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的文化太博大精深了，他比镜子更透彻，一切美好与丑陋都清晰可见，从没有修饰加工过的另类之美。生活就是百姓文化的表现，衣食住行方方面面无不反映着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其实这种思想也是历史铸就的，在他面前无可挑剔也无可批评。一切似乎是顺其自然而形成的，却又充满曲折，当一切都流向正确的方向时，我们只能继续优良的，而尽力避免“逆流”与“迷路”，对于某些精华的片断有也只能留念。
离我们不远，刚逝去的这些片段中也必有这一幕——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古今交界处百姓文化的代表，自有一番广博的世界。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的融合因清政府统治而达到顶峰，也因清政府对外的无能而使其倍受欺辱，是封建的大高院还是手工业商业的集聚地都将在那些瞬间被决定。也许民族的大杂居将人们的建筑习惯推向历史高峰，于是封建的高墙与市民的精细结合，迷信的方位与理性的情感结合，纲纪的秩序户与情感的交流结合，自然地形成了“胡同”。“胡同”的院落方正有序，井井有条，又不失邻里的交往，向人民的生活提供了方便的空间。“胡同”的名字更体现了百姓的大智，像是在思想层层束缚下的挣扎，一片受污秽感染却自由活泼的天地。对一座城市来说，“胡同”又完全像是静脉，不必是主动脉或大静脉，仅仅毛细血管也可以决定其生死。当时的中国人民又何止是受夹板气，封建统治者禁锢其思想，束缚其行动，又剥削其血肉；帝国主义的到来并没改变什么，反到又加上了殖民统治，哪有洋大爷不都得躺着，手工艺品卖不出去又能怎样，干完活之后没被饿死不就万幸了吗？这不算什么，我们可以“忍”但“忍”一时不代表会忍一世。薄进而少出，没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还 追求什么别的，一个“忍”字背后有多少辛酸，看似消极的背后有多少反抗，说出这个字需要承担多大的无奈？但这还不能看作是“胡同文化”的全部，有的人将“忍”忍到底误解了“忍”，但更多的人只暂时一“忍”中华民族的气节还在心底，于是才有今天的一切。
历史风云变幻转瞬即逝，而我们后人除了怀念当时的经典外，更应当借鉴其精神，追究缺点是必须的，体谅情怀同样必不可少。总之，历史是人民造就的而不是由支配人民的一幕幕组成的，人的历史终究在于人。
天地万物，千变万化，各具形态，但是，构成万物的元素并不多，就只有元素周期表上的那几十种。同样，文章的形态千差万别，但是，表达方式也就那么几种，有叙事、描写、抒情、议论和说明等五种。这五种表达方式，在不同的作家笔下，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就呈现出各自独特的文体形态，表现出作家鲜明的个性特征。汪曾祺的散文也是如此，他以心灵为熔炉，把几种表达方式运用得灵活，剪裁得得体，熔铸出他的散文的独特的文体形态，那就是，以说明为框架，以叙事为填充，以抒情为笔调，三者和谐统一，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高中语文第一册有一篇汪曾祺的`散文《胡同文化》。这篇散文就具有这样的特点。作者在开头部分总说胡同和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然后分说，先说胡同，说到胡同的取名来源，胡同的大小和数量，胡同功能和环境；再说文化，总说胡同文化的性质，“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接着说明“封闭”的种种具体表现。最后，说明胡同和胡同文化的发展趋势，“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这就是文章的结构框架，显然，这是一种说明性的结构形态。
这样的结构并不出奇，奇就奇在作者用叙事为填充。比如，为了说明北京城方正的特点，你看他怎样说，“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作者就这样用日常生活的小事，娓娓道来，生动有趣，使你对北京城的特点有了深刻的印象。如果你换一种方法，用常见的九种说明方法的任何一种来介绍，效果会这样？再比如，为了说明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作者就讲了三件事，一件是老舍《茶馆》里的王利发的一句经典的话，略写；一件是他自己的小说《八月骄阳》里的一段对话，详写；一件是对一个小伙子打了一个小姑娘一个嘴巴，他和两个老北京的不同态度，详写。在作者笔下，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恰到好处的说明了胡同文化的精义。所以，汪曾祺笔下的叙事，不同于说明文中的举例子，而是极富文学意味。
更为出奇的是，作者在叙事时，带有浓厚的抒情笔调。比如，“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这是直接抒情。“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描写胡同的衰败景象，透露出极其伤感的情绪。文末一句“再见吧，胡同。”，留恋、伤感和无奈之情交织在一起，难以言说。
从《胡同文化》就可以具体感知汪曾祺散文的文体形态之美，之奇。打个比方，如果把汪曾祺的散文比作一幅画，那么，说明就是画的线条，叙事就是填充在线条之内的颜料，抒情就是画面呈现出的光泽和色调。
