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列传:在“不为节操而轻死，不为天年而苟活”的人生信念上，伍子胥和司马迁可谓前赴后继！伍子胥不应诱诏，弃蝼蚁之死，经宋，郑，晋曲折至吴，历昭关险渡，街市乞讨，乡野躬耕，宫闱惊变，最终联唐蔡，间郧随，破郢都，鞭王尸！若此前所谋，皆为一己恩仇，则以后所虑，关乎一国兴替！不料竭忠尽智，换来属镂之剑；伐梓做器，眼看头颅高悬！司马迁一介文人，忍受宫刑之耻而苟活，成就太史之书以不朽！若苟活，为一己湮没而名不称，今书成，以一家之言而续《春秋》，笔做枪，史为弹，褒贬今古，臧否人物，终为武帝所忌，杳然不知所终！壮哉，悲夫！
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可谓是先秦时代文化的集大成者！以孔子为枢纽，串联出术业专攻，性格迥异的弟子们！只言片语间，众弟子音容笑貌跃然纸上！颜回“不迁怒，不贰过”的修养；子骞“如有复我，必在汶上”的决绝；子路“食其食者不避其难”的忠诚；子夏“绘事后素，礼后乎”的领悟；子贡“一使而五国变”的大气；曾点“春服既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散淡；宰予“三年之丧不亦久乎”的愚钝；司马牛“斯可谓之仁乎？斯可谓之君子乎”的执拗！《史记》第一次完整记述孔子的生平事迹，系统梳理众弟子的师承源流，对于后世诸儒，深刻理解孔子及思想居功至伟！
商君列传:相对于后世众多变法人亡政息或中途夭折的结局，商鞅变法无疑是成功的！在战国这个大争的时代，他通过铁血政令和铁腕执行，使秦国短时间内建立起强大的国家军事机器，为秦始皇一统天下奠定坚实基础！
商鞅本身则具有浓烈的悲剧色彩！客观因素，先是在嫉贤妒能的公叔痤手下长期雪藏；以贵族身份不得已通过宦官景监引荐才得以出仕；怀揣帝道、王道、霸道，三易其稿才摸透秦孝公的用意；不惜得罪太子等宗室贵戚，陷自身极度危险之中以成投名状！主观因素则是性格上刻薄少恩，冷酷无情，政治上贪位贪名，排斥异己，生活上奢侈铺陈，膨胀越礼！最后作法自毙也是应有之义了！
不过商鞅更深层的悲剧在于，他不过是秦孝公统治国家的工具和棋子而已，他所坚定推行的制度，他自身也逃不出请君入瓮的宿命！
于中国而言，忠良死节之士定如繁星一般闪亮夺目。”就车而去，终已不顾”的荆轲或许内心中惟念家国，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聂政在完成刺杀后为使姐姐不受牵连便将尖刀指向自己，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多次刺杀但最终失败的豫让，被重兵包围之时请求得到大王的衣服，拔剑三跃而击之，遂伏剑自杀。临死之前还喊出”吾可以下报智伯矣”的感人之言；面对齐国国君，曹沫毅然上前挟持桓公，毫无惧色，逼迫齐归还鲁多次战败失去的土地。虽不及荆，聂二人那样失去性命，但亦不失为一位视死如归之士……
《刺客列传》中一共描写了五个刺客，“人气”最高，但业绩最低的就是荆轲了。荆轲是刺杀最没有成效的一个。刺秦不但一无所获，反而损失惨重，不仅丢了自己的性命，还丧失了燕国督亢地区图，樊於期的性命也白白搭了进去。荆轲刺杀秦王失败，可能是他剑术不精，可能是失去了帮手，也可能是想要效仿曹沫挟持齐桓公一样挟持秦王。荆轲可以要挟秦王，做出对燕国有利的事，如若不成，再刺杀也来得及，可是事情连第一步都没有进展成功，他就被秦侍卫所杀。荆轲为人慷慨，临行前，燕太子，高渐离等人为他送行的场面十分悲壮。“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体现了荆轲刺杀秦王的决心。可能荆轲的脑子里想法太多，到底是刺杀还是挟持，让他犹豫不决，最终成了遗憾。或许他“感情用事”不适合当刺客，如果他果断一点，就会成功。司马迁这样评价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使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明也。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我们听过杜甫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却也曾见过辛弃疾笔下的”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呼唤英雄似乎是那个时代的声音。