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看似是对历史事件的客观描写，但在描写当中又参杂着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总结与经验教训，为人们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在个人方面，用理性去看待问题，用逻辑去征服他人。在《烛之武退秦师》中，秦晋联合攻郑，烛之武说秦伯，刚开始是把郑国的存亡问题放在一边，先对秦、晋、郑三国的利害关系进行着重的具体说明，其次叙述保存郑国对秦的好处：“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最后在述说晋国的狼子野心与对秦国的忘恩负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一步步地叙述，把秦、晋、郑三国的利害关系清晰地摆在秦穆公的面前，最后打动秦穆公，不仅使得秦国退兵，而且还留了秦将杞子三人帅军助郑守卫郑国。
一个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都可以运用严谨而周密，委婉而多姿的逻辑思维去熄灭战火，更何况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呢。现在的中小学，往往过一段时间就会有相关的某某因为打架而受伤住院或者残废，这都是因为一点小小的摩擦而导致的。有时候不妨换个角度，打架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要学会运用理性的观点去看待问题，用严密的逻辑去征服别人。
在教育方面，循循善诱，有足够的耐心去对待每一个人。在《郑伯克段于鄢》一文中，庄公一生下来就被其母武姜所厌恶，而他的弟弟则一直被其母偏爱，先王在位之时，其母就想要废除庄公而改立段为王。庄公上位时，其母又私地下各种阴谋来阻挠庄公持政。段因受其母的偏爱而骄纵无忌，大臣们害怕段会酿成祸害，纷纷请旨想除去他，庄公却泰然处之。其实庄公不是不明白段和其母的祸心，只不过他的略是令其养痈为患，“多行不宜必自毙”。终于，段被庄公宽容的假像所迷惑，利令智昏地率兵伐京，最终被庄公所灭。
其实庄公如果能够对段有一定的教育，或许段也不会养成骄纵无忌的性格。老师是教书育人的伟大职业，它对学生有很大的启蒙作用，甚至会影响学生的一生，但有的老师却对一些性格比较恶劣、老师的劝告不听、漠视课堂纪律的学生采取自由放养的方式，认为老师的话你现在不听，那就等到到了社会由法律制约吧。其实，对于学生来说，他调皮只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只要老师抓住学生的心理，有足够的耐心，循循善诱，那么一定可以让学生认真起来。
在国家方面，杜绝腐败行贿之风，建立高效廉洁、勤俭节约型政府。《臧哀伯谏纳郜鼎》中，宋庄公因为杀了死马孔文嘉以及宋殇，为了取得鲁国的支持，把郜国的大鼎送给了鲁国作为贿赂，鲁庄公接受了它并将它置于太庙中。鲁大臣臧哀伯就对此表示鲁庄公这种行为是明示百官可以纳贿，是国家衰败的象征。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这个道理不仅对那时的鲁国有用，即使拿到现在也一样具有普遍意义。就如一个当代的管理者，如果自己不能做到以身作则的话，那么他的下属也同样这么做，那么他的管理可以说是一个失败。同样在我国现在的反腐进程中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我国的反腐要从高层抓起，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治本，哪些地方的官员也就不会腐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糜之风，构建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
每一部史书，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内容，只要能用心地去品尝，细细体会其中所蕴含的道理，那么它就是一部好的作品。正如《左传》，它起于鲁隐公元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记载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每一个篇章，都揭示了其中所蕴涵的大大小小的道理，对现在的个人、社会与国家都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左传》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偶尔无聊的时候看看史书，尤其是像《左传》这样优秀散文典范，可以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的，进而完善自己，做一个完美的人，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的`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传》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在〈隐公〉里面，[臧僖伯谏观鱼]中，鲁隐公要到棠地以射鱼为娱乐，大臣臧僖伯奉劝他要把精力集中到国家大事上，而不要荒怠正事，指出：“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臧僖伯虽未能阻止隐公的行动。但他的话足以训诫。这里了告诉我们，若要作为一个合格的管理者，必须学会察纳善言，广纳贤言才能使自己的权威得到承认，更好的做好自己的管理工作。
