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作。何以写作资治通鉴，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
尝听朋友说及，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史学本身即帝王之学。纵观中国史书，大多皆为帝王家传，抑或纪传体，多加润色及（作者个人喜好），多以评价，部分人物充满英雄或传奇色彩。
自《春秋》之后，唯此书以编年体记叙，以时间排序，严酷真相，以上帝视角，看圣贤如何以百姓为刍狗，看天地如何以万物为刍狗。望帝王励精图治，治世治时。虽如此，但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崇尚皇权，崇尚权威，崇尚专制的国家，可以说『几乎』全部的思想，都源于为政治服务。故此书虽看似无所不包，实则为政治服务，用以教导天子。有些内容，仍是避重就轻，更何况司马光乃当朝宰相，以政治家的思维写史书，定不是以常人角度去以理解历史。
1、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历朝历代，换血开国，励精图治，鼎盛时期即旋而走向下坡路，迅速溃败。
周而复始，不曾停息。而中国古代所崇尚的极权主义及专制统治是非容易让帝王沉沦，准确来说，这个准则方之四海而皆准，好比法国路易十四只管生前享乐，不顾死后洪水滔天。享乐乃人之常情，为人之本能也，如西方现代心理学奠基人佛罗伊德的理论『广义上的性乃人类全部活动的本源。』
而作为帝王，但这种猪栏式的理想，则绝非帝王之道，故司马光以刘备为例，避重就轻，删其享乐之恶习，留其沉稳之品质，教导帝王，胸有大志，沉稳为人。
2、正反皆有历史，兴衰成败，共计记录约250名皇帝或政治领袖。姜鹏老师以开国君主或承袭君主为例，细化分类。其中有一点颇为玩味，开国帝王打下江山后，须转型为平稳过度王朝。故以转型进入平稳发展为目，又对帝王进行分类。
以东汉刘秀为例，举以昆阳大战，以绿林军为主体，破王莽四十万余部队，直接导致新莽王朝覆灭。但并未以此为主，反以刘秀请卓茂出山为例，述以帝王。
卓茂者，西汉末年良吏，为人宽任恭爱，不与人竞争，曾为密云县令，但其影响力仅为地区，曾言『法为框架，礼为人心』。但刘秀以太傅之职授以卓茂，尊其仁爱宽厚。
司马光特意提出此事，则为皇帝说明：
一、开国须征战，但征战之后，则须仁人治国；
二、战争终会结束，稳定的'发展才是人心所向；
三、选人才须审时度势，不同时期，擦亮眼睛，选择不同人才。四、以其之才，为其择位，不同的人才，须不同的位置，方能发挥其自身才干，为团队发挥作用。
笔者语：
常言道，开国需要虎征战，治国需要狗护院。中国古代父系社会和世袭发展的社会方式，开国皇帝必须为自己的后代承袭，王朝的稳定，统治的延续奠定基础，而刘秀对于卓茂的选择，一则是为王朝的稳定而选择人才，二则是表现对于停战之后国家发展的高瞻远瞩的策略。由此可见，刘秀颇有远见，不仅具备征战之才干，谋略之智识，更是具备治国之谋略。乱世须圣贤南征北战于水火之中救众生于危难之间，平定四方，然治世则须知士，以仁心，通达天下。
司马光又以贺琛为梁武帝谏言为例，贺述王朝发展之问题，官员奢靡生活，贪赃枉法，倡导节俭；望其远小人，用良臣；百姓赋税严重，贫富差距日益增加，国库亏空，须以休养生息为重，富强图远。然梁武帝大怒，斥责贺琛，
梁武帝知朝中情况，举例以自己之生活，以苦行僧生活以身作则，生以挫败感。
梁武帝之问题:
一、治国以身作则是对，但并不意味手下人皆能跟随，其菩萨心肠是善，但其无手段制止恶行，更是大恶。
二、心胸狭隘，不能听取谏言，更以可笑手法扼杀了一个力挽狂澜的忠臣之心。
贺琛之问题，提出问题是司其职，但仅以牢骚，针砭时弊，似当代愤青，有实际意义，却无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现代管理中，也颇为忌讳。提出问题，须以配对解决问题之办法，逐渐随时事而修正，方能长久。
司马光之看法，皇帝也为众生，一人成败，应以敞开胸怀，广听纳言，不以一己之观，偏激解决问题。
一、纵观中国历史，似乎不听谏言是每一个昏庸帝王的同病，古有比干犯颜强谏，最终落得剖腹挖心；又有千古谏臣关龙逢痛心疾首，炮烙之刑，唯留孤坟于九曲黄河。
自汉代司马迁：且忠言逆耳利于行。到满清慈禧潜逃，真正明白此言的，又有多少帝王君主，历代奸臣，赵高，李林甫，秦桧，皆为口腹蜜剑，笑里藏刀，留以后人所不齿。当下所言不清，历史自会公判。
二、又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修身是必要条件，然修身未必能齐家治国，仍须良方，才能齐家治国。二者相辅相成。历代明君，皆能听取逆耳忠言，无论是修身，或齐家或治国，作为芸芸众生，皆须尝听忠言，每日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