而今，时代变迁，有人说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还有人说这是一个没有英雄，只有偶像的年代。或许只是因为时代没有给当代人一个人去抛头颅洒热血，杀身成仁、英勇就义、慷慨赴死的机会，但我想这绝不意味着是英雄的缺失，而是当代的英雄们就在我们身边默默的奉献着。指挥交通的交警，城市美化的环卫工，奔波大家小巷的外卖员，建筑城市的工人……不正是他们这些人才撑起了我们的这座城吗？或许并没有那样的光彩夺目，但着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面对有无英雄的质疑，是否又像食马者与千里马那样呢？正如太史公言曰：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司马迁在《李斯列传》开篇，先写了一个李斯见过的小故事。说李斯在家乡上蔡做小吏的时候，发现有这么两群老鼠：一群生活在厕所里，以人畜粪便为生，整天还要提心吊胆；另一群生活在仓库里，个个吃得肥头大耳，见人毫不躲避。李斯感叹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也。”李斯在“厕中鼠”身上看到了卑贱，在“仓中鼠”身上看到了高贵，他希望自己成为一只“仓中鼠”。
于是，李斯西入秦国，到吕不韦幕府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获得了吕不韦的信任，官职也得到了提升，但是充其量也仅是个秘书的级别，与他的愿望还差很远很远。
这年，秦王突然下令逐客，李斯就给秦王上了著名的《谏逐客书》，而这篇文章让李斯在秦国彻底站稳了脚跟。从此他有机会接近秦王，有机会实现他的夙愿。凭借忠心和实干，李斯很快被封为了丞相。手中有了权力后，他如在《谏逐客书》说的一样，为秦国的长治久安而废寝忘食。他废封建、统文字、焚诗书而大干特干，与此同时，他的忠诚换来了秦王的回报，封他为贤成侯，于是他彻底成为“仓中鼠”中的一员。
转折发生在始皇帝病死于沙丘。阴谋家赵高为了把胡亥推上王位，去拉拢李斯，李斯犹豫了好长时间最终答应。而打动李斯的一句话竟然是：“扶苏做了皇帝，你能确保丞相之位不会被蒙恬替代吗？”为了保住这“仓中鼠”的地位，他选择了跟随阴谋。现在我们似乎没必要骂赵高赞李斯，毕竟那是个满口道德仁义却只说不做的时代。说李斯缺少骨气，也太勉为其难了，他要的仅仅是自己额荣华富贵。
结局，李斯被赵高陷害，腰斩于市。临死前，李斯对儿子说：“我想跟你会上蔡溜溜狗、打打猎，看来没有机会了。”最终连“厕中鼠”也没做成。
人应该学会激流勇退的，站在悬崖边上看风景固然便利，但一不留神便会粉身碎骨。吕不韦、大夫种留恋悬崖上的权势，结果身戮人亡，如此看来，做范蠡、范雎未尝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读史使人睿智，读史使我学会隐忍。我读了《史记·淮阴侯列传》这部分中的“胯下之辱”，内容大致如下：
一个恶少年看韩信不顺眼，在市集上向他挑衅，叫他要么刺自己一剑，要么从自己的裤裆下钻过去。韩信盯着这个人半天，一语未发，弯下腰从他的裤裆下钻了过去。众人大笑。若是当时他因一时之气，把那个恶少年杀了，日后也要应付官府的追捕，就不会有后来的功成名就了。
这部分虽然不是很长，却告诉我们做人要隐忍。
《史记淮·淮阴侯列传》让我想起了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为了复国，他在睡觉时不铺褥子而铺上柴草，在房间里挂了一个苦胆，每天就这样卧薪尝胆，隐忍了十几年，最终成功击败了吴王夫差。
还有西汉时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惨遭宫刑后，还能忍辱负重编修《史记》，终使这文学巨著横空出世。
这些事和韩信胯下之辱道理一样，告诉我们做人要学会隐忍。
《史记淮·阴侯列传》也让我想起了现在社会上的一些青年，他们一点挫折也承受不了，常会为一点小事而冲动从而毁了自己的前途，真是标准的“愤青”。这些反面教材以生动的事例告诉我们：做人要学会隐忍。
《史记淮·阴侯列传》还使我想起了那年寒假……
傍晚，太阳已经偏西了，天边还泛着红霞，夕阳的余晖照在我的脸上，和风吹拂着我的两鬓。在我的跟前站着一个头发凌乱，身穿红色外衣和灰色牛仔裤的貌似不良少年的人。
“小子，你刚才骂我什么来着？”那不良少年道。
一听这话，我顿时气血上涌，脸上青筋暴现。
“小子，快过来给老子道歉！”那个不良少年接着喝道。
