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本叫《论自由》的小册子看完了，作者是英国19世纪的哲学家约翰·穆勒。在阅读的过程中，想到一句《马哲》教科书中的话：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论自由是向真理接近的方法论。
人类对自身有多不满，就意味着人类所掌握的真理有多残缺。同时，人类没有出现比现实更糟糕的状况，意味着人类某种程度上走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或快或慢，有时甚至曲曲折折。
真理可能是碎片化存在，而人类则透过海量的探索，将这些碎片拼在一齐，并透过传播、共享。这就有了主流与边缘（异端）的分界，自由意味着让主流之外的边缘（异端）存在。这能够算作是一种宽容，但其实际上是对真理的维护。穆勒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证。
异端可能是一种谬误，可能是一种邪说，也可能是尚未被人们感知的真理的一部分。不管怎样，它要么刺激着现有的主流真理使其尽量不被教条化、概念化，它要么将在未来补充现有主流真理身上藏有的缺陷。
人类对自身的前途似乎有很多的话要说，但很多时候又似乎一无所知。如果70亿的人类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机器，真理就会收缩；如果这是70亿充满个性、首创精神的鲜活的人，真理才会扩张。人类才有可能迈向终极目的地，如果有的话。
思想上的自由，放到生活中，就是一种彰显个性的态度与行动，与众不同，标新立异。它的原则是，如果不伤害到他人，能够为所欲为；如果伤害到了别人，就需要遭受处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由此可见，那些看似囚禁人们自由的监狱，如果被正当使用，实际上也是维护自由的设施。
这就引出了社会对个人自由控制的限度问题。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教育。如果一种教育体系，它的存在是为了统治官僚机制输送人才，它就是一种反自由的，其结果是，最聪明的人被聚集在一齐去控制其余人的自由。
比如科举制度，哪怕我承认它是一种公平的制度而且它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但它的结果必然造成官僚体系之外的，其余国民在自由领域探索活动的萎缩，如此，这个国家不会再有个性，不会再有首创精神，真理因此教条化，社会停滞。如果没有英国的坚船利炮，这天的中国或许与过去两千年的中国没什么差别，当然好与不好，大家自己会有想法。
这本书写在一个半世纪之前的英国土地上，如今的中国人读起来，或有许多共鸣。听我乱说，不如自己去看，很短，才10万余字。
很薄的一本书，晦涩的长句，让我如同咀嚼一块生硬的糟饼，咽不下吐不出。
密尔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甚广，尤其是其名著《论自由》（OnLiberty），更被誉为自由主义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与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一道，被视为报刊出版自由理论的经典文献。这部着作的要义可以概括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成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其他人和社会都不得干涉；只有当自己的言行危害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接受社会的强制性惩罚。这就是密尔所划定的个人与社会的权利界限，所以，1903年当严复第一次把《论自由》介绍到中国来时，书名就叫《群己权界论》。当我看到严复先生所翻译的这个标题，似乎这更是密尔所要表达的主旨。
整本书的建构清晰易懂，完全与其行文内容不同，开章引论，于后三章分述，末章叙述其应用。在《论自由》一书中，密尔所谓的个人自由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这也是他所论自由区别于前人如自然法学派，把自由看作是不依赖于社会，而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天赋权利。