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天时间看完了《鼠疫》，加缪的慢热让我有些不耐烦，但终究也没有让我失望。
这并非一个描述苦难中人们如何奋勇斗争的故事。或许在我们土地上，我们习惯于灾难发生地流传出来充满正能量的故事，给人以心灵上的安慰，就好像我们十分缺少这些东西一样。但是在里厄医生的日记里，对抗疾病的勇气是和消极、逃避共存的，责任，爱情，亲情，友谊，它们首先是弱小的、微不足道的。
不，这还远远不是全部。塔鲁在对抗疫病时和医生们并肩战斗，但他心里想的却是更大的问题。即使不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大家也全都是鼠疫患者——整个社会都生病了。塔鲁发现大多数人——包括他之前最尊敬的父亲——都会为了一些“正当的理由”赞同了千万个人的死亡，就和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样。是的，人们为了一些大道理，为了爱国，为了正义就赞同杀人，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但是他们都默认了自己的选择。塔鲁想要在鼠疫错过他们的短暂时间里做些什么，可他还是死在疫病消失的前夜。死前他说，“我输了”。
他真的输了么？那些幸存者们互相拥抱着的时候，得到了许多天以来不曾体会到的欢乐，然而那些有所向往的人却发现战胜了鼠疫却一无所获。除了塔鲁。塔鲁获得了安宁，一种无意义的安宁，而代价是死亡。那些希求着什么的人们之所以最后觉得即使幸存自己也是一无所获，那是因为他们在渴求着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物。
我妄自猜测着，却不愿把它说出来，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想法，在这种时候每个人面对加缪都会有不同的话要说。
面对苦难时，人不必去装什么英雄。任何时候人都不应该去装什么英雄。人应该实事求是。而选择了实事求是并不意味着就要和城里的居民共进退。朗贝尔的实事求是就是悄悄地离开此地，去坚守自己的爱情，而里厄医生却只能在孤独中度过这难熬的岁月，隔着一片虚无“等待”自己病重的妻子死去。个人的命运是何其微不足道，死去的人终于无名无姓，而活下来的人也终将无名无姓，因为结尾也说了，鼠疫病菌依然存在，也许某一天就会再次爆发。当然，不止是这个原因。
不再有揪心、曲折的情节，不再有动人心魄的故事，也不再有感人至深的爱情。这些其实我们都不需要。我们也和鼠疫中的人一样，最终只能获得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当我们还在把自己投进那些刻意编排的故事里时，自然不会想到那些其实都是不可能的。然而在鼠疫里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可能的。我们究竟是更爱不可能还是可能呢？或许是前者吧。我们总爱想着我们不需要的东西，忽视了隐藏在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对于这平凡的世界究竟还要付出多少才可以让它变得更理想化，更浪漫化呢？究竟要过多久我们内心所渴求的世界才会降临呢？
永远不可能的。当你亲手去揭开那面纱时，你自然会发现。这就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我们无法生活在别的地方，无论那会是多么理所应当，我们只能存在在这里，这个鼠疫潜藏的世界里。
苦难面前的人生抉择！本书是法国著名作家加缪1956年出版的荒诞系列小说之一，以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奥兰市一场鼠疫为背景，描写了瘟疫面前的世间万象。
加缪出身寒门，幼年尝尽人间艰辛，不过自幼好学，逐步出版了《局外人》、《西西弗斯神话》等知名著作，44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到50岁就车祸身亡。他提倡作家的社会责任，广受法国知识届尊重。