正当我准备卷起袖子，大打一架的时，突然脑海浮现出韩信胯下之辱的那一幕，火气登时消了，反倒吓出了一身冷汗。幸亏没打，我刚才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一点也没想过此事的严重后果，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于是，我低下头，不卑不亢地说了一声：“对不起。”这件事更使我对隐忍坚信不疑。当然，当国家、民族的尊严被侮辱时，我们就要奋起反抗，不能隐忍。
我从《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它时时刻刻陪伴着我，提醒着告诫着我做人要学会隐忍。
这一篇写了五位刺客，分别是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刑轲。
曹沫，鲁人，以勇力事鲁庄公。鲁庄公派他带兵与齐国战，屡战屡败，连失几城。曹沫觉得很惭愧，但庄公仍很信任他，“犹复以为将”。齐恒公与鲁庄公于柯邑会盟，曹沫趁隙执匕首劫持了齐桓公，齐桓公的左右投鼠忌器，无法近前，问曹沫，你想干嘛，曹沫说：“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已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这时候其实他说什么齐桓公都会答应吧，只要不杀齐桓公，于是齐桓公答应“尽归齐之侵地”，曹沫也干脆，齐桓公一答应，他立马扔掉匕首，回到鲁国群臣的位列中，谈笑自若。齐桓公心里当然愤怒，回去就想背约，管仲劝他，“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这样，“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復予鲁”。
曹沫很有勇气，心理素质好，机智。他是本篇介绍的几个刺客中唯一从刺杀现场平安脱险的幸运儿。
专诸，吴国人。伍子胥了解专诸的能力。伍子胥从楚国逃到吴国后就向吴王僚游说伐楚之利，被公子光否定了，说伍子胥提出伐楚是为报私仇，不是为吴国作想。伍子胥因此推断公子光“将有内志，未可说以外事”，这个内事是提公子光有杀吴王僚以自立的图谋。于是伍子胥把专诸推荐给公子光，“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公子光想杀吴王僚自立是有原因的，因为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诸樊，诸樊的四弟季子札贤，诸樊想把王位传给他，但季子札坚辞不受，于是诸樊不立太子，将王位传给其二弟，二弟死了传三弟，三弟死了准备传四弟季子札时，季子札跑了，于是吴国人立三弟的儿子为吴王，即吴王僚，这下子诸樊的长子公子光就不乐意了，认为王位应该是他的。他很有耐心，等到吴王僚派其弟领兵攻楚，同时派季子出使晋国以观诸侯反应，而楚国虽正值国丧，但并不示弱，派兵从背后断了吴军退路；这时候公子光认为机会终于来了，就与专诸商量，是出手的时候了。公子光发请帖请吴王僚吃饭，吴王僚也是有防备的，带了一大批护卫来赴宴，大家喝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公子光称脚痛进入内室，专诸将鱼端给吴王僚吃，近前后抽出藏于鱼肚子内的匕首刺吴王僚，“王僚立死。”专诸也被迅速扑来的吴王僚的随从杀死。吴王的人见僚已死，一时惶乱。公子光这时带入事先埋伏的人一拥而上，把吴王僚的人全部除掉。然后公子光自立为王，即吴王阖闾。吴王阖闾封专诸的儿子为上卿。
专诸的特点应该是刺杀技术好吧，快、准、狠，一发即中。他刺杀成功后被对方杀死于现场，死得其所。
豫让，晋国人。他开初是范氏及中行氏的手下，不受重用，就改投到智伯门下。智伯“甚尊宠之”。后来智伯死于与赵襄子的战斗中，赵襄子对智伯怨恨极深，不但与魏韩合谋灭了智伯，三分其地，还“漆其头以为饮器”，这个，有点变态了。豫让逃到山中，立志为智伯报仇。他报仇的手段一直走的悲情路线，先是扮囚犯到赵襄子宫中去刷厕所，想趁赵襄子上厕所时刺杀他，被发现并抓住了，赵襄子念其忠义，放了他。然后他就扮乞丐，“漆身为厉，呑碳为哑”，连他的妻子都认不出他了，他一个老朋友在街上认出他来，都感动哭了，说以你之才，假装投到赵襄子门下，他一定会收留并重用你的，这样你不是更有机会接近他并杀掉他吗。豫让比较死脑筋，认为我心怀二心投到赵襄子门下并杀他，一是对智伯不忠，二是对赵襄子不义，不能做这种事。他躲在赵襄子的马车必经的一座桥下，结果马惊，赵襄子立即意识到是豫让在附近，于是豫让又被抓住了，赵襄子忍不住指责他，说你也曾经是范氏中行氏的手下，智伯灭范氏中行氏你无所作为，而今我灭智伯你却执意要杀我为智伯报仇，这是为什么。