在老师在指定书目之前，我便有意地去尝试着去读这本论着，原因在于一次在网络上搜索，《论自由》是新闻传播学必读的课外读物，事实如此，密尔本书的重点也在于第二章——《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密尔在第二章的末尾总结论证了思想言论自由在认识上的意义，这里有必要摘抄下来，因为这一系列的论证对推动自由主义的发展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并且使他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论证如下：第一，若有什么意见被迫缄默下去，据我们所能确知，那个意见却可能是真确的。否认这一点，就是假定了我们自己的不可能错误性。不可能错误性的提出是密尔论证言论自由的重要论据，没有什么不可能错误，故而，任意意见都可能去发布。第二，纵使被缄默的意见是一个错误，它也可能，而且通常总是，含有部分真理；而另一方面，任何题目上的普遍意见亦即得势意见也难得是或者从不是全部真理：既然如此，所以只有借敌对意见的冲突才能使所遗真理有机会得到补充。密尔在这第二点上确定了错误意见的存在的意义，它之所以存在是对既存真理的一种补充，它有利于真理的完备。
很薄的一本书，晦涩的长句，让我如同咀嚼一块生硬的糟饼，咽不下吐不出。
密尔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甚广，尤其是其名著《论自由》（OnLiberty），更被誉为自由主义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与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一道，被视为报刊出版自由理论的经典文献。这部著作的要义能够概括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成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其他人和社会都不得干涉；只有当自己的言行危害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理解社会的强制性惩罚。这就是密尔所划定的个人与社会的权利界限，所以，1903年当严复第一次把《论自由》介绍到中国来时，书名就叫《群己权界论》。当我看到严复先生所翻译的这个标题，似乎这更是密尔所要表达的主旨。
整本书的建构清晰易懂，完全与其行文资料不同，开章引论，于后三章分述，末章叙述其应用。在《论自由》一书中，密尔所谓的个人自由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这也是他所论自由区别于前人如自然法学派，把自由看作是不依靠于社会，而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天赋权利。在老师在指定书目之前，我便有意地去尝试着去读这本论著，原因在于一次在网络上搜索，《论自由》是新闻传播学必读的课外读物，事实如此，密尔本书的重点也在于第二章——《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密尔在第二章的末尾总结论证了思想言论自由在认识上的好处，那里有必要摘抄下来，因为这一系列的论证对推动自由主义的发展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并且使他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论证如下：第一，若有什么意见被迫缄默下去，据我们所能确知，那个意见却可能是真确的。否认这一点，就是假定了我们自己的不可能错误性。不可能错误性的提出是密尔论证言论自由的重要论据，没有什么不可能错误，故而，任意意见都可能去发布。第二，纵使被缄默的意见是一个错误，它也可能，而且通常总是，内含部分真理；而另一方面，任何题目上的普遍意见亦即得势意见也难得是或者从不是全部真理：既然如此，所以只有借敌对意见的冲突才能使所遗真理有机会得1补充。密尔在这第二点上确定了错误意见的存在的好处，它之所以存在是对既存真理的一种补充，它有利于真理的完备性。第三，即使公认的意见不仅仅是真理而且是全部真理，若不容它去遭受而且实际遭受到猛烈而认真的争议，那么理解者多数之抱持这个意见就像抱持一个偏见那样，对于它的理性根据就很少领会或感认。这一点简直是太有说服力，反对意见的提出，就会逼迫持有者去说服反对者，而一旦持有者没有从根本上体会真理，那么只会被反对者所识破，只因为有反对者的存在才能使真理更好的被人理解。再者，第四点，教义的好处本身也会有丧失或减少并且失去其对品性行为的重大作用的危险，因为教条已变成仅仅在形式上宣称的东西，对于致善是无效力的，它妨碍着去寻求根据，并且还阻挡着任何真实的、有感于衷的信念从理性或亲身经验中生长出来。
