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1982年的《人生》将路遥带入文坛的同时，也将无数的争议赋予高加林这个人物形象，最多的是对于其爱情的讽刺：“喜新厌旧”、“忘恩负义”、“现代陈世美”等等。人们往往倾向于将高加林的结局称为悲剧，而我更愿意将其归于人生阶段的一种可能结果，一种理想与现实冲突碰撞后产生的现状。
在我看来，文中的高加林和黄亚萍固然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但两者的默契，不仅仅存在于先进的思维方面，同时也在身份地位上有着潜意识的认同。高加林坚信农民没有出路，而黄亚萍尽管爱着高加林却在本能上排斥农民的身份。这也就是高加林在得知被检举后立即向黄亚萍提出分手的原因。在爱情和尊严面前，他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尊严。
爱情与远方
再回到爱情这个千古命题上，本书的主人公又要转换为巧珍。巧珍的爱是无条件的，她对于爱情唯一的评判标准就是符合心意，所以无论是在追求还是得到抑或是永久性失去后，她都义无反顾地爱着加林，这种爱是超越文化界限的爱，纯粹，单一。相比于巧珍，高加林的爱则是模糊不清的。面对黄亚萍的表白，他无法确定，一方面是对巧珍的留恋，另一方面，是和黄亚萍灵魂的契合。而在我看来，这两种爱，都不是真正的爱。前者包含着万念俱灰时对农耕文明的认命，又有道德绑架式的顾虑；后者可能只是想法观念上一时的归宿感，而这简单的归宿感，很大一部分可能，是来源于知识分子无法避免的清高孤傲。那种对自身的肯定，渴望孤独而又希冀灵魂归依的矛盾将高加林和黄亚萍带到了一起。当然最为重要的是，他在黄亚萍身上看到了美好的未来。“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万念俱灰，一是踌躇满志。”不得不说，高加林的爱情，更多的是带有理性思考站在自身命运角度考虑的一种人生方式。
“当爱情和艺术遇合的时候，不是人物选择爱情，而是爱情选择人物。”巧珍无疑是为爱而生，为情而活的。而对于高加林，爱情不是他的唯一和全部，“他在功利主义思想支配下的爱情取舍，有他性格的合理性”而对此，“道德主义审判是无效的”。高加林对于爱情的复杂心理并没有夺走他对于道义的冷漠，他也知道什么样的爱情是可贵的，当他失去巧珍后，他也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一块金子。但是，对于情感的心知肚明远远敌不过他对于未知和远方的渴望。
时代与希望
而在真正的.社会关系中，一件事情的产生和发展往往不只是个体的因果。《人生》的开篇，即是高加林失去民办教师的身份，取而代之的是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三星。自此，关系网络的错综复杂始终和高加林的命运息息相关。有能力有才华却没有机会，是那个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所以在此基础上，出现了甘于平凡的高玉德和锐意进取却空有一腔热血的高加林。并在集体无意识的作用下，使高加林这一辈人意识到只有通过走后门才能达到目的。而这，是致使高加林一切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马占胜的阿谀逢迎，高加林进入了县委，从一开始的惴惴不安，到坦然接受，高加林在潜意识中认定自己就属于这里。之后对于黄亚萍的表白，他舍弃巧珍，一方面也是他理所当然地接受了黄亚萍的“施舍”，而不再感到最初的愧疚。真正罪恶的永远不是环境本身，而是一个特定氛围对于个体毁灭性的摧残。
但是，高加林所经历的一切，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切。我之所以不愿将其称之为悲剧，是因为这本身就孕育着希望。路遥很聪明，给最后一章的标题打了个括号“并非结局”。故事在这里就讲完了，而高加林的人生还远远没有结束，又或许是刚刚开始。重回故土的他，卸下了年轻时的自恃清高，抛却了不切实际的伟大妄想，从这一刻起，他才认识到土地之于他的意义，也正是从这一刻起，他才感受到乡民朴实的温暖，开始平等地看待每一个农民，并在此刻呻吟“我的亲人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