豫让的回答比较经典，说范氏中行氏以常人待我，我就以常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赵襄子默然，说我已放过你一次，你这样不依不饶，我无法再饶你，豫让也有他的逻辑，他说“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你要杀就杀吧，临死前希望能刺穿你的外衣来成全我为智伯报仇的意愿，赵襄子感其义气，就脱下外衣让手下拿着，豫让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然后伏剑自杀。
豫让作为一个刺客其实并不专业，他像是一个彻底入戏的演员，专门向世人演示什么是忠义，只专注于表演过程而不计结果，是个失败的刺客。其实他蛮聪明的，很会说话，是个挺有才的文人，只是死脑筋，中毒太深，枉送了性命。想像他连续三次跃起去刺击赵襄子的衣服，然后伏剑自杀的画面，感觉他像一个用生命在演出的小丑，有点悲怆的喜感。唉，这让我想起一句被篡改的歌词：“原谅我一生放纵不羁笑点低”。
聂政，轵.深井里人，轵在哪里？不大清楚。杀了人后躲避仇家，与母亲姐姐一起搬到齐国居住，以屠宰为生。濮阳严仲子本来是韩哀侯的臣子，与韩相累侠结了怨，就跑回老家，一心想除掉累侠，到处访求勇士。听说聂政勇，多次去齐拜访聂政，又备了酒席到聂政门前，并送上百金给聂政母亲祝寿。聂政“惊其厚”，“固辞”。严仲子避开他人，向聂政讲了来意。聂政说我是因为有母亲要赡养才避仇在此，“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最终没接受严仲子的厚礼，严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后来，聂政的母亲死了，“既已葬，除服”。这时候，聂政就去找严仲子了，说：“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不幸而亲以天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严仲子就把详情说了，并说了困难之处：对方为韩相，且是韩君季父，在韩国宗族众多，护卫严密，我谋划了很久，终不能成。并说“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聂政拒绝了严仲子给他增派人马的提议，说濮阳与韩国相距不远，韩相耳目众多，我们人多了就难免生是非，有是非就容易泄漏机密，若事情传到累侠耳里，“语泄是韩举国与仲子为仇，岂不殆哉！”聂政独自去到韩国，仗剑闯入累侠府中，当时累侠正坐在府中，左右护卫甚多，聂政直接冲上台阶刺杀了累侠，左右大乱，聂政大声呼喝，砍杀几十人后，“自皮面决眼，自屠其肠，遂以死。”
聂政是个孝义双全，冷血果断的杀手。他的每个决定其实都有其道理，你知道他为什么临死前要自已割面挖眼毁容吗，那是因为他还有个姐姐在，他不想让韩国人查到他的身份去杀他姐姐报仇，可见他心思细腻，侠骨柔肠，乃重信诺有担当的真汉子也。说到他姐姐，也不是个耙角，她在齐国听说韩相被人刺杀，韩国将凶手暴尸街头，悬赏征询凶手身份时，意识到可能是弟弟聂政，就去韩国认尸，伏尸痛哭，最后哭死在聂政的尸体旁。
荆轲，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刺客，可能要写的会比较多，不如下一篇再写。
关于已写的这几个刺客，一个是在齐鲁会盟时劫持齐桓公胁迫其归还失地的曹沫；一个是帮公子光刺杀吴王僚后被僚的手下刺死的专诸；一个是立志为智伯报仇结果只刺穿了仇人衣服后自杀的豫让；还有一个是受严仲子之托刺杀韩相累侠后毁容自杀的聂政。四个刺客各有所长，曹沫有勇，专诸有能，豫让有忠，聂政孝义。说到这里，想到中国古代道德观最强调的四个字：忠、孝、节、义，鉴于当今社会节操如水银泄地覆水难收的现状，那“节”字就暂时不提也罢。“忠”是忠君，报君主知遇之恩；“孝”是孝亲，报父母养育之恩；“义”是为朋友两肋插刀，报朋友善待之情。其实我觉得到现代对这几个字已经不能只从字面上机械解释了，应该理解精神实质，就像豫让说的，彼以常人待我，我以常人报之，彼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实际上就是对方怎样待我，我就以相同规格回报，这才是合理的逻辑，不能死忠愚孝蛮干。
汉初著名军事家韩信前202年，垓下，刘邦的一位大将布下十面埋伏，将号称战无不胜的项羽逼上了绝路。这位楚汉战争时期著名的军事天才，就是韩信。但是，这位有名的将军的一生却跌宕起伏。忍辱负重勤学上进韩信是忍辱负重的典范。
