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五百年来谁著史》，比较之前读过的《金融的逻辑》，陈志武只看到“官民对立”，而看不到韩毓海说的“官吏对立”，所以他才会说政府有钱不如民间富有，但他的一些说法和建言，恰恰不会让底层小民富有，反而是助长了地方势力和利益集团。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新左派的理解和建言更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
《五百年来谁著史》是从金融与历史角度讲述明清500年兴亡的大事件，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韩毓海说，宋、明、清之体制，官常有升迁、有调防，而吏却是永不升迁、无调防，这势必造成久居地方的“吏”，成为最大的地方势力和利益集团。中国的体制问题是“官”管不了“吏”，而不是“官民对立”。
又读《从历史看时代转移》，许倬云分析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谈到宋朝的政治，他说：“宋朝的文官人员分为两类，一类是‘官’，另一类是‘吏’。“官”是读儒家经典长大的，接受一般的通识教育，并没有专业训练；而‘吏’则是无法当官的人，大都由父子相承，这些人有专业的经验却没有了解全盘的运作，并长期霸占在某些特定机构中，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拒绝改变。因此，就在“官”没有专业，而“吏”拒绝改变的情形下，使得这个政府根本无法进行变法。
韩毓海在《五百年来谁著史》说到：“倘若说500年来中国体制中没有好东西，中国革命形成的体制是一团漆黑，非要拆了故宫建白宫，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律打倒，乃至非要刨了祖坟而后快，这是不懂自己的历史，这也就是割断自己的历史。”
历史学家许倬云纵观东西方历史，也有感概，他说：中国的情形相当特殊。许多问题不能单纯的归咎于文化的特性，毋宁说是历史背景的总和划下历史的特殊轨迹。
《五百年来誰著史》是北大新锐学者韩毓海的思想讲义著作，出版以来一方面广受热捧，一方面又备受争议。作者从金融与历史的角度讲述了明清500年兴亡史。有人认为，作者通过本书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有力印证了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这一结论为当下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启示。也有人认为，经济是民生之本，货币对经济有作用，但这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而不是全部。甚至有人认为，“韩教授一会儿用技术性分析取代历史现象的定性分析，一会儿又用简单论断来代替必需的数据分析，用这样的‘学术工作努力’来横扫一个学术领域，就难避‘无事实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的嫌疑。韩教授在本书绪言里说‘这当然不能算是史学，连历史研究也可能谈不上’，大概是为了谦虚，却不失为自知之明。”
我想，韩毓海是国内鲜见的大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本书行文有意针对时下热点话题，把视野引向基层，引向世界，引向大历史，可见作者意在让普通民众也能看清国际金融动态，以及中国的应对和走向。这个出发点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作者的观点也许失之偏颇，但是起码能给社会学界和历史学界提供一些思考和借鉴的问题。
我对历史研究很少，对金融更是知之甚少，所有的历史与金融学知识，都无非是教科书上给的那一点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地模糊不清。看到本书，首先是眼前一亮，接着就深感其大气磅礴，汪洋恣肆，的确是别开生面之佳作。对于别人的评论，或褒或贬，我都不敢妄加议论。我只是从侧面谈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感触。
首先，我认为，人是需要学一些历史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宝库，有许多我们需要或者能够用得上的东西深藏其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管你做什么学问，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只要你从历史中去寻找，从历史中去挖掘，或者用历史来印证，都会得到你需要的东西。当然，历史是一个多棱镜，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得到的影像不同。历史还是一个万花筒，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看到的影像也不同。但是，不可否认，正是因为这种不同，历史才值得人们去研究。
同时，我认为，这本书给我最大的一个启发就是，人需要有一些金融或者经济的常识。现代社会是经济社会，也是商业社会，没有一定的经济头脑或者商业头脑，从小处来说，经营不好自己的生活，从大处来说，经营不好自己的事业。对于一个企业负责人来说，懂金融懂经济的意义更大。构建一个企业的经济框架或者从金融的角度来经营一个企业，不懂这些知识是不行的。我是一个文科出身的人，虽然学过一年的工商管理，但是，对于经济学金融学，还是兴趣不大。看来以后得加强自己这方面的修养了。
