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是18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伟大的思想家——让·雅克·卢梭的代表作。
18世纪的欧洲，在经历了漫长、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专制之后，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新的生产方式及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一股新的社会思潮渐渐兴起，他们试图在旧的社会体制上建立一个全新的合理、合法、符合人性道德、保障人民权利的社会形态。其中对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就是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在法国大革命中，它曾被大多数革命领袖奉为革命的“圣经”，它成为18世纪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纲领，其“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一直影响到现代社会的各种政治制度。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有两个理论前提：人生而自由、社会秩序神圣，其理论的特点是反对暴力——不管是政府的还是个人的，其要解决的问题是：“把权利所允许和私利所期望的结合起来，使得正义和功利不再分割”。在卢梭看来，“放弃自由，就是放弃了人性，抛弃了做人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在卢梭的思想中，人做为个体显然不是至高无上的，“人生而自由”的理论会产生极端的思想——“任何人都可以认为他是他人的主人”，这样的社会暴力横生，个人自由反而失去保障，这不是卢梭想要的社会。因此，卢梭认为“社会秩序是一种神圣的权利，它是其他一切权利的根本”。卢梭反对用暴力来改变社会制度，他认为“暴力并不带来权利，我们只有义务尊崇合法的力量”。既然社会秩序那么重要，暴力又不能带来权利，那么如何产生一个权威来管理社会呢？卢梭认为，“正因为任何人对他人都没有天然的权力，正因为暴力不能产生权利，所以人类社会任何合理的权威都应建于人民之间的约定”。人类个体通过社会契约形成一个权威——也就是政府，把个体自身必需的部分权利、财产和自由让度给这个权威以便于其管理社会，而通过社会契约所形成的这个权威的最终目的则是保障契约各方的生存。这是卢梭描绘的最为理想化的民主政治的社会模式，而这种社会模式之所以可能存在，是因为人类的共同利益形成了社会紧密的纽带，“统治社会也只有以这种共同利益作为基础”。在这里，卢梭把当时政权两大流行要素——暴力和神授从组成政府的基础中剔除了，当时的欧洲政府在理论上一下子全部变成非法的了。
按照卢梭的观点，社会契约下的社会必须是一个法治的社会。“社会公约为政体带来存在和生命；而立法为政体带来意志和行动的能力”，形成的契约必须有一系列强制执行的社会准则来规范缔约各方的行为，以保护契约各方的公共利益，保障人民的自由和平等，使契约得以执行。卢梭认为人民必须遵守法律，这是一种责任是一种义务。他认为“在本质上，履行这些责任的个体在为他人服务的同时也在为自己服务”。但是法律的约束也不是无限的，“每个个体对那些一般约定留给自己的财产和自由拥有完全的支配”，这也许是现代“法律未禁止的即是合法”的思想的哲学阐述。由于法律给了政府管理人民的强制权力，为了防止政府违背人民意愿，滥权、越权，卢梭提出了一系列分权的政体设计。他对宪法起草人一系列近乎苛刻的描述，表明了他对政府滥权的严重的担心和立法、行政、执法分权的思想。卢梭认为宪法起草人“勾画了国家的机构，而不能在此机构中起任何作用”，“因为，治人者不能制法，反之，制法者也不能治人；否则，他的法律就会为他的私人情感控制，往往要维护他的不公，他也就永远不能防止其制法工作为其个人目的所沾污”。不光是宪法的起草，日常法律的制定也是这样。卢梭认为，“法律是公民集团的准则，由法律联系的人民本应该是法律的制定者”，“勾画草起法律的人不能也不应有立法的权力”，“立法权力必须也只能属于人民”，政府只是社会公共利益和权力的代理人而已。卢梭对于政府官员的描述，与现代的“公仆论”相当一致，他说：“行政权力的掌握者不是人民的主子，而是人民的雇员；人民可以在任何适当的时候对其任命或罢免；他们是被要求服从而不是达成契约。”在卢梭看来，政府官员甚至不是社会契约方，自然也不具备立法的资格和权力。
总的来说，卢梭的政治理念属于民主政治的范畴。但是卢梭对现实政治的考虑显然不是民主主义者，由于受到当时的技术水平的限制，卢梭不认为有真正的民主社会存在，他甚至认为大国适合君主制，这到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思想一致。他认为真正的民主政府只可能在小国寡民中实现，在其他情形下“民主政府或群众政府比其他形式更可能出现内战和动乱”。困扰卢梭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技术上的，另一个是教育上的。他认为民主政府的立法决策必须通过公民大会才能决定，这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不可能经常实现的。另外卢梭认为，美德是共和国的基础，但“并不是说人民的所有决定都是成熟的。