韩信少有大志，当一个少年侮辱韩信，让韩信在杀死他和从他胯下爬过去中选一样，韩信的做法《史记》中描写得很清楚：“于是信孰视之，俯出跨下，匍匐。”韩信真是一个忍辱负重的人，从那天开始，韩信便勤学上进，终于成长为一个大军事家。人微言轻不得重用韩信出身不好，家境贫寒，他首先跟随项梁和项羽，跟随项梁时，韩信的处境是“居戏下，无所知名。”项梁死后，韩信投靠项羽，这时的处境是“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可怜一位军事天才竟然沦落到如此地步！到了刘邦那里后，韩信处境更不好，还差一点被杀了，最后韩信又从刘邦那里逃走，但是萧何看出韩信是一个军事天才，于是月下追韩信，并让刘邦拜韩信为大将，楚汉战争的战局由此发生了转变。居功自傲不听人言韩信的加入使楚汉战争的战局发生了扭转。汉四年，韩信大败楚兵，杀死楚国大将龙且，项羽害怕了，于是派辩士武涉去说韩信，武涉的话《史记》里也记载了：“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禽矣。”但是韩信认为自己的功劳不小，而且高祖对他很好，于是拒绝了武涉的说言。儿女情长再拒良言武涉走后，又一个辩士来说韩信，这个辩士处处为韩信着想，告诉韩信应该三分天下，但是韩信说道：“汉王与我深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背义乎？”韩信在军事上运筹帷幄，但是在政治上却儿女情长，十分糊涂，这也造成了韩信的死。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萧何是刘邦早期的谋士之一，为建立汉王朝贡献巨大，是开国功臣之一。这个成语说的就是韩信和萧何的故事。韩信的起家就是靠着萧何，没有萧何月下追韩信，天下就没有韩信的用武之地。但是韩信是怎么死的呢？是被萧何的计谋杀死的。西汉建国以后，汉高祖想除掉功臣，其中刘邦最忧虑的就是韩信。刘邦心里清楚，要是打起仗来，刘邦必败无疑。于是萧何设计把韩信骗进宫，然后将韩信杀害。可怜一代军事家就这样死于吕后之手！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一代军事家，最后死于自己的主公之手，实在可悲！看过《史记·淮阴候列传》之后，我得到了两点启示：懂得隐忍才能成就大事生活本是充满波折的，在人生之中我们总有在人屋檐下的时候，所以学会隐忍才是最重要的。隐忍并不代表着屈服，相反，它是一个人坚强的表现。当初如果韩信受不了欺凌而杀掉了那个人，那么他还会有未来的成就吗？不会！所以，懂得隐忍方能成就大事。兔死狗烹乃是必然韩信之死是十分可悲的。被自己的主公杀死，看起来死得十分窝囊，十分冤枉。但是韩信之死难道不是必然吗？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一直在验证着这样一句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靠打天下成功的开国皇帝即位之后的第一件事不是稳定百姓的生活，而是屠杀功臣。诸如勾践杀文种，朱元璋的“胡蓝之狱”等等，这些都是典型的代表。功高震主之人必死无疑，所以，为人臣者必须知道进退，该离开时就要果断地离开。
当一个人的事业达到顶峰时，他的生命也快走到了尽头。所以，我们必须学会适当的把目光放远大一些，不要过多地留恋荣华富贵，这样才可能在人生路上继续创造辉煌。所以，韩信之死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启示。我们必须引以为鉴，学会如何做一个真正的智者，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在课余时间看了货殖列传，在该列传中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史记中影响最深刻的是，两大著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计然和白圭认为经商一定要利用，“时用”关系，“时用”关系指的是，人们需要某个商品的时间和这个商品处于充足的时间不是同一时间，东西多时大家往往不需要，价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时东西往往不足，商人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在供给充足价格下跌是买入，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自然会出现东西少，大家又要用，价格高的情况，这时商人就卖出。凌通认为“时用”变化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商品的供需关系不一样，从而导致价格不一样，来获取利益。在两位大商业家眼里，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
