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读《国富论》，最让我触动的就是思想的力量，诚如作者提到，技术可以提高生产力，思想也可以提高生产力。但很有可能其影响力远远胜过技术，思想和技术应该是相互的，思想的每一点进步可以推动技术，反过来技术的发展也可以推动思想的进步。比如分工的概念，亚当·斯密举了扣针制造业的例子：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二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做出来的数量远远高于每个人单独做完全部工序的多的多。
读到这段的时候，我对亚当·斯密个人思想的力量钦佩不已，他在1773年也就是242年前系统提出了分工这个概念。其实，分工这个概念在亚当·斯密提出之前就已经无意识存在，只是没有系统的科学提出分工的概念，而现在在社会的各个组织普遍存在，甚至可以说，分工改变了世界。分工的优点很多，包括，可以增加劳动者熟练程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节约一个人由一道工序转到另外一道工序的时间，减少管理压力；更容易促使劳动发明促进自己简化工序的发明。因此，分工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产生新的思想，从而导致现代社会有政府机构、科研机构、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等有组织的分工。
可以说，分工在现代社会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有了进步的思想再加上先进的技术，各行各业都在各自领域内创造出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发展，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思想与科学技术，而其中思想是第一位的。由此，我联想起李总理今天上半年的6次国内考察，涉及国有企业、创业大街、金融机构、社区、国家部委等，多次提及“创新”、“改革”、“互联网+”，这些词的提出，可以说，都和总理对当前“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考紧密相关，而这些思考的落实则需要各行各业的人站在行业发展的至高点，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在行业内发挥各自的智慧和创造力才有可能实现，因为没有智力资本、文化思想的支撑，大到一个国家，一个行业，小到一个单位，只会大而不强，无法引领发展潮流，无法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国富论》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其对经济学研究中的贡献可见一斑，上学时觉得亚当·斯密在书中提出的经济学论断成为经典沿用至今令人折服，工作后回顾觉得作者在经济学观点背后娓娓道来的人生道理其实更为受用。一本书就是这样，常读常新，在不同的阶段读同一本感触也有所不同，更别有一番“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乐趣。
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钻一行。“成年人从事着不同的职业所显现出来的十分不同的才能，在非常多的场合，与其说是劳动分工的因素，不如说是劳动分工的后果”在谈到劳动分工时，亚当·斯密标新立异，他不认为是人的特长决定了职业，而是所从事的职业造就了人的专长，这和我们现今推崇的工匠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旦选定行业就一门心思扎根下去，心无旁骛、精益求精，作为青年员工更要如此，在日常工作中结合自身岗位实际，做到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钻一行，不断积累经验，更好的服务客户。
重视自我培养，提升职业素养。亚当·斯密在对固定资产进行分类时把社会所有居民或者成员获得的有用才能看作是其中重要的一支，国民的受教育程度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决定了一国的发展。在我看来学习的形式很多，作为青年员工，不断学习新的业务技能，时时更新存款、理财、代销产品等多种产品知识，不断提升自身的职业素养，扩宽知识面、丰富自己的眼界，这些都是学习的体现，把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同时运用到工作中运用到为客户服务中，才是真正的学有所成。
走出舒适范围，敢于挑战自我。通过亚当·斯密在书中列举的实例不难看出，不管是在城乡改革、贸易改革还是产业结构的改革过程中，都存在着巨大的阻力，阻力有时来源于既得利益团体，但更大的阻碍其实是既定路径对于人们思维的固化作用。线上金融服务在人们生活中所占比重逐渐上升，顺应金融改革、运用大数据、着力推进手机银行的使用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课题。
对于青年员工，在日常工作中对专业技能、操作流程、服务理念要做到与时俱进，做到善于观察、勤于思考、敢于突破，勇于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域，去探索、去创造！
《国富论》全书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和财政学，可以说既是一部经济学的百科全书，也是经济学的一部奠基之作。虽然它体系庞大，内容广泛，但首尾一贯，结构严密。全书始终围绕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