眼下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禁锢华夏，虽然新冠没有鼠疫致死快，传染性也相对弱一些，但某种意义上更恐怖，让我们与他人隔绝，阻止人们除了家人外的聚会、聚餐、任何相互亲密接触，是在让我们反思我们的人际关系吗？不管怎么说，读此书可谓应景。从这位新人道主义大师那里，我们能学到什么？
人被小小细菌或病毒禁锢久了，慢慢会变得越来越麻木，觉得这生活非常荒谬，简直像生活在小说中。
在灾难、不幸面前，或如书末所言，每天的生活都是某种不幸，人其实可以有很多选择：有人选择醉生梦死，有人选择逃避，有人选择宗教信仰。加缪的观点是，我们要谦逊，要诚实，要斗争，要反抗，要干好自己的事，多行善，就心安、得救了。哪怕是简简单单的好好生活，好好工作，享受孤独，多思考，也算不失为人。
瘟疫的荒谬：象一只黑天鹅，打乱了我们的生活。也完全打乱了很多商业计划。之前推荐过Taleb的《黑天鹅》等书，大家有空可以看看书评和那几本书，想想如何反脆弱，如何应对这样的黑天鹅事件。
这本书虽然也有很多入木三分的心理描写和想象，不过总体故事性还是很强、很易读的，该书有多个中文版，我没看法文版，白锥子法语教授李玉民翻译的不错，我只花两天就读完了。
鼠疫爆发前，里厄与妻子告别。他对她说“你回家时，一切都会好些。我们需要从头开始。”现在鼠疫过去了，这正是从头开始的时候。但第二天他就收到了妻子的死讯。
城门打开时，无数离人疯狂地拥抱亲吻彼此。人们总对重聚之后的情状浮想联翩，但当风波带来的激情远走，他们迎来的不是重新开始，而是复归原状。
“真正体验爱情”的时刻或许并不存在于世。轰轰烈烈的重逢，瘟疫后感情迎来崭新的开端，可能只是言情小说里泡沫般的幻想。血溶于水的情感总是默默的，也只是默默的，随着时间而理所当然地顺延，直到某一方离开人世，幸存的一方获得默默回忆的权利。
解放之夜，万人空巷，火树银花，狂欢一下子冲淡了故人逝去的悲伤，洗去了面对死亡的屈辱和流放感。欢呼声经久不息，好像人们只需把记录历史的职责推给一座纪念碑，自己的创口就能自动复原。记忆被幸存的庸人美化成经历，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人永远是一个样，不变的是他们的精力和他们的无辜。”
里厄大夫正是在一刻下决心编写这个故事。
鼠疫来临时，即绝境和死亡逼近时，人们被迫直面生命的意义，无法不靠反抗荒谬来保存自身和他人的生命。荒谬本身以及对荒谬的思考是令人不适的，因此，当鼠疫离去而人们被松绑后，他们立刻拒绝反思，选择遗忘，选择哲学自杀。他们所逃向的看似合理的平静的生活，本质上也还是荒谬的：人终有一死，就像鼠疫会再次唤醒它的鼠群，使人们再度罹难。
因而，在死亡的胁迫过后遗忘和美化悲痛的记忆是愚蠢的，只有复盘和记录，铭记，警觉，和思考，才能一贯保持自觉，一贯坚持反抗，唯有此，鼠疫、死亡和荒谬才得以被征服。
加缪凭借《鼠疫》荣获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下面一段话摘自他的获奖演说，表达了他对作家这一职业的认识，不妨当做里厄作为幸存者写作《鼠疫》的动机。
写作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有所承担，它承担的不仅仅是写作。它迫使我以自己的方式、凭自己的力量、和这个时代所有的人一起，承担我们共有的不幸和希望。
或许，每一代人都自负能重构这个世界。而我们这一代人却明白这是痴人说梦。但我们的使命也许更伟大，那就是要防止这个世界分崩离析。
《鼠疫》带给读者哀伤的同时，也带给读者思考。小说所描写的人类生存困境以及困境里挣扎的人们如此栩栩如生，使人犹如亲历。加缪细致深刻地描绘人类在生存困境里的恐惧、焦虑、痛苦、挣扎、斗争，也刻画出消沉绝望心理层面之下依然包裹着的期待。