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极端的抛售中，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时间的推移，创造出新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自然会挣钱。不要试图在某个低价买入后，次日就获利，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体的利多才买入，那是已经晚了。在极端的困难和极端的悲观，极端的抛售和极端的利空情况发生时，就是最佳的买入时机，而时间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会出现。根本就不需要投资人去寻找、去发现、去预测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资人等待！这是商业和投资的基本规律也是凌通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的心得。
近年来，我一直在宣传一种观点，中国搞市场经济在技术上对资本主义的经验有借鉴，但作为制度道路的选择不能简单理解为是学西方的，更不能认为是西化。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从古代传统商品货币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古代传统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思想并不首先产生于西方，却是在东方古国——中国。这两天我又一次认真研读《史记·货殖列传》，对上述观点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两千多年前，西汉思想家、史学家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明确批判了“重农耕轻商贾”、“重本抑末”的落后经济思想，主张“农工商虞”并重，提倡发展商品生产，鼓励商品交换。单“货殖”（而不是“物殖”）二字就再清楚不过地体现了他的这个思想。史太公说：我们国家资源雄厚，物产丰盛，这是人们的生活源泉。“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他说：人们利用市场规律低进高出，以求盈利谋生，各自努力经营本业，发展社会经济。他还引用《周书》的话，说明为繁荣经济就要鼓励分业经营。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吃的、穿的、用的——老玺注）绝，虞不出则财匮少。”他总结介绍了越王勾践用范蠡等人的计策，凭借物价、税收等经济杠杆调节社会经济，取得了极大成功的经验。史太公还精辟论述了经济与政治、与道德、与民风的关系。说：“仓廪实而佑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说明“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他还说，富人也好，穷人也好，他们营商出于私利，但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过程，使社会经济发展了，这应当看作是贡献。不是常说“发展是硬道理嘛！”所以，他主张政府对商品经济的态度应当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就是说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再其次是加以教育。再其次是用法律和规章制度使其规范化。