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在向娱乐化靠拢，我们正义无反顾的投身其中，无法自拔。在复旦的图书馆，《娱乐至死》这本书一直处于借出的状态，这表明尼尔波兹曼先生的著作依旧葆有足够的生命力，孜孜不倦地传播着他的思想和观点，但这不是印刷时代的胜利，反而可能是对印刷时代终结的一种缅怀。
尼尔波兹曼先生在书中描绘了从印刷机到电报再到电视时代的变迁，他的忧虑也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加深，似乎一切都在向娱乐化靠拢，严肃话语语境丧失了生存的空间，公众的思考和耐心也变成了奢侈品，万千媒介像巫师一样夺走了人们的想象力不同的主流媒介决定了不同的社会特征，公众的意识形态和参与方式也发生着巨变。
这一切确确实实正在发生，并且愈演愈烈。可怕的是，尼尔波兹曼先生不会想到他大肆批判的电视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互联网时代到来了，我们正义无反顾的投身其中，无法自拔。
技术重构整个社会的秩序，媒介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无论是电视时代还是互联网时代，甚至到下一个虚拟现实时代，我们已然清楚地认识到，技术是改革的第一动力，任何一项新的技术都可能颠覆我们的认知，继而重构整个社会的秩序，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媒介只是我们获取信息的一种手段罢了，它处于整个序列的前端，我们就误以为媒介决定了我们的文化精神，这种看法我是不认同的。
媒介并不是问题的本质，它只是娱乐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本质是人性中对娱乐的渴求和需要，所以我们会为电视时代、互联网时代提供给我们的产品买单。
Facebook、人人网、微信等社交软件的出现，颠覆了人与人、人与空间甚至人与过去之间的关系，重构了一种新型的社交网络，泛在的娱乐化从形式到内容都比电视时代更加严重。
但是，不要忘了，公众醉心的远不止这些媒介，网上购物、电子游戏、网剧等等，都是互联网时代公众所热爱的活动，它们占用我们的时间比电视高出了许多。这表明，尼尔波兹曼先生的观点很有预见性，但缺少一定的准确性。人类总是难以控制自己的欲望，向懒惰的妥协，就是向娱乐的过渡，媒介不是罪魁祸首，起杀心的是人而不是刀。娱乐产业的蓬勃发展使得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这就像是市场经济的胜利，公众愿意为其埋单，享受这种娱乐化所带来的快感，宁愿牺牲自由、思考、严肃、辩论等作者所提及的价值。电报没有错、电视没有错、联网没有错，归根到底技术没有错。这是科技发展的必然，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所以，我们不能将尼尔波兹曼先生批判的东西全部怪罪于媒介，它也只是在完成它的工作而已，那些创造娱乐产品的人也只是在完成他们的工作而已，并且做的不错。值得警醒的是我们自己，是每一个媒介的接收者，我们自身的趋娱化是否让我们失去了一些更加宝贵的东西？例如用钢笔写下的文字、例如一场严肃的辩论、例如一封深情款款的书信，或者一次沉静的冥想。人类总是难以控制自己的欲望，有人说懒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因。
我们太懒了，很多事情不愿意去做，新的发明就应运而生，为我们提供便利。我认为，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相较于之前的不便利，就是向娱乐的过渡，向懒惰的妥协。这种程度愈演愈烈，就证明人类正变着方儿地满足人性的欲望。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媒介不是罪魁祸首，电视、互联网都没有错，起杀心的是人而不是刀。我们终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种滑稽戏。《娱乐至死》这本书想要告诉我们，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人终将毁于他所热爱的东西。
这本书结构清晰，以时间为序，介绍了美国社会由印刷机统治的“阐释时代”，经过电报、报纸、摄影术这样一个躲躲猫的世界，到最终电视出现，是如何一步步向娱乐时代转变的过程。并深入剖析了以电视为主的新媒体对人思想认识、认知方法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向娱乐附庸趋势发展的影响，阐述媒介危机，令人深省。
作者之所以把印刷机统治美国人思想的时期称为“阐释时代”，是因为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那个时期因为印刷技术的普及，“阅读蔚然成风”，书本一行一行、一页一页地把这个世界展示出来。在书本里，这个世界是严肃的，人们依据理性生活，通过富有逻辑的批评和其他方式不断地完善自己。而电视时代中，公共话语逐渐向脱离语境、肤浅、碎片化转化。电视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具体的图像，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靠中看的外表，名人效应和电视广告适应娱乐业发展。