《鼠疫》校者林有梅在《鼠疫》前序中介绍：加缪希望以寓言的形式，描绘出纳粹如鼠疫病菌般吞噬千万人生命的“恐怖时代”。那时的法国人（除了一部分从事抵抗运动者），处于德军强权统治下，就像欧洲中世纪鼠疫流行期间一样，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囚禁生活。他们在“鼠疫”城中，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且日夜忍受着生离死别痛苦不堪的折磨。
显然，林有梅认为小说是以象征主义手法写出的。笔者对加缪了解不多，更谈不上有所研究，自然相信权威者所言。不过我认为，鼠疫可以象征一切人类面对的生存困境，譬如恐怖时代，非典，地震，洪水等等。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点：个人的命运和群体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大家共同面对死神的狞笑，每个人都绝望着，又都期待着。
相比《局外人》里的默而索，我更加喜欢《鼠疫》中的里厄医生。默而索显得过于理性，对于一切事情都是冷漠的局外人态度，甚至面对母亲去世本人死亡时候也是如此。但里厄医生无疑是热情的生活者，他从不躲避自己应该负起的责任，他很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就是跟那吞噬千万无辜者的毒菌作斗争，不过他也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有多么伟大。因为里厄觉得和鼠疫作斗争就是本分的工作，是在和眼前的客观事实做斗争，可能斗争没有什么效果，但是不得不下去。这不是英雄主义，这是实事求是，这是一种冷静又理智的态度，既不鲁莽也不逃避。
当然，里厄的斗争需要付出代价，那就是时时刻刻体验着孤单绝望，无依无靠，甚至他无法停止下来喘息一下。他时时刻刻面对死亡，时时刻刻看着病人死在他面前。对此，他唯一的抵御方法就是躲避在这铁石心肠的外表之下，把他心中用以控制感情的绳索上的结紧紧扯住。许多时候，里厄医生所作的措施不是救人性命，而是下令隔离。面对鼠疫，人类如此无奈。
正因为此，里厄感到自己跟失败者休戚相关，而跟英雄没有缘分。因此，他对英雄主义不敢兴趣，他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真正的人。英雄是带着光芒登场的，非常稀缺，但是真正的人却生活在我们周围，构成一个不让社会沉沦下去的中坚阶层。我尊敬这些真正的人。
当然鼠疫的内涵不仅仅是这些，根据小说的前序，评论家认为《鼠疫》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加缪自《局外人》以来的哲学观点，即现实本身不可认识，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独。但二战中铭心刻骨的经历毕竟让加缪重新思考“生存”和“存在”，他自己这样总结：“《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谬的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己；《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荒唐的生存时，尽管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但从深处看来，却有等同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加缪虽然在《鼠疫》中描写了人类的荒谬生存，但是他同时也给出一个积极的：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样东西可以让人们永远向往并且有时还可以让人们得到的话，那么这就是人间的柔情。人类面对生存困境之时，支撑他们活下去的期待就是这个人间柔情。所以《鼠疫》也同时告诉我们：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余应该蔑视的东西。这说明了加缪一直苦思冥想的“人类出路在何处”的问题，应该在人道主义中去寻求解答。