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此外，《货殖列传》通过总结经济事业发达地区和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在发展经济方面的业绩与经验，论述了大量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运行法则的理论与实践。其中包括诸如开发利用资源，提倡产业分工，以及商品经营、商业营销方式与策略等有极高理论价值的思想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还需要说明一点，这些思想比西方世界最早期的经济启蒙思想家们的理论还要早一千多年。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市场经济体制获得迅速发展，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局限性，又使他们不可避免地遇到不可克服的前进障碍与困难。新中国在*建设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从三十多年前起实行改革开放，摒弃了计划经济模式，走上市场经济轨道，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尽管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还不很完善，但已经成功地运用市场经济机制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成功的典范。现在，资本主义也好，*也好，在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建设上，都面临着许多同样的矛盾和问题，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建设，尤其是新的市场经济制度、法规和市场运行秩序的建设。为人类和平发展事业做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
“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后人如此评价韩信的一生，精辟而独到。早就听闻有关韩信的故事，不过那是道听途说，以及通过影视剧得来的，最近才去翻开了那篇《淮阴侯列传》，一窥淮阴侯之功过。
淮阴侯一生在太史公笔下徐徐拉开。韩信早年贫困而不得志，甚至无赖都欺负他，他忍了。投奔项羽，不受重用；投奔刘邦，仍不受重用。在他离开刘邦之际，萧何把他追了回来，上演了一场萧何月下追韩信的佳话。于是，他开始了南征北战的一生，战绩卓著。然而天下平定后他却“谋反”了。于是，一代兵神就这样离世，不知他去世前的那一刻心中在想什么？是他的一生？还是……
太史公认为他若不矜功伐能，那么他是可与吕尚等人比肩的，可惜他“谋反”了，掩卷而思，韩信之死所谓何故？
韩信之死首先与其性格有关，他很有才，也正因为有才，才有些心高气傲。刘邦问韩信自己可统多少兵时，得到的回答却是“多多益善”。也许他在半开玩笑，也许是对自己过于自信，可惜他在最不能说这话的人面前说了这话。太史公评价其矜功伐能，可谓一针见血。韩信知道刘邦不善统兵却善御人，他自己知道却做不到啊！
如果韩信性格收敛，那么他能锦衣玉食地过下去吗？很难。韩信的军事才能刘邦是明白的，即使他没了兵权，军中仍有许多旧部。连樊哙见了韩信都十分恭敬，其他将领可想而知。大汉家的天下姓刘，有了这种人物在，那“刘”字大纛还能安稳地在风中飘扬吗？即使韩信性格收敛，他的下场应该也可以预见。功高震主，军心所归。可惜伴君如伴虎。
对于韩信“谋反”一事我觉得值得推敲。
太史公曾载，蒯通曾向韩信建议趁刘项对峙之时另立门户。而且从记载中蒯通的分析来看，如果韩信拉出队伍单干，是很有可能呈现出三足鼎立之势的。到时凭借韩信的能力，许多事还很难说。然而韩信拒绝了。如果说韩信真有反意，那时不反到天下太平再反，他的智商突然出问题了？
当然，对于太史公治史的态度，我们不该怀疑。太史公吃的是汉禄，而且经过李陵事例后他也看清一些东西。所以即使了解真相，太史公为了完成《史记》，怕也只能让韩信谋反了。从太史公叙述蒯通事件来分析，他是否想借此让后人发现什么呢？也许这正是太史公的高明之处。
韩信的被杀让我想起了古代的将军。
中国古代的将军一般只有两种下场：要么解甲归田，安享晚年；要么被以各种理由杀害，最多的是谋反。