补充说明，在《汪曾祺作品自选集》（漓江出版社）里，汪曾祺自选了十二篇散文，其中，《翠湖心影》《昆明的雨》《跑警报》等文章就具有这样的特点。汪曾祺在这部集子的《自序》里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读着汪曾祺的这些散文，确实感到普普通通的几种表达方式在他手里已经运用得极其娴熟老到，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于是，他的散文就表现出和谐之美，自然之至，毫无矫揉造作之感。
胡同，一听这个字眼，让我们不由的想起了北京，在我的印象里，北京不仅是帝王之都，也是现代文化中心。北京城里有大大小小的胡同，人家说起北京胡同多，有名的三千多个，没名的数不清。胡同原来的意思是水井，胡同的名字也千奇百态，有按计数起的，有按名人起的，还有按行业起的，各样的都有。胡同见证的时代的变迁！
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在那里居住的人大都不愿搬家，就是我们说的舍不得挪窝。胡同和四舍院是一体的，是他们居住的一种方式。北京人的理想住处是独门独院。生活在胡同的老北京人也很有自己的特点：
一、讲究，好面子，谁家有个事啊，相互问候一下这个礼数是不会少的。但是平时不爱来往。
二、容易满足，对于物质要求不高，大白菜情节特高，有人说北京人一辈子吃的白菜摞起来比北海白塔还高！
三、好热闹、不爱管闲事。
四、安分守已、逆来顺受。有句话最形象：睡不着眯着！
胡同文化是一种小市民文化，随着社会的变迁，这种文化和胡同正在消失。作者是在胡同长大的，他对正在消失的胡同和胡同文化有一种惆怅和留恋！但是他又清楚的认识到这种文化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只能表示无奈！但是在最后，他说再见吧！胡同。又表现出了作者的洒脱！
北京现在成了一个快节奏的都市，我觉得在建筑上保留一些胡同还是比较好的，毕竟胡同也是北京的一时代标志！
胡同是北京特有的一种古老的城市小巷，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胡同里的市民文化则成了汪曾祺研究的兴趣所在，于是我们看到汪曾祺选择了北京胡同作为表现市民文化的载体。汪曾祺的文字犹如行云流水一般的自由畅快，平淡之中富有韵味，如此淡而有味的文风贯穿于此篇作为汪老为摄影集《胡同之没》写的一篇序言之中。本文将从胡同文化中的“忍”文化着眼，来分析汪曾祺先生面对日渐衰败的胡同文化的复杂心态。
汪老说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这种“忍”既体现在面对政治局面变化的置身事外、冷眼旁观，比如汪老以民国时期的学生运动为例；也体现在他们日常生活的人事处理上，例如文中提到旁观者对于小伙子为小事对开电梯姑娘动手打人却漠视及不加谴责，这都可以归类为北京人精神生活上的“忍”文化。至于北京人物质生活的“忍”文化则可以通过汪老之前所描绘的“北京人易于满足”并且“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来作深刻地了解。我想，以上举例都不难看出“忍”已然成为北京人的一种习惯，而非是人类有意识的行为，而胡同文化的深刻内涵便是：封闭、自足、忍耐、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其中夹杂着汪老对“忍”文化的可怜可悲之复杂的心情。
《胡同文化》中汪曾祺通过引用北京俗语“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来揣摩北京人“忍”与“耐”的处世态度。纵观北京城历史悠久的君王统治文化，令人不得不惊叹封建文化对于北京人生活渗透的深度和广度，当习惯了皇权至高无上的尊严，北京人只有“忍着”“耐着”“眯着”才能保住性命。汪曾祺对于北京人逆来顺受的文化心态是持有针砭的态度，而“北京人，真有你的”这七个字则进一步印证了汪老对于北京人处世之道的嘲讽以及揶揄，从而也自然而然引渡到了胡同文化衰败的必然趋势。
稍微细心点，我们就会发现．作者对传统文化喜爱但并不迷恋，对胡同文化的消亡感伤但并不悲惜。封闭保守的胡同文化在迅速发展的商品社会里，已不适应开放进取的现今时代，它的消亡是历史的必然，怀旧也好，伤感也好，无奈也好，都不能阻挡这一趋势。汪老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表达自己的怅望低回之余，也豁达乐观地对着将逝的胡同文化道一声“再见吧，胡同！”汪老就是带着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为正在消失的老胡同、已经枯朽的旧文化唱了一首哀而不伤的挽歌。汪曾祺耳濡目染了胡同文化几十年，与胡同的一朝一夕都透露出汪老对传统文化魅力的留恋低徊。在面对见证了自己大半个人生的胡同正在经历的没落，汪曾祺的内心是矛盾且复杂的。
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审视、剖析让笔者思及，每一种抽象文化都依附于一个个具体的形象存在，而生活中许多我们司空见惯的事物也许都蕴含着某种深厚的地域文化，比如茶文化、酒文化、服装文化、旅游文化等等，只要我们细细观察，认真体会，就会发现平淡的生活实际上常常充满着浓厚的文化气息。我想这亦是汪老能带给我们读者最有意义的一味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