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初中的时候吧，初次看《水浒传》，跌宕起伏的情节吸引着我，我甚至被感动得涕泪横流，但偶然的机会，我又一次拿起了《水浒传》，想重温儿时的记忆，没想到，曾经感动过我的《水浒传》却让我很失望。我佩服作者刻画人物的手法，但这本书，在思想方面却显得很不足。
一、无是非观。我总结了一下，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杀人，而且有些是无辜的人。史进杀李吉，李吉并非有罪，即使有罪，也罪不至死。即使是我敬重的武松，也在杀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时，杀了后槽、两个丫鬟、张都监的两个亲随和其他一些人。石秀杀死了和杨雄妻子通奸的和尚和帮助和尚通奸的头陀，杨雄杀死了丫鬟迎儿和自己的妻子。还有，在攻陷一座城池或庄寨时，都要把长官一家良贱杀尽。
为救宋江，劫法场时，李逵杀人最多，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渠，推倒颠翻的，不计其数。
李逵嗜杀成性，在血洗扈家庄后，宋江斥责他说，扈成已经投降，何必杀他一家人。但念在李逵有功劳的份上，权且将功折罪，李逵却说：“虽然没了功劳，也吃我杀得快活!”杀人竟然还杀得快活，骇人呐!
宋江在浔阳楼上提的反诗里，有这样两句，“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似乎杀人是为了报个人的冤仇。
攻打完祝家庄后，宋江与吴用商议，要把这祝家庄村坊洗荡了。石秀禀说起这钟离老人指路之力，“也有此善心良民在内，亦不可屈坏了好人。”宋江听罢，叫石秀去寻那老人来。石秀去不多时，引着那个钟离老人来到庄上，拜见宋江、吴学究。
宋江取一包金帛赏与老人，永为乡民：“不是你这个老人面上有恩，把你这个村坊尽数洗荡了，不留一家;因为你一家为善，以此饶了你这一境村坊人民。”什么是善，就是因为给梁山好汉指路了，典型的“对我好就是好人”的论调。
攻打完北京后，柴进和蔡福到家中收拾家资老小，同上山寨。蔡福道：“大官人可救一城百姓，休教残害。”柴进见说，便去寻军师吴用。比及寻着，吴用急传下号令去时，城中将及损伤一半。伤的可是无辜的百姓啊!
为了逼秦明落草，宋江设计让人穿了秦明的盔甲，攻打了青州城，把许多好百姓杀了，又把许多房屋烧了。
为逼朱仝入伙，设计杀死了小衙内——沧州知府亲子，一个四岁的小男孩，就算他的父亲恶贯满盈，孩子也是无辜的呀。
放火。例如，鲁智深火烧瓦官寺、晁盖上梁山时烧了自己的寨子、武松在蜈蚣岭烧了坟庵，穆弘上梁山时，也把庄院一把火烧了，这样的情节就更多了，不知道这样做用意何在?
此外，攻打祝家庄，实为借粮，并非义举，可宋江却说：“祝家庄那厮，好生无礼，平白欺负俺山寨，因此行兵报仇……”其实，祝家庄门上的标语(填平水泊擒晁盖、踏破梁山捉宋江)和抓了时迁只不过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线而已。
在被迫上梁山前，许多英雄好汉本就是打家劫舍的或者是一方恶霸。就连晁盖也是打家劫舍的，虽说是“劫富”，可却没怎么“济贫”。穆春本是揭阳镇一霸，只因为薛永私自在他的地盘上卖艺，便吩咐人不要施舍他钱，他把宋江给了薛永五两银子视为对他权威的挑战，便吩咐客家和店家不许接纳宋江他们，可当知道此人是宋江时，便扑翻身便拜。看过《水浒传》的人都晓得，这样的情节不少。
书中很多英雄人物确实是被官逼得上了梁山，象林冲、武松、宋江，那时的吏治确也有些残酷。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原来故宋时，为官容易，做吏最难。为甚的为官容易?皆因那时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为甚做吏最难?原来做押司的，但犯罪责，轻则刺配远恶军州，重则了残生性命……”吏治的严酷与不合理可能是导致反抗最直接的原因。可也有很多人如阮氏三兄弟却不是如此，也有一些人是被这些好汉们逼上了梁山的，如秦明、萧让、金大坚、黄信、李云、李应、徐守、卢俊义等。
二、乱世的志士往往有些无赖(老舍语)，鲁智深到处赊帐，只说，先记上，改天再还，从店小二等对他的态度来看，他估计也是一霸，就连镇关西见了他，也是慌忙出柜身来唱诺道：“提辖恕罪。”这鲁达到处打人，而且有时是打着正义的旗号打人，如在旅店救那父女俩逃走，店小二阻拦时，鲁达大怒，打了那小二一巴掌，只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复一拳，打落了两颗门牙，其实店小二何错之有?到后来大闹五台山，更是流氓行经。杨志在生辰纲被劫后，也吃过霸王餐。
三、义气、人情大于法，宋江得知官府要缉拿晁盖，便去给晁盖通风报信。宋江杀了阎婆惜，知县却一味护着宋江，只想把事情朦胧做在原本无辜的唐牛儿身上。武松杀死西门庆、潘金莲后，知县也一心要周全他。说到人情，宋江惯会使人情，发配到江州府，到处使银子，因此无一不喜欢宋江。戴宗因宋江没送例银，大怒，喝道：“贼配军，安敢如此无礼，且打这厮一百讯棍。”当知道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宋江时，戴宗马上便和其称兄道弟。人情在中国可真是源远流长。
