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与刑罚的读书笔记1
在浩如烟海的法学著作中，有本著作绝对堪称旷世经典之作，它就是意大利著名的学者特萨雷?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近日，我阅读了该书的中文译本，翻译者是黄风，由中国法制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要想比较好地理解一本书的内容，必须先从了解作者的时代背景和作者其人入手，这样可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作者所要表达和传递的思想。贝卡里亚(Beccaria)于1738年出生于意大利米兰，20岁便从帕维亚大学法律系毕业。当时正处在欧洲启蒙思想运动时期，贝卡里亚热爱读书，思想如椽，论理雄辩，他不仅兴趣广泛，知识体系宽广，而且极富想象力和逻辑力。贝卡里亚在24岁那年发表了一篇关于经济学的论文。25岁那年写下了《论犯罪与刑罚》一书。该书的出版，在当时的欧洲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贝卡里亚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欢迎和尊重，当时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积极的肯定。该书的问世，好比黑暗中刺破夜空的闪电，又好比撕开乌云的阳光，给了当时的欧洲社会以极大的启发。我认为，只有具有极强的民主和自由精神，只有具有极强的知识体系和逻辑推理能力，只有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真理的无限向往，才能写出这样的惊世骇俗的文字。如果没有超乎想象的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极大的勇气，25岁的年青人也不敢写出这么一本书。我想这也是他为什么在当时和后世受人称赞和佩服的原因吧。
在《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贝卡里亚提出了很多的观点。其真知灼见，痛陈社会沉疴，而且提出了解决办法。伏尔泰语重心长地写到：“《论犯罪与刑罚》这本小书具有宝贵的精神价值，好似服用少许就足以缓解病痛的良药一样。当我阅读她时真感到解渴。由此我相信：这样一本著作必定能消除在众多国家的法学理论中残存的野蛮内容”。就篇幅而言，该书绝对只能算是一本“小书”，全书就六七万字而已，还不如现今很多法学博士的学位论文的字数多。但是，这本书的确是很伟大，该书提出了很多为后世所采纳的刑法学观点，如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刑罚人道化等。
该书不仅仅是本刑法学的书，它所涉及的法学学科很多，包括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立法学，社会学等丰富内容。足见作者的知识体系的庞大，逻辑思维的严密。虽然，任何的事物都是有时代局限性的，但是，时隔200多年，作为后世学习法律之人的我们即便是站在21世纪审视这本书，读后感依然觉得它的思想中散发着民主和自由的精神，这正是我们这个社会和时代往前发展的趋势。我们要发展经济，没有好的物质基础，我们一样很难实现自由，因为那样的话，很多事情都会因为囿于物质条件而做不了。同时，我们也要自由，要民主，没有民主和自由的社会，不是真正的现代社会，没有民主的现代化，所有的现代化都是自欺欺人的。
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是基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上帝创世说而展开的。该书认为许许多多的人为了自己大部分的自由而分割出小部分的自由给君主而形成的自由的集合就是君主的公权力的来源。同时他认为除了全知全能的造物主――上帝外，没有人可以自命公正地处罚任何人。而我们国家的法学理论是建筑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上马克思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法律是统治者镇压和统治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在贝卡里亚的眼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法律是维持社会民主和社会正义的契约。在法律面前，人人生来平等。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没有阶级的话，是不会有国家和法律的，正是因为有了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所以才需要法律和维护的统治秩序。
