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一直把“法治社会”当做*建设的目标之一。关于什么是法治社会、中国现在是什么社会的讨论络绎不绝。在读完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尤其是对《礼治秩序》的讨论后，我感受颇深。我认为当代中国是集法治和礼治为一体的人治社会。
所谓法治，“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在法治社会，法律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准绳，一切纠纷矛盾都要按照法律的'标准进行裁决。相比之下，礼治指人与人的关系是以礼为依据，社会的运行靠礼来引导和推动。而人则是法治或礼治中都不可或缺的因素，因为法治和礼治都是由人来执行的。因此可以进一步说，法治是“人依法而治”，礼治是“人依礼而治”。
首先，人治并不是“有权利的人任凭一己的好恶来规定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人的好恶是不可确定，也不稳定的。如果依照一己好恶来统治，社会必定会大乱，便不可能会有“治”了。我们平时对“人治”这个词的理解是有偏颇的，我们所重视的其实是在法治或者礼治中人的因素，比如法治社会中，法官对法律条文的解读，礼治社会中统治者对礼的解读。
其次，人们对“礼治”的理解也是不全面的，一提到礼，人们往往只想到“文质彬彬”、“善良”、“文明”或“慈善”。然而，“礼也可以杀人”，比如军礼——杀人来祭旗，比如夫死妻妾陪葬的礼等。“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且维持这种行为规范的力量是传统，或者说是文化，就像中国乡土社会中安土重迁的文化使得迁徙成为一种常态一样。法治也是一种行为规范，但是维持它的力量不是文化而是国家权力。
中国现代社会是从乡土社会发展而来的，所以现代社会有更多的礼治，而缺少法治。从礼治到法治的转变，是一种文化的转变，是人们行为方式的转变。在转变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当权者需要转变，广大社会人民也需要转变。当权者应该提高法律意识，不断地摈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礼节。广大社会人民也应该走出传统文化中礼的藩篱，敢于冲破礼治观念的束缚，使个人行为方式法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