《鼠疫》故事是发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法国的`一个小城镇，描写了从鼠疫初显征兆到鼠疫疯狂高潮后的迅速结束。很多人看到这个名字时都会产生与其实质内容不符的印象，其中也包括了我。鼠疫几乎完全是个框架和主线，给人印象深刻都是些在这像阴云似的天空下“活”着或死去的灵魂，思想和感受。
“你活在抽象中”是我对这部作品肃然起敬的开始，几乎每部名著都有令我肃然起敬的开始。它们在开端不久让你津津有味地继续着时突然碰到超出你想象的精彩。在这部小说里，我把它看做两方面：第一，我不了解你的感受；第二，我“认为”我了解你的感受。这个我时常想到问题，同时存在的问题，加缪告诉我它们可以用来概括，那就是“活在抽象中”。记得在小学学《最后一课》时有印象，法语是世界上最精确的语言，那么这个翻译过来的“抽象”在法语原文中代表的可能是更精彩，更精准的一个意思。
里厄想，之前20次鼠疫死的的一亿人，作为一个数字“躺”在历史里，于眼前几百尸体，摆在广场上作对比，现在的感受是确切的，而一亿人的却是数字，是抽象。那么一亿尸体具体比起来会是比广场更壮观的；而现在的自己就不是抽象吗，自己没有患上鼠疫，自己在思考，在感受，甚至思考感受出思考感受本身的层次和局限，那么他的整个思考感受活动是不是运行在一个更大的局限，更大的“抽象”中呢。这个“抽象”伴随了鼠疫的整个过程，并不是只有抽象和不抽象两种，而是像上面提到的，分不抽象，有点抽象，更抽象一点，比较抽象等。不抽象的感受是什么人呢，是那些已经患上鼠疫，等待死亡的人，即使就是这一点，也并不十分令人确定。
我在想是什么令人脱离了现实，迈出了走向抽象的第一小步。是理解，和想象力。理解在先，它对别人的感受加以理解（不只是痛苦），这里就会出现与现实的出入；第二是想象力，就是想象在自己身上发生时自己的感受。我忽然发现这是人下意识不可控制的行为，很难阻止自己这么想。
然后自以为那痛苦是那样的，感受起来一定是那个样子的。如此种种，往往每个人对这个世界都有一个认识，对陌生的事物，哪怕稍知一点的事物也会做出判断和理解，实在不行还可以只凭名字想象一个人的长相，一部叫鼠疫的小说有多无聊。所以，我们几乎对每一个我们知道的但不了解的事物有一个判断和印象，这好像是我们必须做的，当说出一个你只听说过的事物时，你的脑子一定会反映出你对它的理解，不会出现没有意识的情况。仔细想想真的很奇妙，我们生活在巨大的抽象之中。
网外，是空荡的街道，把人情味连同呼吸一同吞咽下的蓝白口罩。网上，是发酵的恐慌和焦虑，舆论场喧嚣而混乱，一切扑朔迷离。我们的科学武器已经远比194X年强大，传播信息的途径被拓宽、通讯速度被催化着迭代。然而，与我们共同进化着的疾病威胁不减，我们也并不能像过去预期的那样，离真相和现实更近一点。
带着悲观的情绪翻开《鼠疫》，本以为会读到荒诞的世道、屈辱的死状，合上书时，却只感到慰藉和沉静。全书以显示的叙述方式成文，如实记载了鼠疫的全过程，既力求详尽，也不夸大事实，旨在“使英雄主义恢复它应有的次要地位，从不超越追求幸福的正当要求而只能在此要求之后。”但再次精读人物的对话，咀嚼动作与神态的细节，那被刻意弱化的英雄形象仍然呼之欲出。在兵荒马乱的当下，去沐浴这些崇高形象四溢的阳光，笔者又获得了平复内心，重振勇气的力量。
里厄是小说的叙述者，也是情节得以发展的中心人物。作为大夫，他与其他参与救治的市民不同，对生死有着基于职业的更冷酷和麻木的认识；作为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式的人物，他又与其他人共同推举着不断滚落的巨石；作为幸存者，他记忆，他叙述，他作证，他征服。
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行医之人是富于同情、慈悲为怀的，而现实中他们通常并不如此。不必说诊断必须在客观冷静中进行，不能夹杂个人的情感、亲疏与好恶，高强度的工作也早已消磨了他们对伤患的同情心，逼迫他们成为分析、决断、行动的机器。
