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妈妈给我买了本书，名字叫《探秘微创奇的医学》。回家后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这本书。看完这本书，我了解到我们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侯，就开始享受现代医学的种种保健和检查了，而其中有不少检查和保健都采用了先进的诊断仪器，新型的实验试剂，灵敏的检查方法，也许还用了高效的治疗手段呢！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出生时，就和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也许你觉得医学太神密了，确实如此，医学要研究人体的结构和功能，而这是不能把人体拆开进行的，这样人体就像是一个灵巧，多变，有许多不解之谜的“黑箱”。科学家只能借助各种间接的方法，来“侦查”体内的情况。
在今天的这个信息社会里，许多高新技术都在医学领域里大显身手，飞速发展的生物技术使试管婴儿成为可能，使药物的发展进入新的领域。
电子技术的发展，使科学家们不但探知了人体内的电活动，还发展了电子耳，心电监护等技术，也使残疾人的康复有了新的希望。
也许你想不到能源技术的发展，使心脏起搏器成为可能，它是心脏病人的生命监护神，是起死回生的发动机。
这本书就是要介绍一些先进的医疗技术，让你领略医学与高新技术的密切关系，领略这一切看似神秘而又不神秘的事件，他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他正召唤我们进一步探索。
这本书看完以后让我感觉到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对待学习要有严谨的态度，假如我们遇到难题时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懂弄通。不能让不懂的问题越积越多。因为还有许多的知识等待我们去征服，就像这本书说的那样，没有扎实的知识基础，想探索一切科学知识那都是空谈，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努力学好各们功课。
《心身医学》这本书是医药教材，并且该书的编委们多在医学院或者医院工作，但这本书的视角和中心思想"很心理学"（抱歉，我主观上将心理学和医学默认为是两个领域）。我所说的"很心理学"是指，针对某些疾病的治疗，编者主张寻找心理原因并解决心理问题，并不是单纯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说明，即使从医学的角度也得承认心理因素对某些疾病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有些时候心理因素应该是第一位被考虑的。
对书名的解读是我认为这本书"很心理学"的原因之一。我曾在发言中提过"身心疾病",老师当时提醒我用"心身疾病"更合适，因为这样更能体现心理因素对躯体疾病的影响和重要性。这次看到《心身医学》这本书的名字，又让我想起老师当时对我的提醒。也正是因为曾经有老师的提醒，我看到这本书的名字就知道"心理因素"在这本书的内容中占据了多么重要的位置。
书中还有一些思想也体现了编者对心身疾病的发展过程中心理因素的重视。第一，编者在归纳引发疾病的因素时提到心理、生物和社会因素。进一步阅读作者对社会因素的解释会发现，其实很多社会因素也是需要通过"认知"这一中介变量实现，从本质上说，社会因素只是诱发了疾病，真正导致疾病的还是心理因素。第二,编者在介绍诊断程序时，阐明医生需要详细地了解患者的现病史，尽可能查明起病的原因，同时记录患者诉说时的表情、态度以及其他特殊情况。这种对患者的深入了解和对其"知、情、意"的观察也不同于一般门诊时的快速问诊。第三，编者强调在给患者解释疾病或作诊断时，除了关注症状外，还要关注症状本身给患者带的心理压力，即让患者能够正确认识自身的症状，减少症状带的焦虑和恐慌。第四，在考虑疾病的影响因素时，编者强调患者的人格特点，尤其是"自我中心"这一特点，这与袁老师说的"绝大多数心理问题背后的核心性格问题是自我中心"不谋而合。第五，编者在讨论治疗原则时，强调治疗对患者人格的完善作用，这与袁老师说的"咨询的最终目的是帮助访者完善人格"也是不谋而合的。
关于心身疾病，我觉得它可以被看作是机体不恰当的应激反应。关于应激，我在书中了解到"中等度应激可增强免疫应答"也就是说个体适当地经历中等程度的应激是有益的。这让我想到，家长对孩子的过度保护会影响孩子发展免疫应答的能力。此外，书中说"社会支持对健康具有保护性作用",社会支持在压力事与个体之间起到缓冲作用。从更广义的角度考虑，可以起缓冲作用的`不仅是社会支持里的人际关系，我们的知识、见识、能力、经济水平都可以在压力事作用于我们的时候起到缓冲作用，这就是袁老师说的"长各种本事"所以除了通过中度应激增强免疫应答的能力外，还可以通过"长本事"降低应激对我们心身造成的影响。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心身疾病的作用机制很像埃利斯的认知理论——各种刺激就是A,我们的认知加工了这些刺激形成了B,心身疾病就是不是刺激A造成的心身疾病，而是B造成的心身疾病。所以看，捯饬好我们的加工机制B,就能避免这些心身疾病。
暑假里，我读了《李时珍与本草纲目》，读完后我了解了明朝卓越的医药学家李时珍，自幼对医药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年轻时参加科举考试落榜后，就以行医为业。他刻苦钻研大量古代医学书籍，发现其中有不少错误，决心写一本部比较完善的药物学著作。为此，他走出家门，虚心求教。有一次，在乡间他听说曼陀罗花用酒吞服，会使人麻醉大笑，就不畏艰险，攀登云雾缭绕的武当山，从陡峭的崖壁上采回这种花，亲口品尝，并进行临床验证，说明它确有麻醉的效用。经过27个春秋的研究，他在晚年写成了《本草纲目》。这部书有一百九十多万字，收入药物一千八百多种，医方一万多个。
