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经过记录在16世纪中国的历史背景下，万历年间朝中上下七零八落的事，折射出以德替法制度的混乱，反映了当时社会，高级官员的悲惨人生。
这本书用传记的手法叙述了当年张居正他生前得志、扬名立万，死后失势、遭掘棺之耻；大英雄戚继光在张居正生前位至“总理蓟州军务”，在张居正死后罢官家居；名士李贽失势后，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海瑞，一个富有传奇性的人物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可是作为一个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即便是郑贵妃、张鲸、冯保、高拱、卢镗、也统统没有好结果，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
上至天子下至平民无不成为以德替法制度的牺牲品。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两千年来，以德替法制度，到明代为极限，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本书告诉我们在以德替法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为民、为官之人是没有保障的。因为帝王维护或保护的不是他的子民，而是他的统治地位。为了帝国的传承，帝王能够牺牲一切，包括所谓的“德”。“德”字何解，就是执法公正不阿，待人谦虚，对朋友不分高低官职。对底下臣民则应当视如儿女，这就是君王所要有的“德”。
没有保障的为官之人整天就游手好闲，吃喝玩乐，没有保障的为民之人不屑为朝廷尽忠，在异族的铁蹄下，明帝国最终灰飞烟灭。我想一个国家的潮起潮落不全在于国主，民众才是最重要的，俗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想让船跑得快，水才是关键。顺势的话，朝廷会发展和快，逆势则会慢，严重的话船也保不了。最终，大臣们的贪福之心也所以破灭，居民们的生活保障就得看下一个君王了。
历史沧桑，万历皇帝万世传承的愿望随同历史的波涛一齐消失在我们目光尽头，渐渐的久远。
《万历十五年》经过六个人物的不一样视角，以讲故事的方式，给读者描述了一个“平平淡淡”的年份。
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是年仅23岁的万历皇帝执政的第15年，是元辅张居正去世的第5年，是首辅申时行上任“调剂折衷”的第4年，是海瑞和戚继光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当年，是李贽削发为僧的前1年。这一年，努尔哈赤吞并各部始定国政、女真部族崛起，西班牙无敌舰队准备开征英国。
这些事情看似毫无关系，但抛开历史的线性发展，切开历史的横截面进行比较，这些事情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作者看来，这“平平淡淡”的一年恰是历史的重点。
本书用作者自我的话来说，能够算是“大失败的总记录”，万历皇帝、元辅张居正、首辅申时行、清官海瑞、名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这六个人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书中侧面提及的人物，也通通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并非个人原因能够解释，而是“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种以传统道德治理国家的制度已经山穷水尽，导致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喜欢把自我代入到每一个主角中，抛开作为之后人的客观和理性，仅仅从“如果我是他，我会怎样做”这个角度来思考，结果十分惊人，大多数情景下“我”都无法做出第二种选择，因为每个人都深陷其中无法抽身。举个例子，万历皇帝最出名的事情莫过于“三十年不上朝”，身为一个皇帝，这的确很失职，但当你了解到年轻时的万历也有过一腔热血，想要励精图治、治理国家，在此过程中逐渐发现自我的权力被官宦集团用道德礼仪完全约束，批奏折本只需要画红圈走个流程，甚至连选妃、立太子都不能自我做主，皇帝只是“制度所需要的产物、帝国庞大机器中的一个零件”，这个时候就能够知晓万历皇帝消极怠政的根本原因，而不仅仅认为万历皇帝一无是处。
读历史类书籍的关键点在于，我们从历史中能够学到什么。在一个道德大于法制的社会里，人人重礼仪而轻实际，社会氛围虚伪矫饰，政治生态上下愚弄，人情之间黑色交易，规则与潜规则抵牾较量，而历史的惰性和惯性又让这些“癌症”延续至今。