《娱乐至死》并不是一味反对电视，也不是反对娱乐，正如作者本人说“娱乐本身并没有过错，有些精神病学家指出，我们每个人都会筑起自己的空中楼阁，但如果我们想要住在里面，问题就出现了”。波兹曼更看重和担心的是不该娱乐的也娱乐了，人们一味沉迷于娱乐而形成的娱乐性思维，慢慢失去对社会事实的基本判断能力，最终思维钝化。赫胥黎试图在《美丽新世界》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现如今，我们已经进入到互联网时代，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层出不穷，人们在简单的百来字下发表见解，传播信息。速度取代质量，大量信息铺天盖地，造成信息过剩，书中作者提到信息过剩会导致“信息——行动比”失衡。信息不再服务于人们，相反，人们服务于信息，也即“现代的信息恐慌”。我们应该清醒，媒体应该成为拓展我们认识世界的途径，而不是剥夺我们思考的能力，将我们的灵魂变成机器媒介冰冷的灵魂。
如何利用信息，不被裹挟，才是重中之重。
《娱乐至死》是我读的尼尔波兹曼的第二部作品，上一部是《童年的消逝》。两部作品都旗帜鲜明地对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做了深刻的反思和尖锐的批评。作者大力宣扬印刷媒介将人类带入理性、文明的时代，而电子媒介尽管在技术上取得了更大的进步，但给予人们更多的是享受、娱乐，使人们逐渐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正如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所言，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几十年过去了，尼尔波兹曼的预言发展如何呢？《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想告诉读者的是赫胥黎的预言，即毁掉我们的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而非奥威尔的预言，即极权压迫。（时间有限，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未读），为此我特地读了下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农场》，即另外一种预言。读罢，冒一身冷汗。尽管中国现在民主法治逐渐步入轨道，奥威尔的预言似乎与我们再无瓜葛。但是，回头看看历史，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纳粹时代的德国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极其吻合的展现了奥威尔笔下的世界；放眼当下世界，刚刚垮台的卡扎菲政权、持续遭受军政府统治的缅甸、屡屡挑衅国际法而不知悔改的北朝鲜等均经历过或正在水深火热的极权压迫。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波兹曼笔下的美国，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持续享受着相对自由的政治、高度发达的经济与科技、繁荣的文化所带来的'种种福利。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似乎从奥威尔的笔下一步步走到了波兹曼的笔下，改革开放是转折点，尽管随之而来一些先前没有的问题，如贫富差距、贪污等，但瑕不掩瑜，即问题掩盖不了历史的巨轮向前推进产生的辉煌，最终也不会阻挡历史前进的脚步。
波兹曼认为电视的娱乐性会把人类从理性的公民变成不再思考的傻瓜，他显然严重低估了受众的智商和情商。即使电视如波兹曼所说，“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此种情况下娱乐是仅仅是手段，而手段可以大于内容对观众产生影响力。由此看出，波兹曼是“魔弹论”的忠实信徒和发扬者，他忠实的相信电视以娱乐手段作用于观众的强大力量，并且不限内容，只须有一种娱乐手段就能产生出枪弹射入身体的效果。要达到波兹曼所说的效果，观众应该做到以下几点：电视成为唯一接触外界事物的媒介；电视说什么就信什么；只看电视而不再进行人际沟通；分不清电视里的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界限等。显然，电视环境下长大成人的美国人依然有众多好手考上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名校，而且他们取得的成就丝毫不比前人（即生活在电子媒体出现前的人）差。
由此可见，电视没有阻止精英的辉煌。波兹曼号称印刷时代的人多么具有理性的光辉、思辨的能力，但史上种种丧失理性的群体暴力事件均出现在印刷时代或以印刷为主的时代，法国大革命、德国法西斯等，电视的流行是人们变得不再思索、感情用事，但却再无此类破坏巨大的事件。当然这其间的主要差别并不在于印刷和电子的差异导致，我在这里只是想说明电视也好，报纸也好，均是一种媒介，对人的思想、行为并不起关键的支配作用。技术是为人服务的，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技术，而非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人。“每种技术都有自己的议程，都是等待被揭示的一种隐喻”，我同意技术存在隐喻，但揭示隐喻的是人，而且人在隐喻起作用的过程中扮演决定性角色。所以，比起尼尔波兹曼，“魔弹论”观点的代表者夸大其词的能力显然略逊一筹。