我们当然都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但是我们可不能保证总是看到这种好处。人民是不会腐败的，但她可会受到蒙蔽，此时的她，好像总是见坏就上”。实际上困扰卢梭两个问题也是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基本问题，一个是要有足够的技术水平保证人民的意志能够充分在国家意志中体现，另外一个是人民必须有民主政治的理念和符合民主政治的道德水准——这是社会教育的问题。正是担心人民的道德水准，卢梭才会造出一个“宪法起草人”，并赋予他神一样的境界。他是这样描述宪法起草人的：“找到适合一个民族的社会规范需要的是超人的智慧。如此的智慧要能够观察到人类的情感而又不卷入其中；它要完全独立于人类的本性但能完全了解其实质；它的幸福要与我们无涉但要愿意为我们着想；最后，它必须到遥远的未来去寻找它的荣耀，苦苦今世的劳作，以为后世的结果”。“任何人要勇敢地承担起组织一个民族的使命，他就要有能力，这么说，改造人性；他要把一个独立完整的个体，改造成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从中个体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他的生命和存在；他要解构人的组成方式以改良增强其力量；他要把天赋的物质上独立的存在代之以部分道德的存在。”
在现实中卢梭推崇的是贵族民主制或者叫“精英民主制”，他认为，“除了两权分离的好处，它还有着成员选举的好处……他们只能通过选举获得职位，从而使正直、开明、经验及其他受公众喜爱尊重的品质成为明智政府的保障”；“再者，集会易于举行，公务得到良好的讨论并处理得井井有条，在国外国家声望由德高望众的元老而非无名之辈或被人鄙视的群众维持”。“一句话，如果能够确定精英是为了国家利益而非自己的利益而统治了话，精英来统治群众是最好最自然的安排方式”。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最后一册花了大量的篇幅分析了罗马共和国的兴衰成败，可见他对这种制度的重视程度。
由于本人只读了两遍《社会契约论》，对其精髓和本意还没有很好地理解和掌握，因而本文只介绍了此书的基本的政治理念，《社会契约论》是一本博大精深的著作，他从人的本性出发，对个人、社会、政府的权利，对政府的形成、运作和一系列制度，对国家的形成、兴盛和衰亡等等问题做了精辟的分析，是一本值得我们去研究的经典巨著。
《社会契约论》分为四卷，第一卷论述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契约。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秩序并非来源于自然。社会秩序来源于共同的原始、朴素的约定。当自然状态中，生存障碍超过个人所能够承受的地步，人类就被迫改变生活方式。人类不能产生新的力量，而只能是集合并形成力量的总和来克服生存的阻力。解决办法就是形成一个约定，使每个人都把自身的能力置于“主权者”的指导下。主权者是尽可能包括最多社会成员的、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共同体中的约定对于每一个成员都是平等的。
第二卷阐述主权及其权利。主权是公意的运用，不可以转让，不可分割。主权由共同利益所决定和约束，籍着法律而行动。法律是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公意的行为。立法者的存在就是必要的。然而本身并没有权力只是指导者。他们起草和提出法律建议，只有人民自己才有权设立法律。
第三卷阐述政府及其运作形式。政府是主权者的执行人，而非主权者本身。政府中的执政者只是受委托来行使行政权力。世上主要存在着三种政府形式：民主制，即由全体或大部分人民治理；贵族制，由少数人所治理；国君制，由一人治理。结构单一的政府是最好的；实际上政府都是混合形式的，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其他形式。没有一种政府适用于一切国家，但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必须与其人民的特点相适应。
第四卷讨论几种社会组织。公意是不可摧毁的，通过投票来表达。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选举模式，例如：人民大会、保民官、独裁、监察官等。每个公民都应该有一个宗教，只要他们的教条一点都不违反公民的义务。
一个理想的社会建立于人与人之间而非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卢梭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卢梭声称，一个完美的社会是为人民的“公共意志”（公意）所控制的，虽然他没有定义如何达成这个目标，但他建议由公民团体组成的代议机构作为立法者，通过讨论来产生公共意志。社会契约论的主要表述是探究是否存在合法的政治权威，“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他所说的政治权威在我们的自然状态中并不存在，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社会契约。在社会契约中，每个人都放弃天然自由，而获取契约自由；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只有每个人同等地放弃全部天然自由，转让给整个集体，人类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约自由。他阐明政府必须分成三个部分：主权者代表公共意志，这个意志必须有益于全社会；由主权者授权的行政官员来实现这一意志；最后，必须有形成这一意志的公民群体。他相信，国家应保持较小的规模，把更多的权利留给人民，让政府更有效率。人民应该在政府中承担活跃的角色。人民根据个人意志投票产生公共意志。如果主权者走向公共意志的反面，那么社会契约就遭到破坏；人民有权决定和变更政府形式和执政者的权力，包括用起义的手段推翻违反契约的统治者。