身为一名国企员工，以个人愚见，国企归根到底仍旧是企业，当以效益为先，但我们的确有极小部分同志已然忘记了这一点，组小型团体，玩政治游戏，搞形式主义，路越走越歪。没有哪份工作是铁饭碗，公务员都已经试行合同聘任制，国企员工又岂能混日子玩心思，当你没能给企业带来效益的时候，面临的结果也只会是被淘汰出局。
努力工作，提升企业效益，企业效益高，反过来也会体此刻员工的福利待遇上，很多人把这件事搞反了，认为企业没有给到相应的福利待遇，就不认真对待工作。但需要明白的是，公司是一个平台，个人需要平台来体现价值，平台离开某一个人并不会有太多影响，请时刻认清自我的定位。
身为国企员工，应当坚定意识，端正态度，加强思想工作建设；身为国企员工，应当脚踏实地，兢兢业业，认真完成分内之事；身为国企员工，应当志存高远，不断学习，适应企业发展脚步。工作，不仅仅是为企业工作，更是为自我工作，此刻走的每一步都会在个人履历上刻下浓厚一笔，期望多年以后，你回头看自我的履历，充满自信，不存遗憾。
《万历十五年》是一部评价很高的书。暑假中读后颇有感触。下头分几个部分谈一谈。
一、先说说黄仁宇先生其人。黄仁宇，湖南长沙人，以往学过工科，在报社工作过，当过兵，之后又在美国攻读历史。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历史有了自我独特的思考。
他在自序中提到他与明史的联系，博士论文做的就是明代的漕运。为了写书、做论文，他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读完了《明实录》133册，再加上写书的时间，一本不厚的书竟用了7年的.时间！如此严谨的态度，坚持不懈的精神都是令人敬佩的。而正因为他的治学作风才有可能写出如此精彩，有影响力的巨著。
二、谈谈这本书。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有的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而黄仁宇先生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民穷的根本在于律制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明朝采取极其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并不着眼于提倡辅助先进的经济以增加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书中有如下论述：“万历二十年（1592），北京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它每年要向27个不一样的机构缴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一千两。与其相似，全国布满了这段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齐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有书中可见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犹以为甚，乃是明朝衰落的症结。书中所记述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官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名裂或不得善终，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及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原先仅有英文版，后应国内读者要求，才有了中译本。其英文版原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正是由于很多历史学者忽略了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年份里发生的事情才未有所得，而作者却以审慎的态度洞悉了这段时间内那些看似细枝末节却能够以小见大的变化，才能由此独到的见解。
三、谈一谈引申出来的思考。就以中的海瑞为例。海瑞作为一个御史，尽他的职责，直言敢谏，甚至冒着杀头的风险直指皇帝的过错，实为清正。而他的作风不但皇帝看不惯，连朝中百官都人人对他的行事习惯有怨言，其中不乏许多忠良之士，原因何在？
海瑞的信条和个性固然令人尊敬，却没有一人按照他这个榜样来办事。原因就在于人们已经习惯了另一套为大众所理解的形式方式。海瑞的行事方式乃是正道，而这正道上已是人迹罕至。
