不被保护的。
那么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呢，除了分权思想外，在书中第二卷第十二章中，我们还能看到卢梭对于理想法律的划分。卢梭将法律分为策划全体秩序的“政治法”也就是宪法，规定公民各种自由权力的“民法”，制裁一切法律的“刑法”，以及刻在公民心中的“风尚、习俗”，卢梭把第四种法律称之为“一个国家的真正宪法”说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用现在的理论来说这第四种法律可以被看为习惯法，是现代法律的渊源之一。其实一开始我不太明白卢梭为什么会如此推崇第四种法律，仔细想想我才明白，卢梭看重的是第四种法律的民族文化性，第四种法律才是每个民族最有特色的东西。
《社会契约论》实在是一本很难读懂的书，他为了证明合法政治权威的存在分别通过贵族制、奴隶制、民主制的分析来论述政治的理论，又通过对于战争、政府、法律、公共意志来论述合法的政治权威在不同领域的存在形态。我限于自身知识的限制，在读这本书时，查找了很多资料，发现不少学者也对卢梭书中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并且指出了卢梭思想中存在的很多局限性。通过对他们文章的了解，我感觉自己对社会契约论的认识被加深了，同时也了解到没有哪个思想家的理论会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在读书中要敢于质疑权威的理论，要用辩证的视角去看问题。在吸收伟大思想家的思想时，要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去甄别哪些是启示，哪些是思想的局限性。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是作者对于其所处的现实世界的映射。这些世界或美丽，或简陋，但是当你读懂作者的一刻却一定是充满感动的，那种感动是灵魂上的共鸣，是无与伦比的魅力。我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就有这样的感动。
我曾经觉得卢梭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物。之所以给我这样的感觉，源于他早年的一篇文章《论科学与艺术》。当时第戎学院有奖征答一个问题，即艺术和科学的复兴有没有改善人们的举止和道德。卢梭的好友狄德罗建议他回答“不”，因为这样的回答更容易得奖。最后，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卢梭在他的这篇征文中，给出的答案是“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没有改善人们的举止和道德”。
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卢梭写到：“在艺术还没有塑成我们的风格，没有教会我们的情感使用一种造作的语言之前，我们的风尚是粗俗的，然而却是自然的；从举止的不同，一眼就可看出性格的不同。那时候，人性根本上虽然不见得更好，然而人们却很容易相互深入了解，因此可以找到他们自己的安全；而这种我们今天已不再能感到其价值的好处，就是得他们能很好地掩饰种种罪恶。”
然而从史料中不难发现，卢梭本人是极爱文学与音乐的。他谱写过音乐作品，撰写过音乐理论，希望成为在音乐领域有所作为。他曾写过一个小文章标题就是《我喜欢音乐》。
卢梭真的是口是心非吗？如果他是这样一个人，那么《社会契约论》的真知灼见，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呢？
卢梭在书写《社会契约论》前，还写过一本《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他在此书中将人类的不平等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自然（生理）的不平等，由年龄、健康、体力以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的不同而产生；第二类是精神上（政治上）的不平等，起因于一种协议。第二种不平等包括某一些人由于损害别人而得以享受的各种特权。
在《社会契约论》里，我认为卢梭其实是针对上述的这两个不平等，设计出他理想中的公约。
首先，他认为公约可以改变自然（生理）的不平等，他说“公约不是摧毁自然的平等，反而是以道德的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社会条约“保全”缔约者为目的，使他们不因为年龄、健康、体力以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不同，而在现实中遭遇不平等。
其次，他觉得要改变精神上（政治上）的不平等，就要改变过去的协议方式，“设计一种人类集合体，以用集体力量来保障每一个加盟的个体和他的财产。在这一集体中，个体虽然和整体联系在一起，但依然自由如初，只听从自己的意志。”
简单言之，我觉得卢梭的社会契约，一方面要在自然（生理）方面，成为所有缔约者的生存保障。另一方面，要在精神（政治）方面，不干涉个人的意志。