最让他头痛的是出诊。一旦诊断为瘟疫就意味着要把病人立即送走……“可怜可怜我们吧，大夫！”劳莱太太一再说。她这话有什么意思？他当然有怜悯心，但这样做对谁都没有好处……便开始对抗、流泪、劝说，总之是抽象活动。
里厄也如此。与其他医者一样，他出于对患者的悲悯而选择这个职业，而这个职业又要求他放下悲悯去做无情的圣人。
令人疑惑的是，里厄虽然坚决不帮助朗贝尔出城，但他并不阻止他。如里厄所言，他无法确保朗贝尔没有携带鼠疫杆菌。若鼠疫越过了城门的封锁，更多人将会因此死亡，这本质上与里厄的信条相悖。与其说这是作者为了削弱里厄身上的英雄光环而刻意为之，不如说这源于“理解”。就像他并不揭发嫌犯科塔尔一样，未来的灾祸轻于眼前人的痛苦，而他只活在当下。
很多时候，我觉得书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现实，多读书可以更多维了解世界。读这本书的理由很简单，把现实和小说对比碰撞一下。近几个月爆发的新冠疫情让我们重新认清了这个世界，认识了自我。于是我翻看了这部经典小说《鼠疫》，简单谈一下自己的感想。
书中出现的那些人物在现实中有了完整的印证，而现实甚至更加有血有肉。里厄医生，每天忙碌奔波到深夜和鼠疫做斗争。帕纳鲁神甫，疫情期间大肆布道，宣扬疫情是不信宗教导致的惩罚。塔鲁，四处奔走，积极发动志愿者组建队伍协助抗击疫情。朗贝尔记者，被困城中，到处打点关系想逃出封锁的奥兰城。还有人借着交通中断，倒卖物资，发着灾难财，大赚一笔。而那些市民惶惶不可终日，在疫情初期仍然寻欢作乐，后期也是精神空虚消磨度日。这些人物，有没有让你对照到现实中的那些人物身上？
这本是一本虚构小说，现在却成了现实主义写照。作者对人性的洞察可以说是入木三分，有理有据。但是现实永远比小说更荒诞，现实中存在着那些更加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连小说都不敢写，写了也会被屏蔽。所幸，这个社会上里厄医生、塔鲁志愿者这样的人还是占大多数。
发生的那些荒诞事件，也只是些让人震惊的个例。世界本就是荒诞的，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现实本身没有什么可预测性。在这种不可预测性下，最重要的就是接受这一现实，然后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沉着冷静，脚踏实地去对抗这荒诞的世界，对抗疫情。我们的国家正是如此去做的，我们的人民也是如此去做的。
《鼠疫》故事的最后，奥兰城的人民战胜了鼠疫，迎来了亲人的相聚。但是，也有些人，面对已经走得空空荡荡的火车站台，没有等来想见的那个人，忍受着生离死别的痛苦。痛苦、焦虑、绝望、斗争之后，战胜疫情，或许会成为这一个时代的精神印记。
鼠疫最终只是一个象征，人类历史上面对的各种灾难数不胜数，战争、疾病、地震等等。需要看清的是，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而生活不止，斗争不止。
书读多了的一个好处是，对书的品味比原来包容些，各种类型的书，像各式各样的食物都能欣然接受了。绝不只吃那些自己最爱的吃的忽略了其他，而是要合理搭配、均衡营养。读书也一样，各种口味的都尝一尝，也许会发现原来以为自己不爱吃的，竟是如此美味。《鼠疫》就是这样一本书。
是在读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后读的。搁在其他时候，我不会这样一口气读完，或者读不下去丢在一边也说不定。不过偏偏就是在读过一本霍乱时期的故事之后才读到它。这还得感谢我的舍友的推荐，所以才会在我去图书馆所借的另一本书（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旁边发现了它。
如果问我《鼠疫》是个什么样的故事，我只能回答“不过是一场鼠疫悄然来到阿赫兰这座城市，肆虐了几个月后又悄无声息地消退的故事”。重要的反倒不是故事本身，而是书中仅有的几个面目清晰的角色：里厄医生、他的妻子和母亲、外乡人塔鲁、公务员格朗、记者朗贝尔、神甫帕纳鲁、法官和科塔尔，还有一个哮喘病人。其他人都是面目模糊的，湮没在鼠疫肆虐的烟幕之下。这几个面目清楚的人物，无论鼠疫之前他们扮演的是什么社会角色，也无论鼠疫刚来袭时候他们是怎样的应对反应，在鼠疫不断升级的过程中，他们渐渐加入到与鼠疫正面抗争的队伍中来。
