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说的并不是老子，而是有经济学之父誉称的亚当﹒斯密，他在经济学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说法，至少300年内，人们都将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不会有人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力学那样推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理论学家，他也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与准确的数字，确实做到了“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治学态度，而这种治学态度正是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缺少的态度。所以，熊彼得说亚当﹒斯密注重实际，将各种不同的数字与因素一并考虑，对以后作为抽象的理论奠立了基础。
《国富论》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交换时的经济行为，认为经济行为的出发点是利己心，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人性的自然现象。茅于轼先生曾举《镜花园》里君子国里的故事加以说明人的利己行为，小说第十一回里描写了君子国里一名隶卒买物的情况：隶卒﹒﹒﹒手中拿着货物道：“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低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
卖货人答道：“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己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况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今老兄不但不减，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请到别家交易，小弟实难遵命。”
只听隶卒又说道：“老兄以高货讨贱价，反说小弟克己，岂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总要彼此无欺，方为公道。试问哪个腹中无盘算，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谈了许久，卖货人执意不增。隶卒赌气，照数讨价，拿了一半货物。刚要举步，卖货人哪里肯依，只说“价多货少”拦住不放。路旁路过两老翁，作好作歹，从公评定，令隶卒照价拿了八折货物，这才交易而去。
茅于轼先生讲完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两点思考。第一，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都是各方偏袒自己利益引起的。因此，我们常常地错误认为，如果关心别人的利益胜过自己的利益，争论就不会发生。而君子国里发生的事情，恰恰说明了把关心别人利益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同样会有争论。我们同样得不到一个和谐的社会。
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在现实的商业交换中，买方和卖方通过讨价还价，最终会达成协议。而在君子国这个人人为他的社会里，讨价还价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说不得不借助两个过路老翁来调解矛盾。这里包含着一个极为重要的道理：以自利为目的谈判双方同意的均衡点，而以利他为目的的谈判则不存在能使双方同意的均衡点。所以利己是可以达到一个和谐的社会，而利他则是一个纠纷不断的社会。从动态的变化来看，它最终必定转变为“小人国”。因为君子国是最适合于专门利己﹑毫不顾人的“小人”们生长繁殖的环境。当君子们吵得不可开交时，“小人”跑来用使君子吃亏自己得利的办法解决了矛盾。长此以往，君子国将消失，被“小人”国替代。从这一点看，人是利己的生物实在是人类社会的大幸。
第二，只要是交换都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使自己活得更舒服体面，如果没有这点动机我们为何要交换？我们有过交换经验的人都知道，交换的双方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产生了交换，而君子国有了市场，而通过市场的交换却是“利他”行为，这种动机显然是矛盾的。
借用茅于轼先生有趣的例子，我们明白了亚当﹒斯密的理论为何是建立在人性自利的基础之上了，只有人人自利，交易双方才能有均衡点，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国富论》，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初版于1776年，作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偶然发现，该书出版的同一年，美国《独立宣言》发表。
从历史的角度看，1776年可谓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跨步之年，自由、民主、商业社会发展的文明结晶通过两本划时代的书籍和声明宣扬到了整个欧洲和北美大陆。而具有历史蕴意的是，《国富论》所面世的时代，恰恰是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认为的“世界时间”钟摆离开中国的时间（彼时中国应处于大清帝国乾隆治下的“所谓辉煌盛世”），这既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也是一种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站在今天回首两个世纪前的全球文明中心的变迁历程，以及回顾东西方两种文明在随后的200余年所经历的碰撞，更让人感到唏嘘不已。
重新将焦点回到《国富论》一书。全书分为五篇，从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分析到资产的划分和积累，从不同国家的财富发展到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再到对君主或国家的收入探讨，斯密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通过其所闻所思，对这些问题一一进行了细致的阐述和分析。从现实出发，在查阅大量资料后，斯密研究比较剖析出一条符合富民与富国发展规律的'道路。因此《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真正开始作为一门严谨的社会科学的诞生。
诚然，当下再看此书，斯密所提出的部分观点和理论已被一代代“后浪”经济学家所延伸甚至突破，但如果说站在18世纪的角度看待此书，那么我认为这应该是一本能让人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去翻阅的经济学圣经。不仅如此，《国富论》不应仅仅被视作一本经济学类的巨著，更应该被视作当时那个时代人类社会制度、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孕育出的智慧文明资产。
彼时“日不落”帝国的繁荣，依我看，自然有人民勤劳的财富创造能力，但更离不开英国当时社会所运行的机制。事实上，也正是有了底层机制的确立，繁荣才有可能到来。那么，时隔240年后的今天，人类发展历史已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那么在现在的时代背景下，人类又应该怎样形成属于这个时代的智慧资产？
对于中国而言，这个问题更为特别。在《国富论》出版后的240余年里，“沉睡的东方巨龙”历经列强炮火的唤醒、先进思想的启蒙，是否在今天做好了迎接“世界时间”的钟摆重回东方的准备？这一切，才应该是中国青年“后浪”所应该思考的。继承着斯密等前辈所留下的精神文明，结合着中国本身令人惊讶的经济发展体量和动能，新时代新阶段的富国富民之路，也理应留下属于中国人书写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