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学时，那位古代汉语的老教授对我们要求极为严格，那《孟子》是要求全书背诵的，也许就是因为这特别的机缘，我一直特别喜欢《孟子》。
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我喜欢孟子散文中那种雄辩的气势。孟子具有丰厚的学养，刚健的气质，机智应变的能力，不仅以“好辩”著称，而且极为善辩。我常常慨叹，要是孟子生活在当今时代，他一定是一个出色的律师。读孟子的文章，我总是因此而想到艺术作品中那些大律师的“雄辩”或“诡辩”的场景，那些有经验的律师去质问对方律师的委托人时，只要求回答“yes”or“no”，从而让自己处于主动地位，牵着别人的鼻子走。孟子正是那样，让那些国君被他牵着鼻子走，从而成功地宣传他的政治主张。
近来再读《孟子》，再一次被孟子的雄辩风格所折服。
《孟子·梁惠王上》中说梁惠王在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之前，自诩“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然后以赈灾救民为例，申说自己治国胜于“邻国之政”，“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而“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面对这样的问题，孟子不是去直接指出梁惠王治国之中的不足，那样会让好大喜功的君王难以接受，于是他以“王好战，请以战喻”巧妙地将话题转到有利于自己的方面来，接下来，他用“五十步笑百步”的比喻让梁惠王明白并承认，自己所谓“尽心于国”不比邻国之政好多少。
还有那次孟子见到齐宣王，为了宣传他的“仁政”思想，他从“好乐”切入话题，他先是运用转换话题、偷换概念的方式避开容易引起齐王反感的音乐的雅俗问题，借题发挥，巧妙把音乐话题转为政治话题，从而激发了齐王的兴趣，他忍不住主动问道：“可得闻与？”但孟子并没有就此阐发他的道理，而是以“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和“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两个问题，让齐王很容易地同意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数人乐乐不如与多数人同乐，从而诱导出齐王在思想感情上趋向与民同乐的观点，于是他滔滔不绝地“为王言乐”，引导出“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的结论，意即：与民同乐，推行仁政，人民归附，便能统一天下。
但是我们知道，齐宣王真正关心的是“霸道”，他一心想着的是以武力征服天下，这与孟子的“王道”主张是完全相对立的，可是孟子凭借着他的口才说服了齐宣王，成功地宣传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我真的佩服两千多年之前的孟子，也难怪后人要尊他为“亚圣”了。
可是此次再读《孟子》，我却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放在了结果上：齐宣王倾心于春秋时期的霸主地位，一心想建立霸业，即位后任用名将田忌、孙膑等，伐魏大胜，后又攻伐燕国等弱小国家，最终未能采纳孟子的政治主张。因此，我不得不慨叹这口才的苍白无力的尴尬了。
我还想到我们这些从事班主任工作的人，我们虽然不一定有孟子那么敏捷的思维，那么雄辩的口才，但面对学生，我们一般都能把思想工作做到位，也许学生所持的观点与我们的观点完全相反，但我们总可以用讲道理的方式去说服他们，可是我们过后往往会发现，学生表态挺好的，过后落实在行动中却效果不佳，有时甚至收效甚微，我们所遇到的，不正是孟子所遇到的“口才的尴尬”吗？
当然，学生是成长中的孩子，是孩子，注定他们就会犯错误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但这不也值得我们所有的教师和家长来反思吗？如何用一种最有效果的方式来教育孩子，让他们自己去领悟、去选择，而不是以我们成年人的思想去规定、去限制。只有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会是卓有成效，我们才能解决这口才的尴尬问题。
《孟子》是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共同编撰完成的，全书效仿论语采用的对话体的论文形式，记述孟子与诸弟子的“疑难答问”以及孟子自己的“法度之言”，内容包括孟子的言行、政治学说以及哲学、伦理、教育思想等学术问题的论争，体现了孟子的思想学说，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孟子》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具风格，对后世散文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孟子》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提出了仁政学说与法先王的主张，确立了“天人相通”的理论，发展了儒家的教育思想，弘扬了“贵义贱利”的价值观，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对中国古代尤其是宋代以后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孟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孟子的思想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中国人做人处事的原则中，有着孟子的影子。