人有追求快乐的权利，而人活着的最终目的也无非就是不断追求更大的快乐。同时，人与人之间又是差异化的，即对快乐各有各的定义和理解。政客争权，商人逐利，学者求真，都是对快乐的向往。对于平民百姓来说，衣食无忧、家庭和睦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他们对于政治常常不抱太大兴趣。波兹曼认为电视将政治娱乐化，一个选民同时又是电视观众的话，恐怕很难做出理性的选择，只能浪费手中的选票，最终丧失政治话语权。按照波兹曼的观点，如果选民不是一个电视观众，而是一个崇尚阅读的人，他必将在选举中做出理性的选择，选出合适的公职人员。我完全同意比起视听元素文字有助于培养理性思维的观点，但是这一点在政治上不灵。人类历史发展表明，精英统治平民、平民有所制约是目前最为合理、有利的政权组织形式，如果二者角色对调，往往引起轩然大波和动荡。相比较，精英是理智的，平民在这方面较为欠缺，如果平民通过学习开始变得理智，那他会逐渐向精英阶层流动，或者推翻现有的精英阶层，自己掌权。学习是要付出代价的，耐力和汗水必不可少，而广大平民并不具备这样的特质，而他们也没有必要具备。因此，波兹曼无需为他们担心，政治是复杂的游戏，平民多是看客，而看客只需带着眼睛和好心情就行。尼尔波兹曼担心的是统治阶级以以娱乐麻痹民众，这样的担心有一定道理，但比起历史，如今可以娱乐政治是社会开放和民主风气的表现，是历史的进步。文明不是一步到位的，循序渐进才有章可循。
在看书的过程中，还有一些不敢苟同的观点，如对麦克卢汉的盲信，电视“信息—行动比”极低，电视取代教室的功能等。有趣的是，对于一些作者引用的观点，我却极为推崇。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做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中小学教育不用再说，一切为了分数。高校的学生不再苦恼于分数，但毕业时找工作、考研的种种心态和动作极其吻合了西塞罗的说法。约翰杜威在《经验和教育》中写道，“也许人们对于教育最大的错误认识是，一个人学会的只有他当时正在学习的东西。其实，伴随学习的过程形成持久的态度也许比拼写课或地理历史课更为重要。因为这些态度才是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的东西。”这个观点主要是有感于自己的考研过程和过年回家遇见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小侄子贪玩、不爱学习。一段时间积极努力的自主学习，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受益终身。如果小孩从小就缺乏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将来恐怕很难在学业上走得更远。在中学时代，所谓“差生”不如“优等生”的地方不在于小学那点皮毛知识，而在于多年来养成的学习习惯和方法，它们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学，有可能是一生。
《娱乐至死》这本书的封面就是一个大人牵着一个小孩的手，而大人的脑袋却被一个电视机所替代，很快我们就能从这本书的封面中解读到这个时代的趋势：媒介即信息。而作者也是从麦克卢汉的这一观点出发的，然而作者与麦克卢汉的观点也有不同，作者更加注重的是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的大环境下，媒体，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正如作者所说的：每一种媒介的出现都是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公众的话语方式规范决定了华语的内容。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总是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娱乐真的能致人于死地吗？开篇的几行字成了读完这本书的动力，在看到奥威尔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和赫胥黎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我作为一个21世纪的人来说，更认同的是一场滑稽戏的言论。
作者在书中提到了很多种传播文化的媒介，从最早的口口相传到后来的报纸，电视和现在的电脑，如果作者知道有微博那一定也会写在书中。这种趋于大众的话题都日渐娱乐方式出现，使人们缺少了思考，谈何创造呢。在这个时代里似乎娱乐成为了一种生活状态甚至是生活目标。这一点印证了作者的说法“其结果是我们成为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同时我觉得我们应该认识到，作者这种观点是基于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大环境提出的，运用到21世纪的中国似乎刚刚好。人们关心的不再是大会中提出了什么方针和政策，关心的是那些政治家们的花边新闻和八卦，对他们的办事能力毫不关心。大量的信息不予筛选的就在电视节目上播出，新闻和信息铺天盖地的向我们大众运来，只为了提高收视率，真正能让人有所思有所想的内容却一笔带过使其无人问津。作者在书中用一种真诚方式来谈论这个时代愤青的话题，同时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人能在那么早的时候对这种社会现象提出理论系统的研究是难能可贵的。
