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观集中考察明朝历史，通过前期大量阅读史实资料及学术研究资料，综合个人历史研究成果，一举将明朝兴衰的前因后果摆在一起斟酌，最终将明朝的历史节点聚焦于一个看似无关紧要实则暗藏玄机的万历十五年。
文中一直提到这一年是无关紧要的，却在黄仁宇先生从不同角度对关键历史人物的融会贯通地剖析之下，显示着这一年的不平凡——以各个关键历史人物最终不幸的归宿，暗示着明朝最终历史走向——文官集团以孔孟道德作为立国之本，越来越僵化的政治体系与落后的法制体系，社会发展寻求不到创新的途径，即使有，也总是被大环境所扼杀：
万历皇帝因个人之力无法抵抗固化文官体制而不再热衷于国事的退变、张居正鸿鹄之志以及先明政治手段与策略的落空与死后被反、申时行勉力维持文官之间平衡的无奈、海瑞作为最廉洁最死板清官独自硬抗没有法律支撑的土地纠纷、戚继光有志规整强化军队建设却屡遭文官压制的无力、李贽欲寻求个人自由却始终受限于传统道德的压抑，每个历史人物的不幸都能印证明代的社会思想之僵化，终将终结为努尔哈齐及其儿子所取代。
还有点奇怪当时的传统观念会认为文化与政治与生活不能同时繁荣？有一个很独特的历史观点，“文”与“质”的关系。哲学家李贽发现文极必乱，乱而后治，由重文转重质（“质”保障人民生活质量）。
读到《万历十五年》中《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值》这一章，从标题可以看出，作者对海端怀有散意，但却不大赞同他的作为。海瑞作为这样一个模范官僚，与当时的体制格格不入。
无疑，海瑞的道德责任感极高，严格按照四书五经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言行。但他处事古板，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对于有待斟酌的案件，海稀的判断标准是，“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守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属刁顽。”用这样的精神来判案，显得草率而荒唐。海瑞一生清贫，敢于直言上谏，大胆对抗上级。他曾向嘉靖皇帝上奏，指责他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而多疑愚蠢的君主。这种疏奏简直是史无前例的，但海瑞取做，并且做了，并赢得了百姓的称赞，成为清正廉明的代表。
海端的官场仕途几经沉浮，由于他行事耿直刻板，任职一方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全然不顾地方势力与个人生死，最终因触及大批人的利益卷入纷争，他孤军奋战，终是寡不敌众。在君子的世界里，出任做官是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事，以这个标准来看，海瑞是不折不扣的君子。他一生辗转各方，铁肩担道义，为百姓奔走呼号，始终坚持自己内心的通德律。
海瑞行事古板，怪僻而执拗，是官员眼中的难缠人物，但他也是很多百姓心目中的英雄。
万历即位之初被认为是明朝中兴的开始，万历皇帝的励精图治给了所有人希望，可是万历的兢兢业业好像并不是由他自己内心驱使的，而是被张居正的道德批评和皇太后的废帝恐吓而驱赶成的。当太后不在，张居正表里不如一的现实被发现时，万历内心应该是充满愤恨的。对于如何做一个好皇帝充满了失望。明朝的文官系统太过庞大，上下层组织系统处于一种混沌低效的传统状态，将道德而不是法律作为治国之根本。为了维护现状，保全自己的名声，申时行只敢做和事佬，任何事情都表现出和稀泥的姿态，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不步张居正的后尘而已。
张居正比他更有魄力，也比他更有争议，有自己的宏图大志，想要改变明朝已有的系统，却在皇帝面前不能做到表里如一，对别人严格要求，对自己的亲信却肆意放纵，直接导致自己道德名师的形象在万历心中坍塌，结果落得个死后被清算的地步。主少国疑时的权臣、改革家没有做出巨大贡献，真得很容易被清算。戚继光因张居正而起，因张居正而落，虽然的确是一个将才，但是和张居正一样，有阳有阴，总有一些东西不能见光。反观海瑞，他虽然真的是清官，可是清官就一定能救国吗？只能充当朝廷的门面罢了。没有完善的底层系统，再厉害的官员也无回天之力，张居正海瑞如此，蒋公亦如此。
我先读了明朝那些事，因为笔法幽默轻松，所以是一气读完。读的过程中查了很多资料，也偶尔百度，整个明史出场人物众多，也读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也有很多在历史框架内左右挣扎，企图挣脱时代的镣铐，推进历史政治军事经济的全面发展，却始终领悟不出桎梏不前的原因。
历史的发展受各方面影响的因数太多，黄仁宇个人经历丰富，使他对历史的认识有独特的思考。万历十五年另辟蹊径，企图从大历史的角度，节选几个代表型人物，进行阐述。
以张居正为文官集体中的异端代表，企图调整腐朽落后的政治体制，推进法制改革。以海瑞为道德文化坚守者代表，解读了坚守陈例，缺乏法制规章的弊端。以申时行为例图维持现状左右疏通代表，却功亏一篑，阴阳即导致了国家机构运行的低效，也割裂了文官集体。
武将戚继光的改革之所以能成行，一是没有从根本上动现有体制的手术，二是得到了张居正的鼎立支持，在保守中推行，但最后还是在张居正落势后，随着张居正改革的废除，一同消失在历史尘埃中。
思想家李贽从个人的'`角度面对混乱的现状希望有所突破和改变或者凭借道德的力量恢复平衡，但种种努力在对抗现实的庞大群体时都显得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因为他们既然无法改变制度，就无法避免的遭到来安于此制度的文官的攻击，所以即使是小的改良也无法推行，小心谨慎地保持平衡也不可能，国家此时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问题只是时间而已。
历史都已是过去时，记载是对是错再也无法考证。同时也是偏听与兼听的区别。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给出事物的部分细节，甚至是错误的，以达到盲人摸象，使读者走向作者设定的形象。
其实一直感觉像是明朝那些事儿的节选，但是似乎又站在另一个角度去分析回答了问题。挺客观的，提出了文官集团与象征皇帝这个点。一个国家宗教团体必须要有一个可以团结，寄托信仰的对象。而这个集合又怎样的决策，最终走向哪儿又与少数利益集团密不可分。
有些不记得明朝那些事儿了，也不清楚有没有像本书一样描述张居正与戚继光的关系，特别是戚继光派鸟枪队护送这一细节。也许戚继光是真的为张先生的安危着想，也许只是为了巴结张先生。但后者似乎也没有错，在这个崇文的朝代，军人没有地位，没有权利，没有资金，除了与朝中文官打好关系寻求庇护，戚继光又怎能获得资金、权利来组建训练戚家军？
申先生作为和事佬确是在尽力的调节这个平衡，脑海中一直浮现风起长林中荀白水的身影。这两个人都是一直在平衡，在外人看来都是迂腐的存在，但实则一切的做法也都不无道理。
再者是对自我的怀疑。儒家思想是否已经牢牢地刻入骨子里，即使自己不承认，即使或许更喜欢韩非子，即使认为自己或多或少可以理性的看待这些古籍思想，但是还是惊觉好像有些想法依然受到这个大前提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