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读后感1
一、 抄书之乐
由于《汉书》的篇幅并不长，因此，我决心把它抄一遍。抄书是最简单最枯燥的读书方法，但梁启超认为是这种方法“笨是笨极了，苦是苦极了，但真正做学问的人总离不了这条路。”我赞同梁先生的看法，其实我觉得苦是相对的，苦中必有甜，苦中必有乐。我按照“总序、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的顺序，每天抄一部分，决不囫囵吞枣，仔细地体会。虽然那长长的书目有时候看起来是冗长而又乏味的，但我还是没有放过一部，因为这些书大部分都亡佚了，我们只能看到它们的名字，却无法看到它的全貌，抄书的过程中，我经常扼腕而叹，我们的传统文化，世世代代流传下来，是多么艰苦而荣光的过程。战火是书的大敌，乱世是书之季世。先秦的典籍已寥寥无几，多亏了刘向刘歆父子和班固，让我们在今天还能了解先秦学术的源流。让我们感念先人们的哲思，让我们穿越时空，向他们致敬。
抄书的过程是机械的，但思考却是源头活水，抄书能增强记忆，加深印象，当抄完时，我觉得自己得到了一次坚韧精神的洗礼，而不光是书的内容的洗礼。对于这种篇幅不长但又十分重要的书，在闲暇之时，在阅读之间，不妨抄一遍。其中的乐趣，自能体会，回味亦无穷尽。
二、班固的严谨
虽然只是对《七略》的增删，但班固是严谨的，他根据当时书的流布，他又对书的篇目做出了一定的改动，这是十分必要的。比如说《古文尚书》本有五十八篇，但在东汉时亡佚一篇，因此，在班固自己注的是“为五十七篇”。班固之严谨，由此可见一斑。还有，在“诸子略”中，对于每一家的源流，只是说“盖出于某某之官”，可见，他只是在推测。对于诸子之学是否“王于学官”的问题，学术界尚无定论。一个“盖”字，使用得是多么地精当，我不得不感叹班固作为学问家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在今天看来，是多么地难能可贵，值得我们深思一番。
在每一略的最后，班固都会对进行提纲挈领的学术源流考证，详细阐述该学问的嬗变师承关系，进行学术性总结，这总结实际上就是先秦的学术史，价值极大。
通过书录，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的今古文之争，对于当时孔壁出的古文经，他都标明“某古文经”，而对于当时已经立于学官的今文经只说“经”多少篇，以作区别。由此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当时的学术派系，这看似简单，却给了我们后人多大的方便啊。他的严谨，给了我们清晰的视野，班固，谢谢你!
三、回味亦无穷
对于书的具体内容，我就不必赘述。最后谈一些感想。对于汉书十志来说，《汉志》可谓是最有价值的部分。设想，如果没有它，我们又会少多少对先秦文化的了解呢?如果没有它，我们又会花多长时间来考镜源流呢?但是有多少文史专业的学生，只是肤浅地知道它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部分，而没有深入地了解它的根本的内容呢?这样一本的必读之书，在今天才完整地读完，实在太迟了。
没有读过，就没有发言权，不了解，就没有话语权。作为一名师大历史系的学生，我我们实在是应该好好地反思一下。做学问非一日之功，如若浅尝辄止，定当断无成就可言。对于基本史料的把握，是我们的基本功，而不必去依赖孤本秘籍。打好基本功，读好正史，我们一定会收益无穷的。
《汉书》读后感2
我只2113想从书本内容上出发来谈谈感5261受。从历史人物事件，4102历史人物本身和1653其中的“赞曰”即班固自己的议论中可以对汉朝历史加以借鉴.