总而言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社会的发展起过重大的推动的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理论上本身的缺陷。他之谓“我要探讨的是权利的道理，而不是事实”，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得到理解，但是这种唯心的论证方法，显然还是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此外卢梭还有一个地方存在严重的思维混乱—“主权者”。有时它指全体人民的集合，有时指国王或君主，有时则指立法机构。其实，这三者是不同的.主体。人民的整体，构成主权者。立法机构，是由人民中间选出的代表组成，代表全体人民执行立法职能。国王或君主，或总统，以及政府，都是人民的代理人。正因为存在这个混乱，卢梭在统治与代理的问题上也存在混乱。所以他有这样的说法：统治者的统治要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和认可。其实，依据他的基础观点，也是我所同意的观点，必然得出国王或君主或总统仅仅是人民的代理人而已。
在中国不平等的现象也是十分普遍的，性别不平等，职业不平等，贫富不平等，权利的不平等……这无数的不平等似乎在向我们说明这个社会存在非常深刻的矛盾，尤其是现在的“富二代”“官二代”现象，更是深深刺痛国人的眼球。“人生而平等”成为了一句充满讽刺意味的空话，而“人生而不平等”才是这个社会的至理名言！人生而平等，人事实上又是不可能完全平等的。完全的出身决定命运，就是种姓制度或者“血统论”；而完全铲除出身的作用，实际上也只能衍生出新的不平等。但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自有其特殊内涵。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一方面是反映社会垂直流动的程度，或者说公职和职位向所有人平等开放的程度，正所谓“举贤不避亲”；另一方面是二代之间的沟通问题。在二代标签的背后，是这个社会早已弥漫的仇富、仇官心理的进一步放大。这种放大已经发生质的变化：人们日益担心，社会的优质资源将日益被少数人垄断，大部分人会失去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而这正是任何一种极端思潮诞生的社会土壤：以极端的方式重新洗牌。
自从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各种划分版本就层出不穷。和严谨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划分不同，类似“富二代、穷二代和官二代”的划分实际上是网络舆论对于直观社会现象的反应。尤其是在就业和谋取更好职位的时候，当更追求职业前景激励的年轻人在关系、家庭资源、甚至是行贿竞争等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一种“出身决定命运”的悲观情绪势必会蔓延。而当看到其他的人在享受到父辈积累的财富和人脉资源的荫庇，却又自认为理所当然，摆出一副傲慢姿态的时候，不平、不满和愤恨的情绪就会滋长。
究其根源，我认为自从实行“让一部人先富起来”之后，代际之间的公平问题就迟早会出现。这个政策的出发点很好，但是却没有达到它真正的目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错，但是接下来应该“让先富带动后富”这点却没有做到！先富起来的人抢占了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官本位”思想的根深蒂固，再加上社会保障体制严重缺失，让贫困的人们无法获得同样的发展机会，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的不平等现象。资本和劳动的分配严重失衡，这直接影响大多数普通人的收入水平；土地和资源带来的暴富，以及土地和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由于政府公共物品服务方面对于民众起点公平的保障严重不足，个人和家庭为此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比如为了孩子读书条件好一点，或者承受高房价，或者承受高昂的择校费）。等到要“还债”的时候，相关的人们也不得不加入到对于稀缺性资源的寻租大战中去。没有“公平正义的光辉”，最终的可能结局只能是“丛林的战争”。