举一例说明：当时朝廷上派遣钦差到各地巡查。名为巡查，实则捞油。每到一处必是明里或暗里的向地方官员要好处。而地方官员也正好趁此机会送钱打点，一则为自我官场升迁打基础，二则能够保住官位，在所辖之地横征暴敛而不被处理，两厢情愿，心照不宣，何乐而不为？而两袖清风的海瑞可不管这一套，青菜豆腐招待上官，钦差几次暗示却反被海瑞参奏一本，引得人人自危，就怕自我的那点事儿也被揭发。
按理说海瑞的做法并无不妥且是极为正确，可在当时的规则之下必定是要引起惊涛骇浪的。何也？是时此种上下官员的交易方式已经不再是地下的受贿而似乎有正大光明的趋势。系统之中的每个个体已经在此制度中找到了自我的平衡点，找到了晋升的途径和维持生计的办法，习惯成自然，只要人人都能够得到自我想要的，灰色交易市场已经构成，为什么要改变呢？偏偏就在此时，海瑞半途杀出，非要搅个天翻地覆。一旦当前的系统被颠覆，每个个体都必须重新定位去适应新的规则和关系，此刻的既得利益到时候就不明白能否找回，谁愿意去改变呢？海瑞的行为就像一个印第安部落里闯入的欧洲人，无异于砸天下所有当官的饭碗。习惯了一套能够让他们获益的规则的人们会在有人想颠覆它的时候奋起反抗的，习惯和利益是罪魁。海瑞正是所以被碰得头破血流，15年赋闲在家，晚年凄惨。制度造成了这一切。
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极其普通的年份。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以该年前后的历史事件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涉取的经验和教训。作者以其“大历史”观而闻名于世，本书中这一观念初露头角，“叙事不妨细致，可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本书自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版以来，好评如潮，在学术界和文化界有广泛的影响。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能够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万历时期是东西方礼貌相遇，交流碰撞的时期，西方礼貌首次叩开了东方的大门，是东西方礼貌最友好平等交流的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组成了西学集团，传播西方礼貌。
“万历时代”时“非君浪潮”高涨，民本主义盛行，是封建皇权统治遇到极大冲击挑战的时代。“万历时代”是资本主义萌芽方兴未艾，是蕴育新型生产关系的时代。万历三大征，扬大汉雄威于寰宇，威震敌胆，蒙古、倭寇望而却步，再保大明六十年国运，实为不易。
“万历时代”是市民社会发展，市民力量壮大。首次出现了市民力量和封建统治斗争的时代，是蕴育社会变革的年代。万历年代大科学家纷纷出场，出现了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华夏科技礼貌再次站在世界高峰。
“万历时代”李贽等大思想家纷纷涌现，政治社团纷纷出现，学派繁荣。是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的时代。
万历年代出现了徐谓和董其昌等顶级书画家，是个艺术蓬勃发展的年代。
“万历时代”市井文学灿烂，出现了世界级的戏剧家汤显祖，是个文化事业昌盛的时代。
“万历时代”是彻底击败日本，昂首东方，是中国最终一次辉煌的年代。万历也是满清初起，世风堕落、思想多元化。危机和挑战并存的时代。
“万历时代”的生机活力比死气沉沉的康乾盛世强百倍，明朝的文治武功到了顶点，是中国历史的岔路口。
对于明清比较有两部书不可不读，其一《利玛窦中国札记》，其二《停滞的帝国》。尤其读了《利玛窦中国札记》一般不抱偏见的人对明朝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会有一个颠覆性的转变。我们能看到物价低廉、富裕，人民安居乐业的明代社会。我们也能看到一批富有牺牲精神的西方传教士，以及一大批宽容、开明有良好学识、修养的明朝君臣士大夫形象，以及晚明社会宽松、自由、平等、活跃的政治氛围。这与《停滞的帝国》描述的满清帝国衰败、贫困、闭锁、愚昧的社会现状截然相反。
读《利玛窦中国札记》你还能发此刻明代“士”这个阶层上，人格是平等的，是不论官职大小的，官大一级压死人不适合当时的情景。在学术上也是人人平等，所谓学霸、舆论导向倒是不可思议的。
回顾那段历史，无论如何是看不出儒学对西方礼貌和西方科技有强烈的抵触倾向，封闭、保守。反而是敞开胸怀，热烈欢迎。用徐光启的话说是“易佛补儒”。
与利马窦神父捣乱的主要是一群迷信的农民，以及一些愚昧的乡绅。而佛教才是利马窦神父针对的主要敌人。士大夫地位身份越高，越能理解西方文化，越能依法保护西方传教士，越能和利神父成为至交，对利神父的学识赞赏不已。