得出这样的结论后，我觉得再读《论科学与艺术》就有了一番新滋味。卢梭所处的18世纪法国社会，凡尔赛宫的皇室奢华风气统领着整个欧洲艺术的发展。不难发现，卢梭憎恶艺术，明确的说，应该是憎恶皇室精神（政治）统治下的艺术。他说“今天更精致的研究与更细腻的趣味已经把取悦的艺术归结成一套原则了。我们的风尚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每个人的精神仿佛都是在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礼节不断地强迫着我们。”而另一方面，卢梭喜爱对音乐与文学的喜爱，则是出自于对朴质自然的追寻。他厌恶那些在精神统治下的艺术，他向往在自然中抒情高歌。
于是，我觉得卢梭不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他的艺术观、政治观是一体的，它们都来源于卢梭对于社会的整体认识与判断。
卢梭认识到社会的不平等分为自然（生理）方面和精神（政治）方面。他一方面认为人们不应该在精神方面被统治（艺术不应该被风格、矫饰化），另一方面他认为要用社会契约来改善人在自然（生理）方面的不平等，从而保障人在精神层面能够崇尚自然。
由此我联想到，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时代的文化、经济、政治状况，都是一个不可分隔的整体。特定的经济、政治状况，导致了特定的文化状况；而社会对于文化的认识，也必然反映了这个社会对于经济、政治的态度。
欧洲社会从百科全书式的混乱的18世纪到如今，艺术的面貌已经全然改变。概念艺术、行为艺术的当代艺术概念，一次次成为社会思潮的先锋。我想这艺术面貌改变的背后，是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的深层变化吧。
我想起一个学景观设计的朋友，曾经跟我抱怨，中国现在景观设计追求的简约风格，主要是照搬西方近现代极简主义的风格。但其实我们特别没有根基，欧洲从几个世纪前的繁冗奢华的巴洛克风格，变化到今天的极简主义，是几百年的变迁里，一步步走过来的。我们不懂得蕴含在这精炼的简约线条背后的深刻的历史，而只是基于风格的简单模仿。这必然是肤浅而流于形式的。
我觉得这个有些无奈的抱怨，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当下的社会状况。我们的国家经历的现代化历程，其路径与欧洲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在流行风格上对欧美的模仿，体现出的是这背后，在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现代化过程中的的全方位模仿。困惑的是，我们作为模仿者，到底要模仿什么。就如我的朋友所说的那样，我们不懂得蕴含在这精炼的简约线条背后的深刻的历史，而只是基于风格的简单借鉴。这必然是肤浅而流于形式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要读卢梭，不是在寻找一个通往现代化和谐社会的“现成”的契约，而是在读他的痛苦和挣扎，反思他对社会的整套想法。卢梭告诉我们，社会的公约是基于人的自然（生理）的基本保障，社会公约不能干涉个人的精神（政治）意志。我想这是基础，不同的社会各自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其不同的发展路径寻找现代化的道路。
那么，我们的社会读透卢梭没？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思想有几分在中国？
我想起前几天一个朋友从日本回来，聊起日本当下的文化发展。觉得各种稀奇古怪、甚至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人在当做职业非常认真的弄，而且竟然弄得很好，只要有需求，无论多古怪，都会有相应的东西来满足（比如为宅男创造的午夜动漫和咖啡厅）。相比之下，中国要保守得多。主旋律艺术的色彩非常浓厚，主流和非主流的意识非常强烈。
虽然这种当下文化上的差异没有孰对孰错，但我觉得从中还是能够体会到，我们的社会还没有读懂卢梭。因为如果我们读懂了，我们的社会有卢梭所述的某种公约，那么我们社会应该会在文化上呈现出没有主流、非主流之分的状态。既然文化是如此，那么社会的其他方面，应该也是吧。
卢梭说：“我们向往自由，但我们带着镣铐。”或许我们应该对这副承载着历史厚重感的镣铐，有更深一点的领悟才好。
18世纪的欧洲，在经历了漫长、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专制之后，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新的生产方式及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一股新的社会思潮渐渐兴起，他们试图在旧的社会体制上建立一个全新的合理、合法、符合人性道德、保障人民权利的社会形态。