如作者所说的，这个时代已经不再以记忆力的好坏评论一个人的智商的高低，在印刷术发明并大规模普及以前，人类处于长久的口述文明之中，语言是主要的媒介，人们非常看重记忆力，由于没有书面文字，头脑必须成为流动的图书馆，文化的传承是靠口口相传交流和延续的；印刷术特别是印刷机普及后，人类由口述文明转化为书写文明，在由铅字组成的文化里，文字取代口述成为文化的重心，思想变得更富抽象性，语言、可解义、逻辑性成为内容的标准，思想的深度亦得以展现；摄影、电报、电视等电子媒介把人类带到一个电子化的世界，在这种由图像构成的语境里，事物均以直观的方式呈现，连贯性和逻辑性不再重要，“知道”比“理解”变得更加现实和迫切，事物的界限变得随意而可以分离，就像苏珊桑塔格说的“碎片式”世界一样，“存在的只是现在，而不是任何一个故事的一部分”。作者所担忧的是，电子和图像革命所产生的后果，由其作为媒介呈现出的世界在我们眼里不再新奇有陌生感，而是自然而然。人们会不自觉接受了新媒介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琐碎、语无伦次变得有意义和合情合理，严肃的公众话语将以娱乐的方式呈现，思考不再那么重要，什么都事不关己。
但是我想说的是在电子和网络发达的今天是作者没有想到的，电视像是得到应有的报应一样，网络里面微博论坛的出现是这种公媒操控人类思想的结束，私媒以他运用人数广和传播速度快的特点茁壮成长，人们开始对身边的事情发生了思考，去编辑新闻，在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可能的，然而现在每一个人只要愿意就可以成为一个记者，去发现身边的事情，去思考，去传播得到公众认识的便会成为一个话题引来更多人的思考。可是私媒也是一把双刃剑，也有很多人用游戏人生的态度去对待游戏新闻。
总之，这个时代使人变得需要运用在社会大环境下的常识去理解和判别信息。作者的担忧是必要的但不是必然的，而文化在未来可能会被束置高阁，从文化中会分离出来一种信息，不是真理也不是是非，而是新闻。所以文化不会成为滑稽戏，新闻才是滑稽戏。
娱乐至死的时代，细思极恐。
当下，更别提是多么像个娱乐至死的年代，淘宝的千人千面，资讯、短视频app的个性化推荐，让眼前呈现的只有我们感兴趣的。
作者的核心思想：在娱乐至死的时代，我们不假思索地接受经过包装的内容。
有人可能会说，技术的发展有利有弊，我表赞同。电视，手机的出现，让很多人可以足不出户的见识外面的世界。
但是糟糕的一面，我们所看到的内容不是最真实的，都是经过包装的，并且丝毫未留给我们思考的时间。
比如《奇葩说》看似能够得知很多道理，其实瞬间即逝。得知的知识也是非常碎片，不具备推论性，我们都知道思考的时候会结合以往经验和储备知识来想问题，而在看电视过程中是做不到的。
以为知道了很多事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
也正是在信息化时代，让我们更容易跳过复杂问题，因为创作者知道如何取悦观众。难理解的，需要阐述的，观众不会喜欢，观众喜欢的是故事，是偶像。越是简单，越是有视觉刺激，越能提高收视率和点击率。
要解决冲突，我们能做的就是多问为什么。切记，不要用笑声代替了思考，更可怕的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笑以及为什么要思考。
常常听人说，现在从电视和网络上就能获取很多知识，事实确实如此。但正如书中所言，我们从这当中所获得的知识包含了太多的娱乐性。电视节目需要收视率，需要盈利，没有收视率，绝大部分的节目都办不下去。换言之，娱乐性是电视节目生存的必要手段。为了达到娱乐性，电视上呈现的节目效果，大多是剪辑后的成果。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我们从中获取的知识，看到的画面，是片面的，仅仅是碎片。比如对名著的翻拍，要做到完全尊重历史、还原作品，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我认为，要获取实在、完整的知识，还是要多看书。就像公司这次“青年读书会”活动，就是要帮助青年开拓视野、实践历练、知行合一，不断提升综合素养。
在这里，我要引用上面徐友渔讲的那句话。这是他对这本书的评价，但也是在我们读书时该有的做法。我们要明白，放在我们面前的书，并不每本都是好书，其中肯定有残次品。尤其是读议论性强的作品时，尤其要保持清醒。因为往往作者说什么，我们就认为是什么，容易被作者带跑。
如何去甄别书的好坏，仁者见仁。只是在书的选择上，我倒是有这么几点建议：一是选择好的出版社。毕竟这些出版社，有口皆碑，出错率低；二是选择好的译者。这点适用于读古代作品和外国作品时，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看的都是译文，是第二手资料，是以译者的读后感为基准所形成的，谁知道译者期间杀死了多少个哈姆雷特，又创造了多少个哈姆雷特呢？换言之，还要学会比较，就是要看好几本不同版本的《堂吉诃德》，选择其中最好的译品；三是尽量多读史书，少看小说，各种小说。
而对于书本上学不到的，需要言传身教的，一个人生导师就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了。以前听故事，听成功人士讲他们的奋斗史，似乎都会提到一点：我遇到“贵人”了。尤其是公司最近举办了师带徒的拜师仪式，多位师徒结对成功，更让我觉得公司似乎就在创造一个为我们找到“贵人”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