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1895-1990）出生于中国历史上备受瞩目的传奇家族——江南钱氏。钱氏家族自宋代以来就是名门望族，近代仍然人才辈出，不但培养出了自然科学“三钱”，即“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在文史哲方面亦培养出了钱玄同、钱基博、钱钟书等著名学者。
作为这个传奇家族的一员，钱穆先生更是被尊为"一代宗师"，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他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对整个华人地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是新亚书院（即后来的香港中文大学）的创校校长，一生著述颇丰，专著达80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
《民族与文化》是九州出版社所引入台湾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整理的《钱穆先生全集》丙编中的一个小册子。民族与文化是一个宏大的话题，钱穆先生从中华民族之本质、中国社会之形成、历史的领导精神、中国历史演进大势、中国文化本质及其特征以及中国传统之人文化修养等角度进行了讲述，其中许多真知灼见，令人耳目一新。简略撷取印象深刻之处，分享给大家。
在钱穆先生一生的治学中，他反对以西方文化为模型来裁剪中国文化，强调应该从中国传统自身出发来研究中国文化。因此他强调现代人所使用的“文化”一词是由西方语言转译而来的，指的是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而中国人自古就有对“文化”的定义，即《易经》中“观于人文以化成天下”。钱先生认为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由“人”的观念演进到“天下”的观念，其中一以贯之的是“求道”，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
钱穆先生认为“民族”是“文化”的主体，民族创造了文化，但民族亦是由文化融合凝聚而成的。世界上曾经有过许多优秀的民族，创造了各自优秀的文化，但他们很多都夭折了，这是因为他们只完成了“民族创造文化”这一步，而没有完成“由文化融合凝聚民族”这一步。而中华民族的特质在于不但创造出了一套优秀的文化，又能够反过头来用文化融合凝聚民族，使得民族绵延拓展，日久日大。因此，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民族观是建立在文化基础上的民族观，与西方人建立在血统、种族之上的民族观有着本质的区别。
《论语》中《论语·八倄》中“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以及《论语·子罕》中的“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便是这种建立在文化基础上的民族观的明证。第一句话里的夷狄指的是还没有接受华夏文化的少数民族，他们虽然有有君王，却不如华夏没有君王。为什么呢？因为华夏即使没有君王，也有文化长存。第二句话的意义就更加明显了，象孔子这样的君子居住在野蛮的少数民族之中，也会让他们得到文化的浸染，所以何陋之有呢？
在《民族与文化》中，钱穆先生还对“四民社会”进行了详尽地讲解。“四民社会”是钱穆先生饱受争议的学术观点，他认为中国社会自春秋战国以下，可称之为“四民社会”，四民指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乃是以“士”为中心的社会结构，是中国社会所独有的社会结构。“士”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亦为中国文化所独有。凡能志道、明道、行道、善道者，在中国谓之“士”。因此“士”是一个文化概念，换言之，出生世家，不能行“士”之道，就不能称之为“士”，而出身贫贱，却能行“士”之道，便可以称之为“士”。
《论语·卫灵公》：“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泰伯》：“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便是证据。第一句强调了道的弘扬需要依赖于人才能发挥，才能光大。第二句的重点则在于强调“士”的精神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这正是中国文化里最出彩的部分。
钱穆先生的《民族与文化》成书于上世纪60年代，距离现在已有60年了。时间虽久，其中的精神却与时下强调“文化自信”的观念十分契合，值得大家研究。
钱穆先生是位资深的教职人员，曾在多所大学担任过教职工作，《民族与文化》一书其实就是钱穆先生在备课所用的讲义之上进行延伸的讲辞。
钱穆先生学识博达，一生著述八十多部，代表作《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被誉为“一代通儒”，所以对民族与文化两个方面颇有一番自己的见解。
钱穆先生认为“民族与文化”这一个题目，该是研究国防中的一个最高最大的题目。因为一个国家的基础，便是建立在其民族与其传统文化上。这是二十世纪的新真理。
当然了，在我们今天的二十一世纪，研究国防问题，最中心最基本的，依旧还是民族与文化的问题。
世界上既有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但是从历史的大趋势来看，不同的民族只能求其共存，不同的'文化也只能求其交流。
但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提出的，即是某个民族曾创造了某种文化，而此民族却已在历史上退出了，但其所创的文化还保留在世界，由另一个民族来承接下去。
世界史上常有这样的事实，于是就产生了像德国斯宾格勒文化悲观的论调，认为文化也逃不了生、老、病、死的阶段。即在最近，像英国史学家汤恩比，还是逃不了抱持一种文化悲观的论调，他认为人类文化到达了某个阶段，必然会僵化。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我们今天以东方人的立场，来讨论人类文化，可以将文化分为两种不同的体系。一种是某一个民族创造了某一种文化，而这个民族忽然中途夭亡了。最显著的，比如希腊，比如罗马是如此。另一种，像我们中国，不仅由中国人来创造了这一套中国文化，而又由这一套中国文化来继续创造中国人。所以，即使到了今天，中国人仍占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比数。
这是由于中国人的民族观和西方人民族观并不相同的缘故。
中国古代人观念中的民族界线，是在文化上。只要是同文化，便成为同民族。异文化，也就是异民族。
同中国人的民族观不同的是，西方人则更注重血统。
因此西方人写历史，一定要详细指出这一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们共分几支，一一写得清清楚楚。
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能够扩大他们的国家，却始终不能扩大他们的民族的缘由。
我们都知道英国只有三个岛，英格兰、苏格兰还有爱尔兰。
为什么大英帝国几乎可以控制全世界，却始终不能把自身三岛融合为一呢？
对此，钱穆先生的回答是，从根源上来探讨这个问题，你会发现，这依旧还是文化的问题。西方文化可以使他们的民族向外伸展，却不能使也们的民族向内融凝。而中国文化却与之截然相反，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
钱穆先生指出，全世界更没有另一民族、另一文化可以与之相比，这是中国的文化独有的力量。
它是我们中华民族之特质，也是我们中华文化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