财富的源泉是什么？斯密在序言中开门见山地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劳动是财富之父”，那么，要增加财富，就得提高劳动效率，或者是增加劳动数量。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很详细的论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对生产效率的提高还是管理的时效性或者生产设备的创新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斯密认为，交换是人与生俱来的倾向，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换而产生了分工。那么，商品的交换价值如何确定呢？斯密明确地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这就等于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但是斯密同时声称，这个理论只适应人类社会的野蛮时代。一旦资本积累起来，投入到企业，或是土地变为私有，情况就要另当别论了。因为此时的劳动产品，不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为利润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
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条结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发生之后，决定商品价值的就不光是劳动了，利润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这样一来，工资、利润和地租，就不仅是一切收入的来源，而且还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
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觉地由劳动价值论，转到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上去了。马克思把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叫做的“斯密的教条”，后来的西方经济学的不少理论，如生产费用论、节欲论等，都可以从它那里找到思想源头。斯密揭开了商品价值的神秘面纱，的确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在价值问题上他又含糊其辞，举棋不定，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模棱两可的答案。后来的经济学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种解释对他们的胃口，便采纳哪一种。甚至连那些势不两立的学派，也能同时从斯密那儿，找到本派发端的痕迹。
《国富论》是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但其中的思想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在其中也能找到关于人类发展历史的描述。由于水运的便利优于陆路，水路有庞大的网状结构，能将生产的产品运到很远的地方去发生交换行为。同时水路是天然产生的，在几千年前随着人类的出现都一直存在，它的不易变根性决定了人类只能伴随着河流而居，而改造河流也是近代科技发展的结果。河流对于交换的有利性，促进了经济行为的发生。从而带动了地区的繁荣，富裕了人民生活。这样又吸引着更多人的迁入，加入经济生产环节。如此循环，城市的规模就出现了。也就生出了人类的文明。
继上一次的《新卖桔者言》，这次我选择了读《国富论》。和《新卖桔者言》不同，这本书的内容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有一句话可以形容我刚开始看的感受：“这些字分开来我都认识，可是组合起来我就不认识了。”所以，我不得不一边看，一边上网查阅这些内容的意思。
《国富论》共分五卷。它从国富的源泉――劳动，说到增进劳动生产力的手段――分工，因分工而起交换，论及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再探究商品的价格，以及价格构成的成分――工资、地租和利润。我比较感兴趣的分工这部分。
分工是增进劳动生产力的手段。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多的娴熟程度、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这句话在《国富论》居于开篇之位，足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分工的重要性。
在书中，斯密为我们举了一个制针的例子：“一个工人，如果没有受过制针这种职业的相当训练，也不知道怎样使用它的机械，那么即使再努力工作，一天也许也造不出一枚针，当然更不可能造出20枚针了。但是现代商业已经使这种工作成为专门职业，并且将这种工作非为若干工序，其中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的职业。……有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十个工人，有几个工人担任二三种操作。一日也能成针48000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4800枚。”
如果他们不分工合作，不由每个人专门操作某道工序，那么不论他们怎样努力，一天也不可能造出20枚针，说不定连一枚也造不出来。
凡是能够分工的工作，一旦使用分工制，就能够相应地增加劳动的生产力。汽车生产商福特公司的创始人福特先生就是因为改传统的汽车生产车间模式为流水生产，从而大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击败竞争对手，占据汽车市场的半壁江山。
上述的例子现在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比较遥远的，不能亲身体验那种分工的效果。就拿我们平时在家做饭来举个例吧。过节时家里都会做一顿丰盛的大餐，如果这个时候只由妈妈一个人负责煮饭做菜，那她大概就得从中午开始忙活，不然是不够时间煮大餐的，但是如果全家出动，妈妈负责炒菜，爸爸负责杀鸡，姐姐负责切菜，我负责洗菜，全家人分工合作，那么很快就可以煮出一顿美味的盛宴，而且所需时间也不多，可能只需要妈妈一个人工作时的四分之一的时间。这就是分工合作的高效率。