密尔所宣称的自由毕竟是离不开社会的，人是一个能够自由发展的、任其随自己喜好的态度去生活。但是，他也务必区分自己自由的权利界限，在密尔的自由论中，自由，也就是不能损害到他人的利益。这也是我所能读懂的层次，在不干涉他人权利、不损害他人利益的状况下，你是能够干任何你想干的事情的。当然，政府也不能干涉人们的这种自由，密尔理论中，政府过多干涉人们自由，会增加政府的权力，必须程度上会使人们陷入崇拜权力的状况，从而丧失自己的自由观念，依附于政府，而人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不受干涉，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如前面密尔所述，意见就算有其真理性，但反对的或者不同的意见在必须程度上对其真理性是有所帮忙的。我是这样体会的。
密尔的理论就先谈到那里，本篇读书笔记，我用了“读不懂”来形容我所认识的自由，当然既是形容这部著作，也是形容我所看不懂的当今中国社会所谓的自由与民主，以及一些为人师所传授的民主自由。是的，中国的民主自由是与当今世界所谓的民主自由有必须的距离，正如韩寒所讲，在网络上发表一些文章的时候，会有一个审批的过程，会有一些字会变成一些奇奇怪怪的符号，这都是在西方国家不能所遇见的状况，这完全是政府干涉个人言论自由的铁证。或许，是有太多人只看社会的这一面，在我看来，整个社会是前进的，总有一些手段是务必要实行的，一些人总是在试想如果中国政府按照西方政府那样做，该多好，我想问，多好是哪里多好？体制要变，民俗要变，人们要被强迫地去理解所谓的民主自由，时髦的说也就是突然“被民主”“被自由”，一个人总要被周围的环境所感染，会慢慢适应，会逐渐去放下自己这方面的畅想，逐渐同化，不横向比，纵向比，这种变化是很客观的，横向比，我们只能兴叹，有时候，我反而感觉西方国家安全感不是很强，一切都放开，在适当法律下，谁明白谁哪天会情绪变化，对他人怎样样？
自由，感性来讲，只要是简简单单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就能够，必须要与自己过不去，那也没办法，有一批人在争取西方式的自由，需要这样的人，正如密尔在《论自由》里所说的的另外一个层次，每样东西都有存在的理由，都能促进社会的进步的。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论自由读后感。———卢梭。
在现今这个“自由”泛滥的时期，自由已经被高度的抽象化，然而自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古至今，对它的争论没有定论，而且还会无休止的进行下去。关于这个话题，19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也表达了他的独特的观点。在此书里，密尔探讨了自由的涵义、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个性自由、社会权威的限度以及个人自由不受政府干涉等问题。虽然时过境迁，但是仍有绝大部分的内容至今仍会对我们产生启迪。
说到自由，让人不禁会想到这个问题：自由到底是什么？自由是什么？自由有很多种涵义，但密尔关注的是公民在国家中和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即所谓的“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在引论中，密尔有一个生动的比方：“在一个群体当中，为着保障较弱成员免遭无数鸷鹰的戕贼，就需要一个比余员都强的贼禽受任去压服它们。但这个鹰王之喜戕其群并不亚于那些较次的贪物，于是这个群体又不免经常处于须要防御鹰王爪牙的状态。因此，爱国者的目标就在于，对于统治者所施用于群体的权力要划定一些他所应当受到的限制；而这个限制就是他们所谓自由。”我认为，这就是公民在国家中的自由，即政府统治下人们的政治自由，自由是一个抽象的含义，我们很难用几句话或者几个字就把它的全部内涵与外延概括出来，因此只能用一种现象来表述，密尔将自由分成“自然的自由”与“规则性自由”，所谓“自然的自由”或者也可以称为“最原始的自由”，这种自由i普遍存在于原始社会中，以强力为后盾，充满血腥与残暴的自由。
这种自由在整个社会中不是平等的享有的，由强力的大小决定，只要你拥有绝对的强力，凌驾于其它强力之上，你将拥有绝对的自由。而所谓的“规则性自由”也可以称为“制度下的自由”这里的“规则”包括了“法律、道德”等等，人们的自由首先就是必须符合规则，是一种法不禁止即自由的思想，同时这种自由在整个社会中应该是平等享有的，并且相互不能侵犯的。有一句名言“人人都接受法律的约束，人人都从遵守法律中获得自由。”而密尔所赞成的，正是“规则性自由”，并坚决反对的是“原始的自由”。
在这里我想讨论几组相互对立的词组：个人与社会，被统治者与统治者，自由与权威。