读《孟子》，就是在学为人处世。《梁惠王上》首先讲的是“爱民”的行为方式，《梁惠王下》则探讨了“爱民”的行为方式即是“与民同乐”；《公孙丑上》则是探讨爱心、同情心、怜悯心，恻隐之心和羞耻憎恶之心的行为方式问题，《公孙丑下》则阐述了天时、地宜不如人和的思想；《滕文公上》开始提出“性本善”的思想，即怎样行善，怎样以身作则的问题，并且批驳了墨子学派“兼相爱”的思想，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爱是有差别等级的，《滕文公下》则讨论了爱民的行为方式的价值取向问题；《离娄上》是探讨行为方式的规范问题，用社会行为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方式，在《离娄下》孟子举了两个地区和年代相距都甚远的帝王，用以说明统治、管理和服务人民，其道理是一样的，那就是“爱民”；《万章上》是围绕着“孝”这个行为方式来进行探讨，而《万章下》则是围绕着交“友”、“做官”以及“寄人篱下”的行为方式这些问题而展开的；《告子上》则从行为方式问题深入到人的内心，即人性的善恶，《告子下》则把重点放到了讨论行为规范与行为方式的问题上；《尽心上》则是从本性与行为的关系问题转到心理与行为的关系上，也就是人在生存、生活、工作中根据什么样的心理选择什么样的行为方式问题，《尽心下》则是对“自身修养”的尽心知命与行为方式间关系的探讨。
在孟子生活的`那个年代，战乱频繁，诸侯们不择手段追求功利，孟子大力提倡和宣扬仁义思想，充分体现了孟子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治国方面，孟子的仁政思想在《孟子》中随处可见，孟子提出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的“为民”思想和著名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论；在做人方面，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主张“仁义礼智信”，他提出了很多流传至今的至理名言，如“舍生取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纵使已经过去两千年，但孟子的思想仍在以它独有的魅力影响着我们。在我们这个物欲横流，拜金主义盛行，精神贫乏的时代，孟子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孟子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关系，强调爱物节用，主张“取物以时”、“取物有节”，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对我们维护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思想启示。
2、孟子严厉批判了战国中期的社会不公：“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反对暴政，主张“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提倡任人唯贤，这对我们维护社会公正有重大意义。
3、“仁义”是孟子的道德论的核心思想，这对我们思想道德建设有重大意义。
《孟子》一书所体现的思想，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我们应批判继承。孟子仁政理论中的和谐思想的精神实质和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理论是一致的，我们应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孟子》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借鉴的思路。
孟子是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是儒家的理想主义流派。孟子非常重视民心民意，所以才会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其次，君为轻的理念，以彰显民心的重要性，他在政治上推行法先王，行仁政；在学说上有推崇孔子，攻击杨朱，墨翟。从这里也足以看出孟子对于平民百姓的热爱之心。
孟子继承了孔子，并提出了忧患的概念，他认为人的生命之所在，事业之兴败，国家之存亡，都与是否具有忧患意识相关联。忧国忧民之心也便是责任意识与承担意识的重托。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其意为：君主若把百姓的忧乐当作是自己的忧乐，这样百姓也会把君主的忧乐当作是自己的忧乐。这也是孟子对于君主寄以希望，可以仁政为国，爱民如子。
《孟子》一共七篇，主要的两个方面内容，一为孟子与君主讨论政治，另为孟子与儒家其他门人、弟子相互交流行事为人知道。《孟子》的文笔犀利，富有说服力，奈何孟老夫子的良方，和战国各诸侯国所走的霸道路线合不到一起，因而不受欢迎，这也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真实写照。
以意逆志便是孟子在《万章·上》中所提出对于诗理解的方法。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评论诗的人，既不能根据诗的个别字眼就断章取义，曲解诗句，也不能有辞句的表面意思曲解诗句的真实含义，而因根据作品的全篇立意，来探索作者的所思所想。知人论世也便是评论他人作品的原则。
对于孟子，我们并不能以三言两语概括全部，因为他的思想，使我们根本无法理解透彻的，他的精神和气魄，犹如拨开云雾的万丈光芒，哪怕他存在的时代已经距离我们1723年了，但我们局限于世的视野和眼识，亦能感受到他散发出的耀眼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