之所以如此关心二代现象，我想恐怕还是因为资源分配不公日益固化，在社会代际之间遗传，社会断裂得不到有效弥合。本来年轻意味着新锐和突破。但现实也昭示体制的力量更大。中国最严重也最需解决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才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只有挖去陈腐已久的计划经济残存的“毒瘤”，中国的社会发展才能走上健康向上的道路，一切的一切才有可能完全解决。但是现在缝缝补补的小动作是无法撼动旧有的体质的，只有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革才能打破一切。但是上层的既得利益集团会让这种有损于自身利益的改革实现吗？从目前的改革动向来看希望不大，个人在其中能起到的作用实在是太渺小了！难道真要等到一切矛盾激化到无以复加之时，政府才能下定决心吗？
我曾经觉得卢梭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物。之所以给我这样的感觉，源于他早年的一篇文章《论科学与艺术》。当时第戎学院有奖征答一个问题，即艺术和科学的复兴有没有改善人们的举止和道德。卢梭的好友狄德罗建议他回答“不”，因为这样的回答更容易得奖。最后，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卢梭在他的这篇征文中，给出的答案是“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没有改善人们的举止和道德”。
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卢梭写到：“在艺术还没有塑成我们的风格，没有教会我们的情感使用一种造作的语言之前，我们的风尚是粗俗的，然而却是自然的；从举止的不同，一眼就可看出性格的不同。那时候，人性根本上虽然不见得更好，然而人们却很容易相互深入了解，因此可以找到他们自己的安全；而这种我们今天已不再能感到其价值的好处，就是得他们能很好地掩饰种种罪恶。”
然而从史料中不难发现，卢梭本人是极爱文学与音乐的。他谱写过音乐作品，撰写过音乐理论，希望成为在音乐领域有所作为。他曾写过一个小文章标题就是《我喜欢音乐》。
卢梭真的是口是心非吗？如果他是这样一个人，那么《社会契约论》的真知灼见，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呢？
卢梭在书写《社会契约论》前，还写过一本《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他在此书中将人类的不平等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自然（生理）的不平等，由年龄、健康、体力以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的不同而产生；第二类是精神上（政治上）的不平等，起因于一种协议。第二种不平等包括某一些人由于损害别人而得以享受的各种特权。
在《社会契约论》里，我认为卢梭其实是针对上述的这两个不平等，设计出他理想中的公约。
首先，他认为公约可以改变自然（生理）的不平等，他说“公约不是摧毁自然的平等，反而是以道德的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社会条约“保全”缔约者为目的，使他们不因为年龄、健康、体力以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不同，而在现实中遭遇不平等。
其次，他觉得要改变精神上（政治上）的不平等，就要改变过去的协议方式，“设计一种人类集合体，以用集体力量来保障每一个加盟的个体和他的财产。在这一集体中，个体虽然和整体联系在一起，但依然自由如初，只听从自己的意志。”
简单言之，我觉得卢梭的社会契约，一方面要在自然（生理）方面，成为所有缔约者的生存保障。另一方面，要在精神（政治）方面，不干涉个人的意志。
得出这样的结论后，我觉得再读《论科学与艺术》就有了一番新滋味。卢梭所处的18世纪法国社会，凡尔赛宫的皇室奢华风气统领着整个欧洲艺术的发展。不难发现，卢梭憎恶艺术，明确的说，应该是憎恶皇室精神（政治）统治下的艺术。他说“今天更精致的研究与更细腻的趣味已经把取悦的艺术归结成一套原则了。我们的风尚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每个人的精神仿佛都是在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礼节不断地强迫着我们。”而另一方面，卢梭喜爱对音乐与文学的喜爱，则是出自于对朴质自然的追寻。他厌恶那些在精神统治下的艺术，他向往在自然中抒情高歌。
于是，我觉得卢梭不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他的艺术观、政治观是一体的，它们都来源于卢梭对于社会的整体认识与判断。
卢梭认识到社会的不平等分为自然（生理）方面和精神（政治）方面。他一方面认为人们不应该在精神方面被统治（艺术不应该被风格、矫饰化），另一方面他认为要用社会契约来改善人在自然（生理）方面的不平等，从而保障人在精神层面能够崇尚自然。
由此我联想到，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时代的文化、经济、政治状况，都是一个不可分隔的整体。特定的经济、政治状况，导致了特定的文化状况；而社会对于文化的认识，也必然反映了这个社会对于经济、政治的态度。
欧洲社会从百科全书式的混乱的18世纪到如今，艺术的面貌已经全然改变。概念艺术、行为艺术的当代艺术概念，一次次成为社会思潮的先锋。我想这艺术面貌改变的背后，是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的深层变化吧。