可见，我们*的法学和资本主义的法学在理论前提上是存在很大的区别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借鉴他们思想中的积极成分和科学成分。所谓“取其精华”。在贝卡里亚的这本书中，虽然没有大篇幅地振臂大呼民主和自由，但是，作为读者的我却在书中看到的都是闪耀着理性光芒的思想，那就是平等，自由，民主，反对君权，反对神权，反对暴政。虽然没有大量笔墨地写民主，但是却无一处不在谴责着当时的野蛮的刑事司法制度。这集中地反映在贝卡里亚对于刑法原则的论述，对有罪推定的论述，对死刑的存废的论述等篇章中。
合上《论犯罪与刑罚》这边小书，脑中一直想着书后最后一句话，那句话实在是本书的精华所在，堪称真理。“为了不使刑罚成为某人或者某些人对其他公民施加的暴行，从本质上说，刑罚应该是公开的、及时的、必需的、在既定条件下尽量轻微的、和犯罪的并由法律规定的”。这句话很睿智地道明了现代刑罚的几大原则：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审判公开、刑罚及时性、刑罚及时性、刑罚人道化。纵观本书，尽管并非无懈可击，200年后的我看来它也有其时代局限性。但是，这本书所闪耀的精神是最耀眼的，这也使得它成为历史上最耀眼的刑法学著作。所以一代代又一代的读者会继续阅读它。我看到最多的是贝卡里亚那个向往民主和自由的心、那颗热爱生命，尊重生命的心、那颗散发着理性与博爱的心。因为有了很多象贝卡里亚这样的学者、智者，人类的知识宝库才会如此丰富。感谢贝卡里亚，因为有了他的智慧和勇气，我们后世才能看到这么经典的刑法学著作。
犯罪与刑罚的读书笔记2
确是刑法学发展的奠基之作。
后世的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人道化原则的滥觞若是要追溯，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法》无出其右。更难能可贵的是，从人道主义的观点，探讨了死刑存在的合理性，并呼吁废除死刑。就他的观点是否正确，姑且按下不表，他严谨的论证与深刻的人性关怀就值得当下那些只会呼喊着废除死刑而从不思考后果与缘由的专家去反省。
这本著作不长，用了42小节，探讨了当时社会出现的或关心的话题，在当下依旧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但因为受制于时代的限制，贝卡里亚在评估刑法的时候，加入了很多在现代人看来属于民法的内容，并且还包含一些在不违反社会公序良俗内容的个人意志选择的问题，如“通奸”、“同性恋”等。就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我们显然不能对这部分内容过于苛责。
谈谈自己对“法”的一些认识。贝卡里亚在全书开始开宗明义地谈到法的三个来源，即神明启迪、自然法则、社会的人拟协约，换言之，就是宗教、自然、政治，三个向度。所以法律从一开始，就具有复合性的特点。法的来源永远不是单一的，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它所调整与适用的社会关系过于巨大。而法律所追求的，就是一种近乎符合边沁社会功利主义的公平正义。维护公平是法的结果，对公平的追求，我视之为人的自然本能诉求。自私的基因决定我们不希望吃亏，但在道德律的约束下，又尽可能少地侵害他人的利益。既然法律是为了追求公平，达成公正，是不是可以完全无视程序呢?这必然是否定的!我认为真正的公正不体现在最后的结论上，而体现在法的程序上。程序正当公平，结论必然合理;程序不当，其结果也有悖法的理念。而现实的情况却不是这般简单，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无论是法官还是公众，在做出最后裁决前，总是倾向于对残忍的犯罪的简明性审理的认同。而刑法的本质，其实就是国家和一个公民的战争。公民在被确定为罪犯之前，不具有与国家机器对抗的能力;被定罪后，也丧失了与国家机器说话的资格，如此看来，执法人员在实践法，发现真相的过程中，确保权利人应有的人道帮助就显得十分必要且必须了。
如何保证法的目标的实现，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只有人类社会存在，就永远不可能离开法律。借用贝卡里亚的话，人类社会总是躁动不安的，罪终究是在所难免的。他也指出，罪的预防是比罪的惩戒更高明的手段。问题再与如何实现罪的预防。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就是确保法律的铁面无私与执行。立法者在立法的过程中应本着仁慈、人道主义的信念对罪刑给予在相适应的情况下的罪宽泛的容忍。而司法者理应扮演的角色，不是对法律进行解释，而是保证事实之间逻辑脉络的明确，符合三段论的推定原则。只有一个社会的法律被最终，法律的警示作用才有可能得到彰显。所以中国要建设所谓的法治国家，当务之急是确定法的稳态与法的第一性。