其中对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就是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在法国大革命中，它曾被大多数革命领袖奉为革命的“圣经”，它成为18世纪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纲领，其“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一直影响到现代社会的各种政治制度。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有两个理论前提：人生而自由、社会秩序神圣，其理论的特点是反对暴力——不管是政府的还是个人的，其要解决的问题是：“把权利所允许和私利所期望的结合起来，使得正义和功利不再分割”。在卢梭看来，“放弃自由，就是放弃了人性，抛弃了做人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在卢梭的思想中，人做为个体显然不是至高无上的，“人生而自由”的理论会产生极端的思想——“任何人都可以认为他是他人的主人”，这样的社会暴力横生，个人自由反而失去保障，这不是卢梭想要的社会。因此，卢梭认为“社会秩序是一种神圣的权利，它是其他一切权利的根本”。卢梭反对用暴力来改变社会制度，他认为“暴力并不带来权利，我们只有义务尊崇合法的力量”。既然社会秩序那么重要，暴力又不能带来权利，那么如何产生一个权威来管理社会呢？卢梭认为，“正因为任何人对他人都没有天然的权力，正因为暴力不能产生权利，所以人类社会任何合理的权威都应建于人民之间的约定”。人类个体通过社会契约形成一个权威——也就是政府，把个体自身必需的部分权利、财产和自由让度给这个权威以便于其管理社会，而通过社会契约所形成的这个权威的最终目的则是保障契约各方的生存。这是卢梭描绘的最为理想化的民主政治的社会模式，而这种社会模式之所以可能存在，是因为人类的共同利益形成了社会紧密的纽带，“统治社会也只有以这种共同利益作为基础”。在这里，卢梭把当时政权两大流行要素——暴力和神授从组成政府的基础中剔除了，当时的欧洲政府在理论上一下子全部变成非法的了。
按照卢梭的观点，社会契约下的社会必须是一个法治的社会。“社会公约为政体带来存在和生命；而立法为政体带来意志和行动的能力”，形成的契约必须有一系列强制执行的社会准则来规范缔约各方的行为，以保护契约各方的公共利益，保障人民的自由和平等，使契约得以执行。卢梭认为人民必须遵守法律，这是一种责任是一种义务。他认为“在本质上，履行这些责任的个体在为他人服务的同时也在为自己服务”。但是法律的约束也不是无限的，“每个个体对那些一般约定留给自己的财产和自由拥有完全的支配”，这也许是现代“法律未禁止的即是合法”的思想的哲学阐述。由于法律给了政府管理人民的强制权力，为了防止政府违背人民意愿，滥权、越权，卢梭提出了一系列分权的政体设计。他对宪法起草人一系列近乎苛刻的描述，表明了他对政府滥权的严重的担心和立法、行政、执法分权的思想。卢梭认为宪法起草人“勾画了国家的机构，而不能在此机构中起任何作用”，“因为，治人者不能制法，反之，制法者也不能治人；否则，他的法律就会为他的私人情感控制，往往要维护他的不公，他也就永远不能防止其制法工作为其个人目的所沾污”。不光是宪法的起草，日常法律的制定也是这样。卢梭认为，“法律是公民集团的准则，由法律联系的人民本应该是法律的制定者”，“勾画草起法律的人不能也不应有立法的权力”，“立法权力必须也只能属于人民”，政府只是社会公共利益和权力的代理人而已。卢梭对于政府官员的描述，与现代的“公仆论”相当一致，他说：“行政权力的掌握者不是人民的主子，而是人民的雇员；人民可以在任何适当的时候对其任命或罢免；他们是被要求服从而不是达成契约。”在卢梭看来，政府官员甚至不是社会契约方，自然也不具备立法的资格和权力。
总的来说，卢梭的政治理念属于民主政治的范畴。但是卢梭对现实政治的考虑显然不是民主主义者，由于受到当时的技术水平的限制，卢梭不认为有真正的民主社会存在，他甚至认为大国适合君主制，这到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思想一致。他认为真正的民主政府只可能在小国寡民中实现，在其他情形下“民主政府或群众政府比其他形式更可能出现内战和动乱”。困扰卢梭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技术上的，另一个是教育上的。他认为民主政府的立法决策必须通过公民大会才能决定，这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不可能经常实现的。另外卢梭认为，美德是共和国的基础，但“并不是说人民的所有决定都是成熟的。我们当然都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但是我们可不能保证总是看到这种好处。人民是不会腐败的，但她可会受到蒙蔽，此时的她，好像总是见坏就上”。实际上困扰卢梭两个问题也是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基本问题，一个是要有足够的技术水平保证人民的意志能够充分在国家意志中体现，另外一个是人民必须有民主政治的理念和符合民主政治的道德水准——这是社会教育的问题。正是担心人民的道德水准，卢梭才会造出一个“宪法起草人”，并赋予他神一样的境界。他是这样描述宪法起草人的：“找到适合一个民族的社会规范需要的是超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