还有，我认为，做学问，一定要敢于标新立异，不怕别人的热潮冷风。跟在别人后面人云亦云，人们听不到你的声音。说一些不同的观点，喊出自己的声音，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不过，这种标新立异一定要建立在自己扎实的研究基础上，不能胡言乱语。同时，在现代社会，做学问不能做书斋学问，要和现实联系在一起，才会引起大众的兴趣。象牙塔的学问也是需要的，不过，这种学问需要耐得住寂寞抗得过清贫的人。你能做到吗？
五百年来谁著史？千万年来谁著史？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是对小我或者家国的责任感，而是对世界对社会对历史的责任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想，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一种品质了。
在历史长河中，中国一直是世界文明的引领者，也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包括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在内的十八世纪欧洲主流经济学家都曾认为：中国代表着一条自然、健康的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积累道路，这条道路可以通过分工的扩大、市场的发展、贸易的增加，推动形成一个健康、自然形态的世界经济体系。
但近代百余年来，中国经济却落后于西方国家。韩毓海先生的《五百年来谁着史》一书使我对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与互动有了初步了解。作者“以中国为本位”观察和描述了近500年来世界历史的变迁，他没有进行简单的史实堆砌与观点呈列，而是分为“漫长的16世纪”和“漫长的19世纪”两个阶段加以解读，紧紧抓住“国家能力”这一点，从社会组织、财政金融两个层面对中西方500年间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国家能力的形成加以比较、分析、思考。作者认为，“近代欧美文明之所以兴盛的核心原因是，军事强权与金融强权基础上逐步形成的经济霸权以至于文明霸权”。
“在中华文明中，究竟是做一个‘大人’还是‘小人’，并不是由权势、地位和财富来决定的，更不是由性别和族裔来决定，而是由胸怀、担当和视野来决定”，有目共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迅速成为了一个经济强国，世界大势，浩浩荡荡，无论有多少险阻，人类始终在前进。回眸历史，横看东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的是真正的大国崛起，而非一时表象的“大国乍起”。百姓安居乐业，人民生活幸福，才有底气说崛起，才有底气谈复兴，而当今的中国正在一条健康的道路上，实现着可持续发展，并得到世界的尊重。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古人的话语向我们透露出读书是改变自身境遇的一条绝佳出路，用现代的话来讲即知识改变命运。
近来，我认真阅读了《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原本打算从网上搜一下浏览浏览，然而在看了几段之后便感到这是一本需要把它捧在手上详细阅读的书，于是便到书店买来详读。记得以前读过一篇关于读书方法的文章，其中提到了“狼莽牛猫”四种读书方法，《五百年来谁著史》就是这样一本需要我们像猫吃东西一样，一点一点细细的咀嚼、品味其中的奥妙与精彩的书。作者在书中所引用的资料之丰富、看问题的角度之新颖、分析问题之透彻，极大地拓展了我的认知外延。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发展一直处于世界遥遥领先的地位。我们曾经拥有22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拥有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远洋船队……然而，为什么到了近代发展慢了下来？为什么列强架几尊大炮便可随意要挟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坠入了屈辱苦难的深渊？以前，我们总是归因于资本主义列强的船坚炮利和中国封建政府的腐朽无能。久而久之思维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问题有了标准答案，我们对近代挨打落后的原因便不再深入研究思考。
然而，一位学者通过大量的史实和近年来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从另一个角度对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分析。“500年来中华民族衰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货币金融上受制于西方垄断。”作者通过大量的论证告诉我们，由于中国近代一直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且在白银储备非常短缺的情况下错误地实行了银本位制，从而使将国家的金融经济命脉为外国资本主义所把持；同时，明清两朝实行“无为而治”的“文化大一统”，中央政权对边疆、少数民族等仅满足于文化上的认同，而不是军事和经济上的强力控制；国家对散布在基层城乡的亿万小农缺乏强有力的控制和组织能力。因此，在历史的发展中，一直处于领先低位的泱泱大国，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枪炮之下，走向分崩离析的局面。
