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读《多余的话》便能感受这种来自生命的真实和心灵的表白。仿佛看见了那个午后，一个戴着眼镜书生模样的人，手带铁铐，在几个武装人员的押解下，缓步前行。走着走着，来到了一处草坪，中年人回头对押解的人笑笑说：“此地很好。”稍后，枪响了，中年人应声倒地。
作者是不幸的，一个中国传统书生的不幸，他的不幸源自他的懦弱。也让我们看清了“政治”与“政客”。
他在人生的尽头一吐为快，说出了“最后的最坦白的'话”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将成为一份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载入中国革命的历史画册，润泽后代，成为永恒。
作者本立志“文学”，但却因交不起北大的“学膳费”而改投“俄文”。那时俄国已经革命，本想以俄文谋口饭吃，谁曾想被卷进了“政治漩涡”。不能从事自己所喜爱的工作已够痛苦，他却更不幸地登上了一个自己不擅长的“政治”舞台。
他用书生式的懦弱对待人生，几乎没有什么反抗。在接二连三地受到政治打击后，又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之名，被王明、博古他们有意地将这个包袱甩给了敌人，客观地讲王明、博古是在借刀杀人。
作者在走向刑场前写下这《多余的话》，算是一种解脱。至少他敢于讲出许多人不敢讲的话：参加革命仅是历史的安排，并非追求什么马列主义。
尽管招致了身后无穷无尽的是非，但时间已经开始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作者做出在临死前一吐心曲的决定是极其正确的，他最终以这一篇《多余的话》而真正捍卫了自己的人格和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