当一个外乡人塔鲁向里厄医生提议要组建一个“志愿者防疫队”的时候，里厄医生说“这工作可能有生命危险，这一点您很清楚。无论如何我都有必要提醒您。您仔细想过吗？”塔鲁没有正面回答，却问大夫如何看待神甫的布道。里厄回答说“只要看到鼠疫给人们带来的不幸和痛苦，只有疯子、瞎子和懦夫才会放弃斗争”。“您相信上帝吗，大夫？”“不相信。但这能说明什么呢？”“既然您不相信上帝，为什么您自己还表现出那样的献身精神？您的回答也许能帮助我回答您的问题”。
再后来，一心想逃出城去的记者朗贝尔选择留下来，“我不走了，我要留下来和你们在一起。”因为如果他真一走了之，他会感到羞愧，这会妨碍他热爱自己留在那边的亲人。塔鲁如当初大夫提醒他一般提醒朗贝尔，假如他有意要和大家同甘共苦，那他就可能不再有时间去享受爱情，必须作出选择。“你们也都很清楚这个道理！否则你们到这个医院做什么？那么你们是否也作了选择，是否也放弃了幸福？”
最后，鼠疫终于如同它来时的悄无声息一般消退了，身体虚弱的朗格迈过了死亡的门槛，一直抗争的塔鲁却在胜利前夕被瘟神带走了。朗贝尔最终回到巴黎，与他的爱人相见，而里厄医生的妻子却在远在几百公里外的疗养院去世。
“那扇窗户面朝宁静的街道，每到傍晚，她都坐在窗户后面，略微挺直身体，双手平平稳稳，目光十分专注，就这样一直做到暮色袭如她的房间，把她的黑影从灰色的光线里衬托出来，灰色光线渐渐变成黑色，于是她那一动不动的剪影便融入黑暗里。”
瘟疫肆虐，随之而来的，不是救助，而是令人绝望到发疯的——封城。此时，你会怎么做?当鼠疫的阴影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每一处避无可避时，你是默然等待死亡的来临，还是奋起做些毫无用处的反抗?加缪在《鼠疫》中谈到的，正是这样一个命题。
“于是，在这些高峰和低谷间他们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他们在生活中漂过而不是生活其中，在没有目标的时光和毫无结果的回忆里，像本可以获得实质的游荡的影子一样，选择了立足在他们不幸的土壤里。”当等待中的人们终于认识到这座城市在也不可能响起车轮碾过铁轨时响起的“咔咔”声响，终于意识到远行的亲友再不可能踏入城门时，有的人妥协了。他们疲惫地认为他们再也没了除与未来寂寞的时光和死亡的阴影相妥协之外的选择，放弃了想象，放弃了回忆，也放弃了救赎的机会。
也有人，在鼠疫压倒性的胜利优势面前负隅顽抗。他们正如周国平所说的那样：“我们不倒下，仅仅是因为我们不肯让自己倒下。我们以此维护了人的最高的也是最后的尊严——人在大自然面前的尊严。”然而尽管如此，这些勇士们却仍产生了“从和幽灵般的记忆漫长而无声的交流中，突然被拉进永恒的寂静，不再有任何痛苦。这是幸运，还是不幸?”漫长而无尽的等待，毫无胜算的斗争，以及不得不保持十二万分的精神来和鼠疫斗智斗勇最终还是打败了他们。这座小城几乎成了一座精神的死城。
就算是鼠疫终于结束的时候，人们的内心也还有一种深切的不安定感，这种不安定将困扰他们的一生。当他们午夜梦回，汗涔涔地从床上惊坐而起，他们的灵魂仍然处于那片鼠疫的阴影之中，随时感受着死神镰刀的冰冷质感。幸存下来的人们，鼠疫没有摧毁他们的肉体，却以一种更可怖的方式摧毁的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灵魂。
由此便可以得出了，苦难的力量，从不在于物质上的毁灭，而更在于它对精神世界的破坏。
海明威说：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会被打败。肉体的消亡不算什么，只有精神的麻木，灵魂的终日惴惴不安战战兢兢不敢再直面生活，才算是真正摧毁了一个人，从肉体到灵魂，无一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