对于新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作者同样从金融货币体系和国家能力这个新颖的角度，再次验证了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亿万农民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正是由于新中国独立自主搞建设，在列强封锁的环境下建立起独立的金融经济体系，才取得了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重大成就，而这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腾飞起了重要作用。
五百年来谁著史？近代以来，主导世界价值标准的是西方列强，而中华民族如今却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拼命”地屈就西方确立的贸易标准、人权标准、全球化标准。作者在揭露西方依靠资本主义的血腥掠夺与侵略，取得标准的制定权。作者预示：未来能够主导世界价值标准的，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中华文化的顽强的生命力和广博的包容力才是未来一系列全球问题解决的关键所在。
读罢全书，伏案沉思，历史的发展轨迹清晰的在脑海浮现。500年来中国一步步走向衰弱，再一步步艰难地走向着伟大的繁荣复兴，除了制度原因外，作者又为我们开了一扇新的窗户，迎面扑来一丝与过去不一样的清新空气，我们不能不为之精神一震。中华民族走向复兴，需要做的事还很多，需要走的路还比较长，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士能够像韩毓海一样多角度的分析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引领社会发展潮流，并最终走在时代前列。
引言：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这是对历史的追问，历史会无声地昭示着未来。
《五百年来谁著史》是一本从金融与历史角度讲述明清500年兴亡的大著作。作者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重新审视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有力印证了：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同时，作者还探讨了：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为什么说明清亡于“货币战争”？为什么中国票号资本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究竟有没有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一系列大问题，并藉此重估新中国的体制问题。
《五百年来谁著史》的作者是韩毓海老师，山东日照人，现在是北京大学教授，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曾任纽约大学教授，东京大学教养部特任教授，著有《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文学卷》、《天下：江山走笔》等。韩毓海师还曾担任多部电视剧编剧，其中有表现钱学森、邓稼先等老一辈科学家的《我亲爱的祖国》等。
《五百年来谁著史》的副标题叫“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借自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斯塔夫里阿诺斯在1971年出版的《全球通史》中说，他“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或非西方人”。韩毓海的这本书只是在形式上模仿了阿诺斯，而在内容上还是以一个国家——中国为中心，具有浓重的“中国问题意识”，他意在“以中国为本位”去观察和描述最近500年的历史，最终目的是为了探讨深处大转折时代的当代中国的世界观。
这是一种将中国史与世界史融合的宏大叙事，改变了以往史学著作“中国史是中国史”、“世界史是世界史”的状况。作者的兴趣不仅仅在于诠释中国，而在于解析当代中国道路的来路和去向。和通常对“中国模式”的分析不同，本书放弃并批判了通常人们所采用的“现代化”理论，这种分析理论兴起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它暗含着一个逻辑，现代化有一个可以遵循的模式，发达国家遵循了这种模式就发达了，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没有遵循这种模式，后者要想发展必须从制度上效仿前者，改变本国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教育系统。韩毓海认为这种分析理论，如今在非洲和拉美遭遇重挫，我们必须寻找新的解释。整体来看，韩毓海借鉴了“世界体系理论”，重新解释了近500年来中国的兴衰史，指出在世界殖民史中，中国兴衰的关键在于国家能力的强弱，也即社会组织能力的强弱，对基层的组织程度和跟基层的联系紧密程度。