这说明儒学原先是欢迎西方礼貌的。而“五四运动”后，学界却几乎一致公认“儒教”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所以要上溯到孔子，打倒孔家店。五四以来的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一向影响到今日。他们的误区就在于：对于“满清统治”对儒学的恶劣影响研究不透、不深。从而把满清统治下的理教，当成了儒学的正宗。
其实想了解明末的真实情景能够看一看中华书局出版的《16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大中国史》和《利马窦中国札记》。从这些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能够看出明末的中国还是十分富裕和强大的，其中有些人比如达·克路士对于明朝和当时的中国人给予了极高的赞赏，甚至能够说是崇敬，这和数百年后英国人对于清朝乾隆“盛世”鄙视性的描述大相径庭。尽管一些西方传教士也尖锐的指出了明朝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政治腐败、火器威力不如西方、自然科学研究比较落后等等），，可是毫无疑问的是那时的中国与西欧差不多处于同一齐跑线，本来是有机会与西方礼貌共同发展的。可悲的是这一切都伴随着满人的入侵结束了，之后英国人来到中国时只把满清统治下的中国人当蛮族了。所以说明朝是中国最终的辉煌。而万历朝又是中国最终一个盛世（迄今为止）。
初次接触书名，给我的直觉，无非是写万历十五年那一年发生的历史事件。该书是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三十年之呕心力作。最早在美国出版，该书的英文名字翻译成汉语就是“平淡的1587年”。大明立国近三百年，我国封建社会近两千年，但但摘取这一年，能写出什么样的历史？读史能够明志，读史需要一颗宁静的心，去解读那深邃沉淀的历史。我细细翻来，每一天读那么一小段，合上书本之后，又再去慢慢回味。瞬间，那种弥漫着焦虑，挣扎，痛苦的人物，一个个活生生起来。从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和事佬申时行，思想家李贽，军事家戚继光，清官海瑞，以及万人之上的万历皇帝，没有一个不是生活在痛苦之中，他们现实的遭遇和治理天下的宏大梦想，都有着无法弥合的冲突。这些人都没有善终，甚至于抄家罚没。这是一本以平淡的1587年为基本支撑点，然后让人物陆续施展自我的政治包袱，现实与梦想的碰撞，失败后的毁灭。
作者以一斑而窥全豹的方式，一丝一缕的分析，视野直指上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国从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中华民族的历史，基本上都是以儒家思想和孔孟之道来统治天下。历朝历代，都是经过庞大的文官集团，实行郡县制，来统治全国。隋代以后，经过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吏，这些文官从小就饱读经书，满脑子的孔孟思想，都以仁政爱民为基本的做官准则，时刻要体恤民情，以民为本。这些封建社会的官吏，薪俸很低，要维持自我家庭的生计，享受锦衣玉食，根本无法实现。然后就行成了一套官场的历史潜规则。一方面道貌岸然的宣扬孔孟之道，一方面又鱼肉百姓，实现自我小团体和大团体的利益最大化，为自我的贪污腐败找到更合理的借口。在封建社会，历代帝王，都是宣传以德治国，没有健全的，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即使有相关的法律制度，也被历史潜规则打破。同时官员为官的行为，又缺少及时的监督和制约，这就造成了官员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奉阴违，完全为自我的小九九做打算。官员的脸只会向上看，只对上级负责，又怎样会对百姓负责？那些文官们内心深处的尴尬和不安，也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一方面是圣贤书的教导，一方面是现实里必须理解的官场潜规则。当文官们在扪心自问和尴尬之后，聪明的大脑很快就会
适应这样的官场潜规则，搜刮起民脂民膏，哪里还会有怜悯之心？