我们现在认识到分工的重要性是前人留下来的知识，而斯密认识到分工的重要性却是他从生活中工作中认真观察，分析研究出来的。在《国富论》一书中，斯密充分的展示了他站在时代前端的对各种经济现象的发现和体会认识。
《国富论》这本书中值得好好品味的内容还有很多很多，我现在只能看到很表面的一层。它不是我只读那么一遍就能深入了解的，在以后，我还会好好的再次研读这本书，希望有兴趣的各位同学，也去图书馆借来看看吧。
看完《国富论》，价值论的概念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给我一些感触，这个理论曾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也出现过，可见他们两个人的远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仍具有时代先进性，也是一般人所不能意识到的，其实，这个理论，最早的提出者还是亚当—斯密，他是站在资本主义的角度，提出了利润是从何而来，就是从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中来，说简单了就是剥削劳动力，只有这样，资本家才能不断的积累原始资本，扩大生产规模，进行再生产，这样循环往复，使得那些资本家越来越富有，同样，一个国家富有的资本家多了，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就开始飞速发展，提高国民收入，整个国家就会积累大量财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的资本多了，也就可以称霸世界了。
而马克思的价值论，是站在工人的角度提出的，提出资本家取得利润的实质上就是剥削劳动力，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使工人们的剩余价值得到最大的发挥，加班加点，使得资本家的腰包鼓了起来，而使工人们的利益越来越少，权利越来越小，马克思价值论的提出，主要就是为了让所有那些被资本家们压榨剥削的工人们，一致起来罢工反抗，改善这种不平等待遇，用无产阶级政权推翻这种资产阶级的恶习，让那些遭遇不平等待遇的工人们，重新获得应有的自由、权利和利益。
对于资本家过分剥削工人的无耻行为，历年来，都有人曾披露过，有记者采访过，有领导考察过，也有作家描述过。一方面，我很憎恨那些资本家，为了让自己积累更多的资本，就想方设法压榨工人，本来每个工人每天工作八个小时，结果资本家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就让工人们工作十八个小时，工作时间延长了，但是工资依旧不变，这种超负荷劳动，换了谁都受不了，但是，工人们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累死累活的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感谢资本家，开办工厂，给许多无业游民，提供了就业岗位，不至于流落街头，饿死在荒山遍野。总的.来说，资本家的出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既有利又有弊，我们既要看到有利的一面，也要考虑负面因素。我个人认为，资本家在追求自己利润的同时，也要考虑工人的感受，总不能压榨压榨，再压榨。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的经济理论，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价值理论、公平理论、绝对优势理论、地租理论、货币理论、分配理论、公债理论、资本理论、赋税理论等等，一个人要想彻底搞懂这些理论，非花点时间不可，如果能活学活用，再好不过，要是能将亚当—斯密《国富论》当中的所有理论，能运用自如，并且运用在经济竞争中，可以在经济战场中百战不殆，财富越积越多。
《国富论》近百万字，要想一个字一个字的钻研，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本人时间有限，只是粗略的翻看过此书，文中的要点，有疑问的地方，还需要以后慢慢钻研探究。
英国亚当·斯密所着的《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
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他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斯密在《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见第五编，他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否则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这四个阶段是：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人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斯密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
他说，“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最后，斯密将演进描述为从封建主义走向一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这在后来称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将带来的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可是也有一个重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最后动力是阶级斗争，而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国富论》远远不是一部通常所认为的学术论文。虽然斯密也劝说放任自由，但他的论证却更多地是反对政府干预和反对垄断；虽然他赞扬贪欲的结果，却又几乎总是鄙视商人的行为和策略。他也不认为商业制度本身是完全值得赞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