在〈桓公〉篇里，[臧哀伯谏纳郜鼎]中，宋庄公为了取得鲁国的支持，把郜国的大鼎送给了鲁国作为贿赂，鲁庄公将它置于太庙中。鲁大臣臧哀伯这是明示百官可以纳贿，是国家衰败的象征。“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这个道理不仅对那时的鲁国有用，即使拿到现在也一样具有普遍意义。就如一个当代的管理者，如果自己不能做到以身作则的话，那么他的下属也同样这么做，那么他的管理可以说是一个失败。同样在我国现在的反腐进程中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我国的反腐要从高层抓起，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治本，哪些地方的官员也就不会腐败，所以我们要做好榜样，发挥领导作用。
在〈襄公〉篇里，[子产问政]中，郑国的执政者子产遵循“爱民如子”的原则，把政事当作农事，精心料理，表现出他一心为国的品质。从子产的作为上看出，我们的当权者应当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用群众观点去看待问题，要爱民如子，不能背弃群众为中心的倒行逆施，要勤政爱民。作为一名管理者更应如此，学会体恤下属。
读到《郑伯克段于鄢》一文，庄公，一出世即为母所恶；段，庄公之胞弟也，为其母所偏爱。先王在世，其母就有废长立幼之意；庄公即位，段又恃母爱骄纵无忌。大臣们恐酿祸患，纷纷请除之，庄公却处之泰然。庄公不是不明白段的祸心，但他的策略是，令其养痈成患，“多行不义，必自毙。”终于，段为庄公表面宽容的假象所蒙蔽，利令智昏地率兵伐京。
好，机会终于成熟了，庄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地伐灭段叔而免去了来自任何一方的谴责了。庄公故意放纵其胞弟的篡权之心，并为之“创造”条件、“创造”机会（当然是设置的圈套），培养之，引导之，令其事发后再予收拾，其居心可谓险毒阴深矣。难怪有人评说，郑庄公乃天下第一大毒人也。联系到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颇有感触。某些调皮顽劣的学生，不是那么愿意听取老师的批评，有的则视老师的苦心劝告为儿戏，更有的则干脆顶牛，他们对老师的教诲是那么的反感。教育者见教育不见成效，
也就有丧气、赌气的时候：算了，让他去。甚至想，平时里小打小闹敲他一下也不痛不痒，不如“穿疱”彻底整治痛快。或曰，学校管不了他，将来让社会去管他，让法律去管他吧。君不见，不是终于也有那么几个人，果真被法律“管”上了吗？
但我窃以为“做人须当讲人品，为师更应尚师德”，为师者而放弃了教育的职责，是为失德也。对于班中一些顽劣调皮的学生，尽管有时明知有些话讲了也是白讲，但作为一名老师，教育乃是我的职责，我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同学们尤其是那些经常挨老师“训斥”的“差生”们呢，听了这段故事，难道就不生一点新的感触？难道还能高兴于老师对自己的不管不问、或曰不敢管不敢问、或曰不愿管不愿问？难道还能将老师对自己的这种听之任之作为炫耀于同伴的本领？难道还能憎恨那些敢于管教你们的师长并伺机对他们施以报复？难道竟希望教育你的老师变为郑庄公？
郑庄公其人，学生莫爱，老师莫学
以五代十国为界，中国古代史正好可以看成对称的两个阶段，前一个更工整，后一个稍牵强。从周至唐，都是先有一个长达几百年的纷乱之世迸发出绚烂的思想，并由之引发制度思考，之后一个制度创新的朝代架构出社会发展的基本雏形，继而雄汉盛唐。而宋元明清四代，都是先一个汉族政权将自身在经济、对外领域所能达到的成就发挥至极致时陡现疲软，外族政权蛮横地破立，延续帝制国家的命数。之后的晚清、民国时期，恰似又一个春秋战国，细品下来，不知这是轮回抑或必然。