读了这个故事，我觉得李时珍是个勤奋的人。他年轻时虽然科举考试落了榜，但是他仍然在努力地学习医学方面的知识。经过长期不懈努力终于写出一本具有总结性的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我们要学习李时珍不怕困难，刻苦钻研这种精神，在学习上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本草纲目》是由明朝杰出医学家、药物学家李时针在继承和总结明代以前本草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多方考证，花了将近３０年时间而写成的。它是东方药学巨典，具有“医学之渊海，格物之通典”的美誉。
读了这本书，我惊奇地发现医学界竟是如此神奇，日常生活中，一些不起眼的、平凡的物体竟可成为治病的良药。比如水部中的露水，书中这样注名，露是阴气积聚而成的水液，是润泽的夜气，再道旁万物上沾而成的，味甘，性平，无毒，秋露水凛成夜晚的肃杀之气，宜用来煎润肺的药，调和治疥、藓、虫癞的各种散剂。想不到吧，平凡的它们，却有不平凡的医疗作用，相信在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平凡的物体等着人们去发现它们的价值，那将会带给我们另一个惊奇。从这里我也懂得了一个道理，那就是，生活中注意观察是非常重要的，它会使我们学到很多东西，发现很多东西，同样也可以解决很多疑问。再刚刚露水的例子中，我们发现书中记载的任何药物，他都有有注明有毒或是无毒，这跟人差不多有善恶之分，提醒我们用药要注意，就像我们生活中要小心与人打交道一样。
《本草纲目》里还收集了很多有医疗作用的花草树木的图片，看了这些图片，可以说是大开眼界，它们有些长得很漂亮，有些长得很奇特，也有些长得很渺小……它们还解开了很多疑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生活中，有些我只知道它们的名称，却不知道它们的样子，比如冬虫夏草、海藻等等；而有些，我只知道它们的样子，却不知道它们的名称，又比如金毛狗脊等。这样一来，我有增长了对植物的见识。在这里我也给自己提了个醒，那就是，对事物的了解和对问题的认识，不可以不清不楚，那样，就会使心中的疑惑越积越多，不知道到哪天才能解开，或许永远都不会解开。
《本草纲目》它又是一本非常耐人寻味的书。读完了它，每一次的回味都能让人懂得不同的道理，懂得了这些道理，就让人有方向的前进，把这些道理当作做人的原则，让自己的思想变得更加成熟。
《医学源流论》是一部集中反映徐大椿医学思想的论著，其中有大量篇幅集中反映了徐氏的辩证用药观。有关元气学说的论述、辨病与辩证、病与主症、病与主方、方与主药的关系，亡阴亡阳之分辨，重视药性专能，提倡溯源治学，反对滥用温补等观点对后世颇有影响。
他在《源流论》里以很大的篇幅论述了元气和生命以及疾病的关系，并专门写了“元气存亡论”的论文。认为元气在体内首先是一种生理状态和活动支柱，亦即功能表现和物质基础；若机体受到创伤后，它在体内可产生一种免疫功能；若元气受损或衰竭，则表示疾病的预后不良乃至死亡等等。故在治疗一切疾病时， 都要以保护元气和挽救元气为根本的前提。他认为元气包括元阴元阳两个方面。肾之真水是元阴，命门之火是为元阳， 阴阳相贯， 水火既济， 生化之机才会永恒不息。“命门为元气之根， 真火之宅， 一阳居二阴之间， 熏育之主，而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 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在治疗用药时， 元阳不足患者定慎升提发散之品； 元阴不足患者， 慎用辛热香燥伤阴耗津之剂。这一系列论述， 增添了医者对元气、命门更深刻的理论研究， 长期的临床观察， 详尽阐明了命门的实质以及元气和它的关系。
他在《源流论》里强调临床医学的规范化思想，认为“医者必能实指其何名，遵古人所主何方，加减何药，自有法度可循。乃不论何病，总以阴虚阳虚等笼统之谈概之，而试以笼统不切之药，然亦竟有愈者，或其病本轻，适欲自愈；或偶有一二对症之药，亦奏小效，皆属误治”批评某些医生“惟记方数首，择时尚之药数种，不论何病何症，总以此塞责，偶尔得效，自以为功。其或无效，或至于死，亦诿于病势之常”徐氏在强调规范化的同时，并未否定灵活性的重要性。“病有经有纬，有常有变，有纯有杂，有整有乱，并有从古医书所无之病，历来无治法者 ，而其病又实可愈”。在没有陈法可守的情况下，医生应当发挥主观的创造性，运用巧思奇法， “然后天下之病，千绪万端，而我之设法亦千变万化，全在平时于极难极险处参悟通澈 ，而后能临事不眩”。这种来自个人体悟、高度灵活的技巧，在临床实践中具有独特的价值，是任何规范无法全部包容或完全替代的。
徐氏对于方药的配伍运用也很有见解，他坚决反对那种不顾病人具体病情动辄用猛烈之药截邪气或以峻补之药遏制邪气而取得一时疗效的做法，反对不辨虚实滥用补药，他认为用药之力除考虑其寒热温凉补泻之性外，还要考虑其气、味、色、质、形及所生之地，以其偏性调和脏腑；他还强调方和药有密切的关系 ，但方和药不能混为一谈。如果“按病用药，药虽切中，而立方无法，谓之有药无方；或守一方以治病，方虽良善，而其药有一二味与病不相关者，谓之有方无药”。因此，他要求医家，在临床制方遣药之时，务必切合病情，作到既守法度，又不拘泥。使所创制之方“分观之而无药弗切于病情，合观之则无方不本于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