在这一制度下的悲情人物，首推海瑞。海瑞是个清官，是个楷模，正是因为寡而鲜，才能成为模范，满朝文官都是海瑞，何来楷模？当海瑞在孔孟思想的熏陶下，立志做为一个清官的时候，他的私人道德其实已经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公共道德，或者说官场潜规则发生了冲突。很多文官，都明白自我去贪污腐败是不对的，可是，你要想在这个圈内生活下去，你就必须去贪污，去随波逐流，否则，仅有头破血流。儒家思想的道德体系，给予了海瑞无穷的力量，让他无所畏惧的站在反对贪污腐败的最前沿。可是，整个文官集团，都满足于现状，并安于现状的时候，他们所理解的孔孟之道的思想，就发生了根本的质变。一方面认识到遵守道德体系要丢官罢官，一方面又要宣扬道德体系来维护他们的统治，就会表面装作清廉的样貌，背地里哗哗的数银子。越是高调的文官，越是最大的贪官。道德以阳的一面存在，而私欲则以阴的一面存在。当道德给他做了一个幌子的时候，私欲就能够无限制的膨胀。当道德能够代替管理国家的时候，文官集团里的官员，则会打着道德的幌子满足自我的私欲，每个人从骨子里并不鄙视海瑞，甚至是仰望海瑞，可是，没有人愿意做海瑞，这就是封建社会文官集团的现状。
对于孔孟之道的作用，历代皇帝都极力推崇。他们和他们的文官集团想用道德的力量，来统治他们的疆土和人民。用道德体系来保障乡土秩序，而不去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在1587年，万历领导下的文官们在勾心斗角的时候，西班牙人带着他们的坚船利炮，发动了对英国的全面战争。西方也拉开了全面的工业革命。历代皇帝都会被推崇为人的楷模，上天之子。万历从懵懂无知的小皇帝，到励精图治的精干皇帝，再到颓废无为的慵懒皇帝，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在年轻的时候，多么的想建立一个强盛的大明帝国，并且亲身去实行各种礼仪规范。来实现以“礼”来建立人们对道德的信心。可是，当他在看穿了这些文官们的阴阳两面以后，思想发生很深的变化，开始了消极怠工。他的消极怠工，不是针对个别文官，而是针对整个道德礼治体系。在传统戏剧里，皇帝都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了解了万历的遭遇之后，也明白过来，皇帝并非能够随心所欲，皇帝只可是封建帝制里的一颗最大的棋子而已，并且始终受着道德礼教体系的压抑和控制。
励精图治，呕心沥血的万历首辅张居正。他几乎开创了“万历盛世”，把明朝多年的积弊，表面上一扫而光，国库充盈，而实际上他为明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了最大的祸根。他死后遭遇清算，其实与万历关系不大，主要是因为他的性格造成的。从小就理解孔孟之道教育的张居正，身居首辅之后，一心只想把大明江山，打造的秀美绝伦。他所实施的改革制度和现行的文官制度格格不入，他没有从根子上发现，一次大改革措施，要从根本上能让绝大多数文官相安无事，否则理论上的完美，最终也是以惨败收场，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也是如此。他的死后被清算，甚至他生前所提拔的官吏受到牵连，这不能不说是他一生最大的失败，当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官体制上有缺陷的时候，他以个人之力，想改变整个时代，则是多么的渺小无奈。以至于之后的首辅申时行，好像看透了其间玄机，做起了和事佬，成了一个万历皇帝和文官之间的缓冲剂，为此不惜牺牲原则。他们二位的做法，初衷都是好，都是想让大明帝国的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起来。可是张居正的缓冲剂失效了，造成了他死后的被清算。在文官集团和万千小民之间，明朝所采用的就是以礼和道德来维持国家秩序，也能够理解为，明朝并没有真正以《大明律》来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而是靠道德和礼教，
而道德和礼教又是比较抽象的一些准则，在私欲面前，不堪一击。正是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改朝换代的杯具。
历史就是这样的神奇，透过历史能读懂未来。历史总是在创造匪夷所思的故事，相同的历史，由不一样的人去描述，就会有不一样的历史观。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细节之中，不一样的人发现的细节不一样，所得到的感悟就迥然不一样。《万历十五年》所表达的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绝对大多数的人都穿了件绚丽的外衣，那就是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却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来满足自我的私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