唐中兴名将郭子仪，晚年妻妾成群。一日，御史中丞卢杞来拜访他，他让身边的妻妾退下。事后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卢杞长得太丑，妻妾会笑他。万一将来他不在了，卢杞可能因此会害他的后人。试问一个对人心洞悉得如此透彻的人，晚年左拥右抱的是红妆美姬的如花笑靥，这背后的目的还用说吗？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仍在宋朝的天空里回荡，抗金名将岳飞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害于风波亭。有人说这是秦桧干的，但若无皇帝的默许甚至支持，他敢对一个手握重兵的将领下手吗？岳飞太直了，过刚易折。不贪财不好色，这样的人想要什么？当皇帝的不得不思考了。相反，韩世忠们则聪明得多。广置田产，兴修豪宅，与美姬欢乐，这种将领才让皇帝放心。
古代的将军是一把无柄之剑。皇帝用权力为柄，运掌此剑。青锋所指，敌军闻讯而逃。但毕竟此剑无柄，权力也不一定掌控的了，为了不让这把无柄之剑到时伤了自己，他们要么把剑折断，要么用财色让剑生锈。有的将领聪明，用自污的方法，自己生锈，而有的将领，却等着皇帝将其折断。
“待归来，重续汉阳游，骑黄鹤。”这是岳飞的心愿，然而在那个制度下，又有多少将军能了此夙愿呢？
昨从小阿姨那拿来了因房屋拆迁而寄存在她家的一袋书，发现了其中有一本《史记》。鉴于现今中国有很多专家教授在研读《史记·货殖列传》，欲从中国史学大家司马迁那汲取古代中国的商业社会发展经验。于是我也仔细读了一遍，深有所感。
士农工商，商排最末，本篇亦可说是排在最后（实际位置是倒数第二，但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可见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发达农耕文明的国家是如何蔑视商品经济的。尽管如此，古代中国仍然发现了至今仍是天道的商业文明。“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完全展示了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和市场经济情形；“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这些都适用于现今瞬息变化的市场，综合分析各种信息，果断追随市场脉搏；“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正如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所言，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工作既是修行，什么事都要用心去做。
在我的上一篇随感中论及了“富”这一话题，感觉自己多是从心理上去感受生活的满足感。太史公则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去论述：“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真是一针见血，刺破我辈面皮啊！女的嫁给自己父辈年纪者现如今比比皆是，男的则家无余财可偏要买车去装出一副“富贵容”。这一切虽说是病态，到底可能还是符合人性天道的吧。
“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句话有种《道德经》里“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的意味。一户人家生活条件好了，下一代就会贪图安逸，家境贫寒就会出去闯荡、去冒险。再加上“风险与收益成正比”的天道，他们就有可能发横财而变富。历史的轨迹何尝不是如此呢？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又有山川、长城阻隔外族侵袭，于是乎与外界不通独自过上了自给自足、安详舒适的生活。西欧则地势平坦，屡遭他族迫害，自身经济有不好，最后被迫走上了海洋之路，使得现如今英语成了世界语言，蹂躏中国的儿童、少年直至老年人。如果明朝在派出郑和下西洋时，中国国内有“饥馑之患”，急需海外贸易补贴家用，那么说不准就是中国发现了美洲大陆，发现地球是圆的。如果中国国内人民无法生存，中国人再去移民他乡，那么现在我们出国就像出省一样讲普通话，那该有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