相对于社会，个人永远是个弱者，人们总是通过有限的理性去认识自己和社会，并通过法律使个人在社会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让自己的意志得以表达，从而实现人在社会中的最大自由。密尔说：凡主要关涉在个人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属于个性，凡主要关涉在社会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属于社会。每一个人都受到社会的保护，每个人对于社会也就应该有一种报答，那么这种报答要以何种方式？或者还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到底要遵守何种行为准绳？在密尔看来，首先是彼此互不损害利益，第二是每人都要在为了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于遭受损害和妨碍而付出的劳动和牺牲中担负他自己的一份，这些条件，如果有人力图规避不肯做到，那么社会是有理由以一切代价去实行强制的。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个人的行为要有一定界限，当一个人都行为有害地影响到他人的利益的时候，社会就对他有了裁判权。
这就让我想到了人类文明最初的时期，那时国家被分为两部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统治者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用这些权利对于被统治者施以压迫，剥夺他们的自由，当然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争取自由的过程，因此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统治者的权威被建立在选举、授权的基础上，他们不敢随意施设自己的淫威，被统治者就以为统治者是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认为个人自由和国家权威是统一的，但事实上，这是永远不可能达成的理想状态，密尔认为，这种情形会产生侵害自由的新情形，即多数的暴虐，多数人的意志决定一切不属于多数人的少数人的自由和权利被忽视；所谓的大家共同的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或者最活跃的那部分人的意志，而其余的一直必定被忽视或受到压迫。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对美国社会财政生活中已经显露出苗头的“多数的暴虐”忧心忡忡：：“普选制度事实上使穷人管理社会。”“制定法律的人大部分没有应当课税的财产，国家的公共开支似乎只能使他们受益，而决不会使他们受害；其次，稍微有钱的人不难找到办法，把赋税的负担转嫁给富人，而只对穷人有利。这是富人当政时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因此，在穷人独揽立法大权的国家，不能指望公共开支会有显著节省。这项开支经常是很大的，这是因为立法抽税的人可能不纳税，或者因为他们不让赋税的负担落到自己身上。换句话说，民主政府是唯一能使立法抽税的人逃避纳税义务的政府。”（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38—239页。）这就表现出，民主做真正表达出的只不过是大部分人，或者说是在社会的教育力量之下，使一些不愿意自己做出判断的人们形成的一种普遍观点，而这种观点，终究不能表达所有人的意志。
前文提到，社会总是在某种限度上干预到个人的生活，那么正确处理社会权威和个人自由之间的限度就显得至关重要，找出一个在实际中可操作的能被大家所接受的限度也正是密尔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密尔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研究该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言：凡是可以从抽象权利的概念（作为脱离功利而独立的一个东西）引申出来而有利于我论据的各点，我都一概弃置未用。的确，在一切道德问题上，我最后总是诉诸功利的；但是这里所谓的功利必须是最广义的，必须是把人当作前进的存在而以其永久利益为根据的。密尔把个人放在第一位，重视个人的自由与社会权威对自由最小的干预，社会对个人施以权威的方式主要有二，法律与社会舆论，密尔就是要找到一条准则，不论所用方式是法律惩罚下的物质力量还是社会舆论下的道德压力，都要绝对以它为准绳。在经过正确分析和功利平衡后，密尔找到了这条原则。