《水浒传》通常被评价为一部正面反映和歌颂农民起义的小说。当然，小说中描写的梁山泊的某些基本宗旨确与历史上农民起义所提出的要求有相同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水浒传》中的人物和故事，基本上都是出于艺术虚构，可以说，除了“宋江”这个人名和反政府武装活动的大框架外，它与历史上宋江起义的事件没有多少关系。
这部小说的基础，主要是市井文艺“说话”，它在流行过程中，首先受到市民阶层趣味的制约。而小说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也都曾在元后期东南最繁华的城市杭州生活，他们的加工，并未改变水浒故事原有的市井性质。
所以，梁山英雄的成分，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却几乎没有真正的农民;梁山英雄的个性，更多地反映着市民阶层的人生向往。这些基本特点，是首先应该注意到的。
用封建统治者的眼光来衡量，梁山上的人们当然只能算是“盗贼流寇”之流。小说要公开歌颂这样的'“盗贼流寇”，并为社会所接受乃至喜爱，首先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提出一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合乎社会传统观念的解释(哪怕这种解释不可能圆满和充分)，赋予这些英雄好汉以一种为社会所普遍认可的道德品格，在这种总的前提之下，来描绘他们的反抗斗争。梁山泊一杆杏黄旗上写着的“替天行道”的口号，和梁山议事大厅的匾额所标榜的“忠义”这一准则，就是作者为梁山事业所设立的道德前提。
在通常情况下，“天”这一居于人间权力之上的最高意志，总是被解释为佑护朝廷的;“道”作为合理的政治原则与道德原则的抽象总和，也是为统治阶级所专有。但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向来也承认：当一个时代的政治情形发生严重问题时，政权本身的行为也可能是“违天逆道”的。
在这种情况下，由另一种力量出来“替天行道”，至少在表面的理论上可以说得通。而《水浒传》正是通过大量揭露北宋末政治的普遍性的黑暗现象，证明了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忠义”是梁山好汉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是传统道德的范畴。尤其“忠”，首先和主要地表现为对皇帝与朝廷的忠诚，甚至梁山义军的武装反抗，攻城掠地，也被解释为“忠”的表现——“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其实，梁山上不主张“忠”的也大有人在，像黑旋风李逵便动辄大喊“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只是这一种力量始终处在以宋江为代表的主“忠”力量的抑制下，而最终把梁山大军引到了投降朝廷的道路。“忠”的道德信条既是作者无法跨越的界限，却也是这部小说在封建时代能够成立和流传的保障。
“替天行道”和“忠义”的前提，为《水浒传》蒙上一层社会所能够接受的道德正义色彩。在这种前提下，确实包含了许多与正统观念相一致的东西，不仅是对朝廷对皇帝的“忠”，诸如对清明政治的要求，以及对“奸夫”的仇恨，也莫不如此。但《水浒传》并不因此而失去它的光彩。
它的前提其实是相当浮廓的、有时真有时假的，在这些前提下，同时也包含了许多与正统观念完全不一致的东西。小说不仅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而且反映了民间、尤其是市井社会生气勃勃的人生理想。
这部以北宋末年社会为历史背景的小说所揭露的现象，实际在封建专制时代具有普遍意义。小说中第一个正式登场的人物是高俅，这个因善踢球而得到皇帝宠信的市井无赖，居然不到半年就升到殿帅府太尉的高位，从此连同他的“衙内”倚势逞强，无恶不作。
在全书正文的开端，这样写寓有“乱自上作”的意味。不仅如此，作为社会全景式的描述，在政权的上层，有高俅、蔡京、童贯、杨戬等一群祸国殃民的高官;在政权的中层，有受前者保护的梁世杰、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贺太守等一大批贪残暴虐的地方官。
在此之下，又有郑屠、西门庆、蒋门神、毛太公一类胡作非为、欺压良善的地方恶霸。如此广泛的对于面的揭露，是随着长篇小说的诞生而第一次出现。
在“替天行道”的堂皇大旗下，作者热烈地肯定和赞美了被压迫者的反抗和复仇行为。梁山好汉们并不是出于纯粹的主持正义的目的而“替天行道”的，他们大多本身是社会“无道”的受害者。武松欲为兄伸冤，却状告无门，于是拔刃雪仇，继而在受张都监陷害后，血溅鸳鸯楼。
林冲遇祸一再忍让，被遇到绝境，终于复仇山神庙，雪夜上梁山;解珍、解宝为了索回一只他们射杀的老虎，被恶霸毛太公送进死牢，而引发了顾大嫂众人劫狱反出登州……李逵虽然不断被他的宋江“哥哥”所斥责，但作者毕竟还是让他再三发出彻底推翻朝廷的吼声。可以说，人民的反抗与复仇权力，从未像在《水浒传》中那样得到有力的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