我想起一个学景观设计的朋友，曾经跟我抱怨，中国现在景观设计追求的简约风格，主要是照搬西方近现代极简主义的风格。但其实我们特别没有根基，欧洲从几个世纪前的繁冗奢华的巴洛克风格，变化到今天的极简主义，是几百年的变迁里，一步步走过来的。我们不懂得蕴含在这精炼的简约线条背后的深刻的历史，而只是基于风格的简单模仿。这必然是肤浅而流于形式的。
我觉得这个有些无奈的抱怨，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当下的社会状况。我们的国家经历的现代化历程，其路径与欧洲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在流行风格上对欧美的模仿，体现出的是这背后，在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现代化过程中的的全方位模仿。困惑的是，我们作为模仿者，到底要模仿什么。就如我的朋友所说的那样，我们不懂得蕴含在这精炼的简约线条背后的深刻的历史，而只是基于风格的简单借鉴。这必然是肤浅而流于形式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要读卢梭，不是在寻找一个通往现代化和谐社会的“现成”的契约，而是在读他的痛苦和挣扎，反思他对社会的整套想法。卢梭告诉我们，社会的公约是基于人的自然（生理）的基本保障，社会公约不能干涉个人的精神（政治）意志。我想这是基础，不同的社会各自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其不同的发展路径寻找现代化的道路。
那么，我们的社会读透卢梭没？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思想有几分在中国？
我想起前几天一个朋友从日本回来，聊起日本当下的文化发展。觉得各种稀奇古怪、甚至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人在当做职业非常认真的弄，而且竟然弄得很好，只要有需求，无论多古怪，都会有相应的东西来满足（比如为宅男创造的午夜动漫和咖啡厅）。相比之下，中国要保守得多。主旋律艺术的色彩非常浓厚，主流和非主流的意识非常强烈。
虽然这种当下文化上的差异没有孰对孰错，但我觉得从中还是能够体会到，我们的社会还没有读懂卢梭。因为如果我们读懂了，我们的社会有卢梭所述的某种公约，那么我们社会应该会在文化上呈现出没有主流、非主流之分的状态。既然文化是如此，那么社会的其他方面，应该也是吧。
卢梭说：“我们向往自由，但我们带着镣铐。”或许我们应该对这副承载着历史厚重感的镣铐，有更深一点的领悟才好。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大概从初中学世界历史的时候就知道了。法国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卢梭的代表作，提出了三权分立的思想，后来美国独立革命吸取了这样的思想。当时卢梭写这本书的时候估计没有料到这本书竟然对世界的局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一定程度推动了世界格局的变化，也把他的名字刻在了世界历史上。
这本书我将其看做是议论文，立论清晰，论证方法多样，逻辑严密。我想，如果当初学习议论文选取其中的一个小篇章的话，什么是议论文对我们而言就简单得多。在论文中，多次运用了驳论、例子论证的方法阐述自己的观点。驳论运用得无懈可击，他多次反驳格老秀斯的观点。举例为证，卢梭说“有时候人们可以消灭一个国家的政权，但不消灭那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成员。由此可见，战争不能产生与它的目的无关的权利。”格老秀斯不承认这些原则。同样，格劳秀斯认为，人们可以把自己奉献给一位国王。卢梭这样反驳：照格劳秀斯的说法来看，人们在把自己风险给国王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了……该书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还运用了例证法。他用一章的文字论述了罗马人民大会，对罗马人民大会的缘起、组织架构、实施方式、发展情况做了清晰明确的阐述，指出共和制和贵族制的弊端，想要指出当今社会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式。
这本书成书于1762年，两百多年过去，激励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经典就是，什么时候看都不会过时的书。书中提到的很多想法，至今仍然没有实现。“自由”“平等”“主权在民”今天这些仍然是世界上各国人民努力想要得到，或者努力想要捍卫的基本权利。在论文中，他努力想要找到一个能把法律置于一切人之上的政府形式，后来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互独立算是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最初解答的模型。