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
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
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
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
《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
这是班固在《司马迁传》中对司马迁及其功绩的评价。其中就谈及了作为一个史家最难能可贵品质就是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而班固也是遵循此要，直笔《汉书》，不为权讳，这是一个史家的良知与使命，但却少有人可以做到不畏权贵，据实而书。虽然“序游侠则退
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对司马迁的评价是不客观的，但也体现了班固对奸佞和拜金主义的蔑视。“既明且哲，能保其身”，而司马迁选择牺牲其身而保明哲，这种牺牲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虽然现今社会我们不一定写史而成史家，
但是这种精神却可以学习并渗透到生活的其他方面中，
我想人类还是要保留点牺牲精神的，这种牺牲其一保全其二的选择也时刻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但是班固也告诉我们，最好的方法并不是牺牲其一，而是双赢。这段话也提出，作
为一个史者，一定要有广博的学识，要勤奋刻苦的读书，不断积累。
《汉书》读后感3
法不能顺情。文帝因喜而拜啬夫，因怒而欲斩跸者、盗者，张释之据理力争：“法者，人民之法也，因陛下一人喜怒而失法度，何以取信于民?”文帝屈。
世间多阿谀者，法外之情多矣。《红楼梦》中薛蟠杀人后逍遥法外，只因有钱有势，众人捧之;被杀者族中“人丁稀微”，故“杀人偿命”之天理在此行不通。此命不等同于彼命也，“生而平等”不过是美妙的宗教语言而己。人世间何时平等过。
拿请客吃饭来说，得看请的人是谁，请多了，怕背上“奢侈浪费”的恶名。越往上，层次越高，档次越高。上层一顿够基层吃几顿。谁规定的这个原则?人们是很奇怪的，不能容忍小恶，倒能宽容大恶。似乎高层的人们隔得远，见不着，眼不见心静了;或是这些大人物日理万机，管着国家大事，享受一些，理所应当;或是自然的弱肉强食法则在作祟。平不平等，麻木的人们的灵魂己经接受，并自觉不自觉地维护着。
而谁来执法呢?谁来维护这“人民之法”呢?恐怕张释之再世，也只能“酌情处理”了，也只能“苟顺人情”了。
《汉书》读后感4
勿以魔王论武安
白起虽然是一位不世出的兵家奇才、赫赫战神,却不理权谋,配不上“枭雄”二字。史载:秦王欲以白起为将攻邯郸,白起对昭王说:“邯郸实非易攻,且诸侯若援救,发兵一日即到。我常有些奇怪的念头:纵观战国数百载间,大小数十战而未尝一败的将军只有两位:吴起和白起。这两位将军均擅长大兵团野战。可惜他们的人生没有交集,否则,双雄并立的战国会给我们更多精彩的兵家战例。
不败安得由天幸
后世有许多人对卫青的成功尤其不忿,原因自然是卫青与汉武帝之间的“裙带”关系,以及大文豪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李广的种种同情之辞。甚至连数百年后的大唐诗人王维都这么说: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但在我看来,这更多的是一种不负责任,人云亦云的言论。
卫青为人谦让仁和,敬重贤才,从不以势压人。虽然战功显赫,权倾朝野,但从不结党干预政事。他和霍去病不同,对士卒体恤较多,能与将士同甘苦,威信很高。
卫青能够在汉武帝时代平步青云,原因绝非仅仅是亲戚关系和运气好这样简单,更重要的原因是,卫青身处在一个中国军事思想大变革的时代,传统的步车作战思想势必将被大规模骑兵作战思想所取代。其次,李广是不是值得同情?我认为,“飞将军”绝对不值得同情。李广迷失道路,未能按时到达战场,身为李广的上司,卫青对他的处罚是公正的。是李广自己狭窄的心胸气量断送了他,造成了横刀自杀的结局。之后李广儿子李敢对卫青的所谓“寻仇”更属于没事找抽型的无理取闹。这样一段是非分明的公案,却因为司马迁的生花妙笔而发生了价值评判标准上的变化。本是罪将的李广博得了后世的同情
《汉书》读后感5
盛世强汉无疑是五千年华夏历史中辉煌的一笔，远逐匈奴，封狼居胥。大漠孤烟，伴随着大汉战马的嘶鸣，萧条边塞，充斥着华夏将士的战吼。
这样一个豪迈的朝代，史学家自然用尽笔墨去描绘它的光辉，其中流传最广、最为权威的非《汉书》与《后汉书》莫属了，其中《后汉书》则主要记载了东汉的辉煌历史。
《后汉书》从刘秀随其兄长刘寅起兵反新开始，直到曹丕篡汉时结束，其中不乏"有志者事竟成""疾风知劲草"这样的经典语句，以及"肉粥麦饭"这样脍炙人口的。这部书由我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后汉书》 在描写各个人物时不遗余力， 成功的为读者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 的人物， 使我们在读他们传记的时候， 常常能对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许多我们 今天耳熟能详的成语、 俗语， 例如 "乐此不疲" "疾风知劲草" "马革裹尸" "举 案齐眉"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也都是出自这里。加上这本书在前后内容上 剪裁得体， 叙述决不雷同， 阅来毫无冗赘之感， 的确可以算是正史中难得的佳作。