关于死刑，我是不赞成废除死刑的。我永远相信存在即合理，死刑在人类亘久的历史中依旧延续，它的作用就没有完全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被废黜。相反，随着各种社会矛盾与日俱增的出现，死刑的地位更应该得到明确。我们承认死刑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慎用死刑!贝卡里亚认为死刑的错误是不可挽回的，所以一个国家对它的“敌人”实行死刑这般的惩罚的时候，更应该三思而后行。要知道内蒙冤杀这样的错案绝不是终结，窦娥冤的社会悲剧在一个法治不健全的社会更容易发生。
犯罪与刑罚的读书笔记3
看到这本书的豆瓣书评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好评，可能是因为这本书作为刑法学的第一本书，大家都不忍苛责，但我不由想唱唱反调。
接下来我以个人对学术著作的标准“苛求”一下这本书。
总体来说，书里面一些观点都只是作家根据个人观察或当时人的说法提出来的，没有可靠依据，而且语言模糊、煽情。如作者在谈论盗窃时，提到“一般来说，产生于贫困和绝望的犯罪，是不幸者的犯罪，所有权为他们保留的只是一贫如洗的地位”。再比如谈到罪刑应相适应时提到“亚洲式的见解和披着权势外衣的欲望，往往采取无形的冲击，或者在个别时候通过对人们懦弱的轻信心来施加的影响，抹杀一些通俗的概念”，说实话我联系上下文看了半天没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我认为好的学术著作应当尽量避免煽情，学术著作主体部分应当是理性的，煽情可能会影响读者的客观性。当然我并不排斥在著作序言或者书的最后进行此类动作，因为任何著作说到底都是作者向读者传达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的媒介。
书中有很多比喻，比喻固然能增加书的生动性，但也带来更大的模糊性，有些比喻还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情绪。
谈完了这本书总的缺陷，再来谈谈我认为书中一些值得商榷甚至批判的细节。
作者认为艺术的基本原则是“忠实地刻画自然”，并认为“政治，至少是真正的和持久的政治，也服从这一基本原则”。现在来看，艺术的基本原则只是阶段性产物，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原则。自从照相机出来了，原来的绘画再去“忠实地刻画自然”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再来看政治，政治的基本原则竟是“忠实地刻画自然”?只有把“刻画”和“自然”分别勉强地理解为“遵循”和“规律”才可以理解。
作者基于分权的思想认为“刑事法官根本没有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利”，他认为法官只是从社会或君主那里接受法律，如果给他们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利，使法官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立法权。而法官的推理可能取决于他的逻辑推理能力、对法律的领会程度、感情的冲动等等。正是由于法官作为人的局限性使得法官的推理变得很不可靠。事实上作者对法官的忧虑是正确的，但他忽略了现实可操作性。从现有的司法实践来看，很多时候刑事法官必须解释法律就才能做出判决。因为法律由文字表达，很多词的外延模糊或具有多义性，文字的不够精确决定了法律必须解释。此外，刑法的不可避免的缺陷、刑法的相对稳定性都决定了法律有解释的必要性。
作者认为“如果说寻找证据需要精明干练，作出结论必须明白准确的话，那么，在根据结论作出裁判时，只要求朴实的良知;而一个总是期望发现罪犯同时又落入学识所形成的人为窠臼的法官，他的知识却比较容易导致谬误。生活在法律不是一门学识的国家该多么幸福啊!”这段话存在较多问题。首先，根据结论作出裁判时不能只靠所谓的“朴实的良知”。事实上“朴实的良知”赞成同态复仇，“欠债还钱，杀人偿命”都是它所赞同的，而这与法律是冲突的。况且人很容易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很难作出公正的判决。这就需要受过相关训练的专业人士来进行裁判，一方面用法律思维进行裁判，另一方面可以尽量避免无关因素的干扰，而作者提到的法官可能有的缺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其次，法律如果不作为一门学识的话很难进步，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可能法律滞后于生活太久，比如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如经济法、劳动法等法律，如果没有专门的法律人士来参与或指导立法的话就会带来各种问题。最后，作者的说法自相矛盾，法律如果不作为一门学识的话，作者写此书就是亲手把国家推入痛苦的深渊了。
作者认为“每个人都应由同他地位同等的人来裁判”，这句话是建立在裁判应由随机产生的陪审官作出的前提上。首先从实际操作上来说，如何判定两者地位的同等;其次，地位同等的人就没有偏见了吗，会不会因为肤色、性别等其他原因而有所偏见?事实上，作者的想法是很好的，想排除因为偏见而对裁判有影响的人，但过于朴素，实际操作也相当麻烦，没有实际意义。