关于平等，他说，虽然人与人之间在体力和智力上不相等，但由于公约和权利的保证，他们人人都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公约和权利的保证，人人平等这个结果最后就没法实现。这种公约和权利在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表现形式未必相同，但是人们生来追求自由和平等的这种观念的心境却是切实的。两百年前对平等就有这样的见解，让我们现在许多人都觉得汗颜。在社会日渐开明和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很多公民开心自己一出生就拥有卢梭口中的平等，其实这种平等未必得到了真正的实现。不得不承认，在社会日益前进的过程中，这种相对平等范围在不断拓宽，两百年来公民的努力有一定的效果。
卢梭醉心于公民治理国家。公民治理国家的前提是有相同的公意，他认为，公意始终是公正的，永远以公共的福祉为宗旨。其次，公民还要有投票权、发言权、提案权、分议权和讨论权等。如何投票如何选举，他推崇罗马共和国的做法。其实，一个国家如何治理，这个跟该国家历史发展、经济政治基础、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卢梭的一些想法很有建设性，却未必适应有些国家。而且，历史证明，大家对其也是选择性的接受。这本书不同时候看总是能给人一些启发，其中一些观点总觉得有种魅力，引发你去思考自己生活的时代，每个时代不同，所以才能常常出新。
卢梭，一个有着浪漫天性与卓越才情的人，是法国18世纪所有启蒙思想家中最独特、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位。他敢于坦露自己的灵魂，是真诚的象征。对他来说，自然就是真理，真理高于一切。而他的独特的个性思想成就了他后来的命运。他的著作《社会契约论》就是很好的见证。
《社会契约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受到了热情地赞美，许多革命者将其视为人生宝典。“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本书开篇，卢梭就向世人宣告了人类对于自由、平等的永恒追求。这是一本倡导契约自由、确定公共意志之书。《社会契约论》一书的中心论点：人生而自由与平等，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国家的主权和立法权在人民，政府只是法律的执行者，如果政府不合人民的“公意”，人民就有权推翻它。
自由是人本性的产物。人性的第一关怀就是对于自身的关怀。人人都有自由选择自己的适当的生存方式，并且，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平等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此外，人只有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把自由转让出去。当人在枷锁之下而丧失自由时，并不是他没有了天然的与生俱来的自由，而是由于外界强势的干扰。总而言之，人生而自由，自由是人的本性的产物。
然而，世界上确实存在着强势与弱势之分。人类想要继续生存，唯一的办法就是集合起来，形成一个联合体，充分发挥全部的共同力量，以保护每个成员的人身与财产。这种结合一经实现，就产生了一个共同体。人们通过订立契约来实现这种结合。值得注意的是，人们订立契约，不仅是一种自由加入的约定，而且不应把转让自己作为条款。在共同体中，每个人自然拥有权利和所属的自由。
主权者是由参加共同体的各个人所构成的。它代表着各个成员的公共利益，绝不可能有损害共同体利益的行为，否则则违背了社会公约。当然，各个成员都有义务服从公共利益，这样，社会公约才是合法性的。主权是一种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的权利，因为它代表着民众的公意，而不是个人意志，既是不能随意转让的，也是不可分离的。主权是共同体形成的一项权利，它是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之上的。主权者有权利约束每一个成员，但它的权力却是有限的。它不能超出社会契约所规定的界限，不能过分要求、约束成员，这样，才能保证主权权力行使的公正性，才能保障成员在参与社会契约中所获的收益。
何谓法律？这在《社会契约论》中得到很好的阐述。法律是由公意产生的各项规定。法律对国家的成员有着普遍的约束力，它的对象普遍的，它所代表的意志亦是普遍的，而不是个别意志的简单相加。想要国家稳定，人民安定，就必须制定相关的法律，指引着社会向正义的方向前进。
论政府。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的执行人，是法律的执行人而已。政府的设立，是以主权者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政府共同体，代表着主权者的共同意志执行国家事务，它是民众与主权者相联系的一个中间纽带，其职能在于实现民众与主权者的相互适应，负责执行法律并维持社会及政治自由。从一个高的角度来讲，随着国家的扩大，人民给予了政府的权力就越多，那么，政府受诱惑的可能性就越大，滥用权力的办法也就越多。因此，人民要加强对政府的约束。当然，不同国家存在不同政府体制，但唯一相同的就是：政府只是主权者的执行人而已。
《社会契约论》这一本书，包含了很多的内容，我无法一一列举，在这里我只是列举几个印象深刻的方面谈谈感受。总之一句话：人生而自由平等；政府只不过是法律的执行者，人民也有权利推翻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