该书还有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它对人物的评价较为客观， 很多论述不失公 允， 也较为真实的记载了后汉不少人物的生平事迹。 在运用 "春秋笔法" 的时候， 范晔也没有完全凭借自己的喜好来过度的褒扬或者贬低某类人， 这一点尤为难得。 虽然，范晔自己本也是出自书香世家，在《后汉书》中有意识无意识的拔高了名 士，并以"矫枉故直必过"为后汉名士的某些极端行为开脱，而对宦官则多有贬 斥，称他们为"刑余之丑",但他也批评袁绍遍诛阉宦是"以暴易乱",表彰阉 宦中"亦有忠厚平端，怀术纠邪",言论算是很中肯了。
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一个人若熟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便相当于一个几千岁的老人，遇事自然能做到泰然自若，成竹在胸，仿佛看透一切。所以，多读史书是一个人成熟的捷径。当我们遇到困惑时，不妨翻开一本史书，学习古人的智慧，当我们少得闲暇时，不若执一柄羽扇，拈一颗青梅，叫上一位挚友，读一本史书，哪怕在陋室中，一箪食，一瓢饮，让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汉书》读后感6
光武帝刘秀的这个“中兴”，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中兴”都不同。别的“中兴”都是在原有的王朝框架内中兴，惟独“光武中兴”是原有的王朝已经不在了，再来“中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南宋陈亮在《龙川文集.酌古论一》中就说：“自古中兴之盛，无出于光武矣。”实际上，刘秀不仅仅是“中兴之主”，还是一位“定鼎帝王”，后汉的江山能够建立，实是他一刀一枪拼出来的，他的庙号称为“世祖”(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应劭曰：始取天下为祖，高帝称祖是也;始治天下为宗，文帝称太宗是也。颜师古曰：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确是名副其实。
那么为什么汉亡了居然还能中兴?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还需要了解前汉亡的原因和背景。
前汉之亡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外戚势力过大，一个是刘室宗亲过于分散，而皇帝一系(就是前面说的“大宗”)又衰微，到平帝死后，连找一个近支宗亲都困难。于是，这两者共同作用，使王莽能够凭借外戚的势力，倚靠手中的权力，在平帝死后一步步向帝王宝座靠近。
不过前汉末期的背景则更让刘室宗亲有复起的机会。据《汉书.平帝纪》，前汉末刘室宗亲已超“十有余万人”，遍布全国各地，从理论上说，他们都可以有“奉大宗”的权利。这些人虽然有的已经没落，但不少人在地方上还具备一定的资财、地位和声望。此外，前汉立国200多年，其中的高祖、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都还可以算是不错的皇帝，到宣帝时，汉王朝又是四海名声大震，士民之心已固，而元帝的好儒，又使民间崇尚正统。宣帝死到王莽篡汉，才距离50几年，老人们对匈奴单于来朝、西域诸国送质、诸羌纷纷臣服等津津乐道的事情肯定还是记忆犹新，所以“民心向汉”是不争的事实。三辅的老吏们见刘秀的部属经过时垂涕道：“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就有力的证实了这一点。它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王莽末天下大乱，无论是农民起义军也好还是地方实力派也好，多数都立刘室宗亲或者奉汉年号。
再则，前汉虽然外戚盛，但主要势力多集中在京畿一带，他们的根基和影响力也基本上都局限在社会上层，而对下层的平民老百姓没有多少文化上的影响力。王莽的篡位和一系列的改革，不仅仅触犯了散布在全国各地刘室子孙的利益，也触动了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再加上天灾人祸，流民失所，他根本无法在社会下层建立起自己的民意基础。他让刘歆搞什么“相生五德”，终究无力挽回民心;而他对周边少数民族的一系列举措，又使边疆也一刻难以安宁;他用以造势的图谶，更是为光武等人效仿去作为起兵、称帝的借口。所以，王莽在位的这十几年，他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乏善可陈，一到天下争相起来造他的反，他的灭亡就已经只是迟早的事了。这时，刘室宗亲凭借着汉朝200多年的民意基础，终于可以找到复起的机会。
汉能够复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过200余年的苦心经营，在前汉末期，王朝周边已经没有与汉棋逢对手的敌人。汉武帝对匈奴、西域、西南夷的连年用兵，不仅仅使汉王朝的影响力大增，还极大的打击了周围的反抗势力，后来
的诸帝又能灵活采用分化、瓦解、怀柔、和亲等政策，使前汉末期王朝四周没有能和汉一较短长的力量。所以，当王莽进行朝代更替及王莽末天下大乱时，没有一种势力能够象后来的蒙古人或者满族人一样趁虚而入。光武即位以后，西域诸国争着送子到洛阳为质，这也说明，在有过前汉对外大规模的战事以后，周边对汉朝的实力颇为忌惮。
于是，外面的敌人不敢进来，中国内乱就只是关起门来在里面打。王莽灭亡以后，各参战的不管是真是假，领头的都称高皇帝的子孙，打完了，天下一统了，把门一开，天子还是姓刘，家还是这个家，最后的胜利者就是“中兴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