即：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他人为自己的好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对他忠告、指教、劝说以至避而远之，这些就是社会对他行为表示不满所能采取的正当步骤；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如果社会的意见认为需要用它们来保护自己的话。密尔极力主张个人对社会的独立性并对社会的积极作用持谨慎态度，这与密尔所处的时期有着一定的关系，由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垄断阶段，个人的作用比起社会整体的作用已越发不明显，使得该学说具有广阔的群众基础。因此密尔提醒人们不要失去自我，因为“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
对于一个人的自己的利益（这里所指的是合法的利益），本人是关切最深的，社会对于个人所怀有的关切只是部分的，并且是间接地，因此社会权威无论以何种方式以对社会成员施以所谓的“保护”为理由，如果不被当事人允许或认同，那么对于社会成员的自由都是一种压迫与威胁，需要加以阻止，以社会成员特有的方式，那就是意见自由，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地步，我们一定要争取到的是，完完全全的思想自由，讨论自由与个性自由，这样才会明清真理，纠正谬误，因为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
自由，乃吾心向往之，而不能久得。逛卓越网时偶然看得《论自由》一书，介绍说此书主要解决个人与社会控制的关系问题，遂买下并决意静心读之。然至今，只读了引论，有一点浅想，记之成陋文，望通读后看到此文不会成笑话。
穆勒云，“虽有民主，而操纵力之国民，与权力所加之国民，实非同物。”此话乃针对所谓的民主国家而言。理论上的民主乃掌权者与被治者是一体的，因此国家的好恶就是人民的好恶，然而，实际中的掌权者与被管者不可能是一体，“人民的好恶”并不是整个国家的好恶，只是其中多数人的好恶，况且多数人的好恶也不是最多数人的好恶，或者实际上所谓的“多数人”只是少数人，这样的政治体制就容易造成人民与人民之间相互劫持。穆勒感叹道：“太白之豪暴，且无异于专制之一人。”其实，如斯统治较专制更残暴。因为专制是让人民明白地看到它的武断专权，而这样的统治是在暗地里施加百姓于“暴力”，表面却打着民主的旗帜。拿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来说，最后就流为了斯大林式的少数人专制：政治上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权力，人民却没有监督党和政府的权力；经济上它可以“卫星上天”，却不能满足公民基本生活需求；思想文化上进行高度垄断，书报检查制度剥夺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作家经常遭意识形态恫吓。据索尔尼仁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引用俄国刑法专家的统计，沙皇1876——1905年的30年间共处死486人，被斯大林在1930——1953年所谓23年中处以极刑的人是沙皇的一千多倍。此种“专制”无人民自由的国家，表面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实则是将国囚禁起来，里面的溃烂终会蔓延至表面的浮华。因而为国治理者，应当为民之权益谋事，万不可将自己当做人民代表，却把为自己谋权当成是在为人民谋权。
自由之初义乃不为外物所拘牵，无胜义也无劣义。有个性的人大多事上不为外物所牵，正如穆勒所说，个性就是个人具有独立意志，根据自己的经验、知识、性格与利益对外界事物作出判断，而不是根据他人、社会、传统和习俗作出判断。社会上总有一部分人活得自由个性，他们特立独行、不怕孤立、敢说老实话、敢向社会大多数的专制权威挑战，他们比其他人更不能适应社会准备下的模子。自由个性之人是理想主义者，是孩子也是老者，是推动社会不断完善的先驱力量，这样的力量要影响他人，必得将思想观点形成舆论，要形成舆论就得有发言权。但是社会暴虐的目的就是要摧折人的个性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其首先禁绝的即言论自由。《礼记》中说“情欲信，词欲巧”，便是要提醒人们说话时态度要坚定，但是说话的方式则要非常客气、非常婉转，自由个性之人当这样才能让当权者听得进去。
穆勒在《论自由》一书中说，言论自由为一切自由的根本。同时，又认为我们认为“真理”的，我们认为“是”的，我们认为“最好”的，不一定就是那样的。正因为人类不是“不可能错误的”，因此需要容忍异己才能实现自由。比如，岳飞抗金之时自然认为自己是正义的，然而对于金人而言岳飞是灭国者是自己的敌人，金人认为自己才是正义的。那么，到底谁才是对的、是正义的？我们无从判断。社会中也常常有人认为自己的正确的，因此带着“正义的火气”残酷地摧毁了另一个可能是正确的思想或事物，这样也摧毁了别人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