如果说，从晚清至新中国建立，定义了今天中国的制度概念，那么自周公制礼而一脉相承至春秋时代的礼乐制度则定义了中国人的概念，甚至定义了从内心价值参考到行为衡量准则的一系列标准，有些虽然随着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的转变而逐渐被剥落，但仍有部分价值取向如数学定理般严苛而真实地在生活中体现。中国人对部分礼仪矫情式的执着从春秋就开始，外交场合对话都是用诗经断章取义，因此也难怪楚国君臣在最初的几次出场中，都透着一幅初进大观园的感觉。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没有宗教，是因为中国人在上古时代就将对自身理性的思考发挥至极致，需要由宗教树立的超我形象由深刻的自身内省所代替。但如果这种内省太过偏执，就会产生如申生、介子推那样被自身道德追求绑架，直至自我肯定到只有死路一条。直白地说，文明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一个定义了我们思考与行为的时代，正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源头。酒自古就是拿来说事的最好手段，无论是正式场合还是日常交往。春秋宴饮，其中一个环节叫做“无算爵”，顾名思义就是敞开喝，但喝酒并不是都无节制，齐桓公在招待田氏高祖陈敬仲时，二人喝得特别投缘，齐桓公主动要求晚上点上火把，接着来下半场，陈敬仲以来之前对晚上喝酒没算卦委婉推辞。
读了《左传》后发现，非但日常生活和理性思考，就连国际关系都是深植在中国人血液中，现今国际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在春秋时代都能找到表征。在此单举二例，晋文公践土之盟前后的一次君臣对话中，晋国大夫就明确提出，作为霸主就应当成为其所代表的“国际秩序”的倡导者与维护者，应当积极地推行正当的政治制度，而干涉他国内政当然是实现这种目的的必要手段，晋国讨伐齐国时，提出的议和条件就是将齐国国内的田垄由南北向改为东西向，以方便日后行军。春秋时的大国可以如此霸道地宣扬自身的价值体系，而小国则由于地缘因素等方面的限制，只能成为大国割据的战场。晋国夷之蒐前后的政局大幅动荡，上卿级别的官员变动频繁，楚国利用这一时机频繁北上，晋国国内局势稍显稳定便立刻召集同盟国家开会，通过攻打双方势力交界处的陈、郑二国打压楚国崛起。最终，郑国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逐年与晋、楚两国讲和，这种外交政策的频繁转向连郑国当权者都找不到合理应对的方法。在一次面临楚国进攻时，无奈到进行占卜，神灵的指示是全体当权者到太庙去哭并将战车充塞街道，以示誓死捍卫国家的决心。
有人说春秋时代虽然产生了伟大的思想，但这种思想不足以让我们走出丝绸之路，只有汉唐那种宏伟和包容才能容纳如此的梦想。但这思想从不是那般无力，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可乎”，作为“身长九尺，人称长人”的孔子可能觉得这是个坑，老头直接就怼回去，“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所以，正是这个仿佛纷乱搅扰的时代构筑了汉唐最基础的精神世界，也正是这种看似淡薄绵软的黄老、儒法造就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左丘明的《左传》作为中国最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它代表了先秦文化和文学的最高成就，晋代学者贺循称之“史之极也”，宋代学者吕祖谦称之“接三代之末流，《五经》之余派。学者苟尽心于此，则有不尽只用矣。”足以可见其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
《左传》的史料价值是非常巨大的。记载非常丰富，记载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很多诸侯的治国霸业。所以《左传》是我们了解先秦时期的列国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宝贵资料。特别是详细记载了诸侯、王室之间的明争暗斗，这些资料都曾作为后世史学家们的原始参考，如司马迁和班固等著《史记》和《汉书》的时候，都以《左传》为原始材料整理，《左传》的史料价值是得到公认的，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代。这部史学上第一部编年体形式的书籍，拓宽了我国史学发展的长河，开创了先河。值得一提的是，《左传》中记载的战争非常之多，多达四百多次，其中不乏一些脍炙人口的典故，如城濮之战、鄢陵之战、殽之战等，战争的时间，背景，起因，战争的经验等都记述的非常详实。更值得称道的是左丘明对于战争始终抱着客观的态度，不带个人感情色彩，做到了不偏不倚。我想这些经典的战争也是后世兵家早期研究的对象吧。
我们可能太注重《左传》的史料价值，而忽略了其文学价值。其实，《左传》的文学性同样不容小觑。他能将那么多杂乱的历史事件有条不紊的叙述出来，并且对于历史中人物个性的描写也非常突出，生动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左传》也很好的传承了孔子的儒家思想，一直以来认为这是对《春秋》的最完美的注解，“民本”的思想显得尤其突出。
它是我们文明古国的文化瑰宝，历代的学者们将其与《史记》并称，不是不无道理的。我们要善于发现这部“历史散文”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