所以，韩毓海的书会选择以1500年作为分界点，而不是其它年份。韩毓海以世界体系的眼光看近代世界史，认为近500年来世界只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欧美资本主义霸权的形成并横扫世界，二是占人类1/4人口的中华民族在逐渐衰落之后走向伟大复兴。因此，对“五百年来谁著史”的回答，答案并非只有西方资本主义，还应该包括中国道路。中国在以自己的教训和经验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道路。
而在解释近代以来，西强东弱的现象时，在韩毓海看来，西方之所以兴起而中国之所以衰落，并非在于西方采用了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得到好的发育，而是因为西方建立了“军事—金融—国家”相结合的特殊组织形式，以“军商合一、军政合一、资本和国家合一”的体制培育了较高的国家能力；而中国在明清时期的社会组织能力比较孱弱，因此尽管经济上并不落后，但国家能力非常低下。社会组织能力孱弱的表现为，皇权无法直达基层百姓；货币供应委之于国外的货币市场，逐步丧失了财政金融上的自主权；豪民与外贸商人勾结，市场垄断和土地兼并加剧，小生产者和小农流离失所，最终税收无着落，财政崩溃，无以养兵，军队不堪一击。
在人类历史上，中国持续千年的领先于世界，是无数外国人心往神驰的伟大国度。然而一个鸦片战争却将这个东方巨人迅速瓦解，从此陷入苦难的深渊。我常常在想，是英国人的船坚炮利和科技文明战胜了古老的中国吗？是所谓的闭关锁国，盲目自大，重农抑商而导致中华的积贫积弱吗？对历史的种种迷惑，在读完韩毓海所著的《500年来谁著史》后，我有了新的认识。
遥想500多年前，郑和率领着2万多人组成的船队，开始环绕世界的大航海。当中国国力空前强盛、称霸海洋的时代，航海不是探险、不是掠夺，而是一种“以德治海”的中国式海洋观。明清两朝均以和平的方式，推进着贸易和市场的跨国化，当时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科技、文化上，中国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并以和平的方式开创了一个世界经济的伟大时代。可是，中国主导的世界怎么就走向了瓦解呢？
作者认为，货币金融问题是近500年来中国最为关键的问题。财政铸币权是关乎国家财政和国家主权的核心问题，关系到一个王朝的兴亡。中国命运的大转折就发生在1567年前后，简单的说，中国是一个包括铜和白银在内的贵金属产量很低的国家，这造成了严重的货币短缺，进而威胁国家经济。也是从那个时期开始，西方殖民者通过驱使奴隶在美洲进行白银开采，逐渐控制了作为货币的白银，这才通过与东方的贸易，积累起大量的资本，从而节约了自身发展所需的经济和环境成本，并为西方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独立自主的财政货币体系和金融体制，没有完成向现代国家体制的转换呢？根本原因是封建势力的变本加厉所导致的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鸦片战争之后，国家金融体系崩溃与军事失败接踵而至，使中国社会结构从内部持续解体，国家完全无财政之独立，根本没有资本投资于国防和军事自卫建设，以至于在鸦片战争中，区区7000长途奔袭的海盗就把一个帝国一举击溃。
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帝国主义争霸的国际环境中，中国人反复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真理：金融问题永远与战争相联系，金融安全永远与国家安全相联系。新中国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第一次形成了立足基层、组织严密的社会动员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严格的国家预算体系、税收体系，确立了人民币的货币独立性和权威性，调动社会财富，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新中国成立后30年就建立起完善的国防、工业和交通体系，并开始农田水利建设，从而形成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
我们今天可以理直气壮地向世界宣告，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我们通过运转有效地国家行政机制，高效的投资于国家和未来的发展，反过来又为社会就业提供门径。市场经济和*的结合，也是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的优秀成分的结合，*市场经济是我们走向成功、走向复兴的关键。这不是简单地口号，而是历史的结论。
今天我们所倡导的和谐社会当然不是无为而治，不是一团和气，更不是妥协退让。和谐是以协调生产与贸易，金融与武力，生态与软实力为互动的体系，是以协调中国的东西南北为互动的战略结构，是以协调世界格局为我有利的天下胸怀。
历史不仅仅是过去，他也指示着现在，昭示着未来。如果把中国持续千年的领先与今天的重新崛起联系起来考虑，那么我们在19世纪后约100年的落伍不过是一个偶然的插曲。我们有着如此伟大的先人，继承着如此博大精深的文明，秉承着父辈勤劳勇敢的优秀品质，那我们就没有理由怀疑自己的能力。青年一代是这个时代的脊梁，我们必须坚定信念，必须有所担当，必须肩负起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让中华民族再次闪耀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