作者认为“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这是简单的成本收益核算思想，这是建立在罪犯是一个理性人的前提下。但有些时候罪犯是激情犯罪，完全没有考虑成本收益，另外一方面，不同人对同一件事的利弊有不同的看法，可能在甲看来，杀了丙的好处大于死刑的恶果，而在乙看来就未必如此了，所以这句话值得商榷。
总的来说，这本书缺点很多，但瑕不掩瑜，是一本刑法方面的经典书籍。这本书提出了罪刑法定思想、“犯罪与刑罚相对称”、犯罪的预防等相当有价值的思想，其中罪刑法定和犯罪与刑罚相对称甚至成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当然可能论述和观点有些粗糙和原始，但透过这本书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这两百多年来刑法学的进步。作为法学生，我们很多人一上来就接触较新的刑法思想，所以这些思想在我们看来可能稀松平常，而正是这本书存在的诸多缺点让我明白到这些思想却是多少法学家苦思、争论的出来的结果。
犯罪与刑罚的读书笔记4
年轻的贝卡利亚在他26岁的时候写下了名噪一时又流传百年的《论犯罪与刑罚》。翻开这本小册子，四十七章主题鲜明，每章着墨几百字至几千字不等，文笔思辨，语言风格形象就像意大利人普有的歌剧性格。字里行间流露着一个生活在意大利封建社会晚期的青年人的对理性的热忱和改造社会的报复。
《论犯罪与刑罚》被后人称之为刑法开山之作，贝卡利亚的基本观点也被后来法学研究者归纳为“罪行法定”、“罪刑相适”、“宽和刑罚”“预防犯罪”等多个原则，其本人也被尊称为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在当今法律已经成熟为一门实践学科的时代下，当时他提出的很多观点也早已瓜熟蒂落，成为了刑法学子都耳熟能详的道理。读这本手册，却清晰地看到这些不需辩驳的共识却在来到人类理性世界的初期，如此稚嫩，在一阵血雨腥风中由一批启蒙学家用最带着最真诚的样子保驾护航，才最终出现在人们面前。
一、封建刑法体系和启蒙运动下的自然法理论
私以为，理解《论犯罪与刑法》以及其他一切启蒙时代的著作，首先必须从当时社会环境和主要思潮出发，才能掌握其论述的内在逻辑。
凡是大变革时期，法律著书则多以应然性讨论为主，《论犯罪与刑法》也正体现了这样的历史规律，贝卡利亚的理论并非依存于“实在法”，讨论的更多是“刑法应该是什么样子”。在西欧封建社会的宗教的统治下，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完全成了统治阶级禁锢人们思想、限制人的言论和行动自由、强制推行禁欲主义的工具。当时，各种社会调节手段还未取得独立的地位，它同各种习惯、宗教信仰及道德规范混杂在一起，刑法和各种性质的纪律处分和治安行政措施之间，还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参见：《[意]切萨雷贝卡利亚;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导读：贝卡利亚及其刑法思想 黄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至122页 这里可以进行讨论的一点是，这里的判断是否仅仅是基于“社会契约”的论断。如果按照国家暴力理论，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那么 所有由国家行政部门或者是取代国家职能的“教会”所采取的社会调节手段均为统治阶级的意志。)正是封建社会下罪行擅断、酷刑威吓已经极大越过了人类理性和良知的界限，一本关于刑法的应然立论被社会所急需。
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等自然法理论作为贝卡利亚的理论前提，构成了《论犯罪与刑法》的立论基础。启蒙思潮下，“自然状态”，”天赋人权“，“社会契约”，是届时知识分子常常放在嘴边的流行词汇，一整套的自然法理论是启蒙思想家们著书立说的共同基石。尽管他们的学说和政治主张尽管各具特色甚至有较大差别，但是在反对封建专制，强调法治和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力图将法从中世纪神学法律观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等方面，有广泛的共同性。
贝卡利亚开开篇这样描述自然状态下的人类社会：离群索居的人们被连续的战争状态弄得筋疲力尽，也无力享受那种由于朝不保夕而变得空有其名的自由，法律就是把这些人联合成社会的条件。(chapter1 刑罚的起源 p1)人类的繁衍尽管本身规模并不大，却远远超过了贫瘠荒凉的自然界为满足人们日益错综复杂的需要而提供的手段，这就使一部分野蛮人联合起来。为了抵抗这最初的联盟，必然又形成了新的联盟。就这样，战争状态从个人之间转移到国家之间。
由此可见，正是这种需要迫使人们割让自己的一部分自由，而且，无疑每个人都希望交给公共保存的那份自由尽量少些，只有足以让别人保护自己就行了。这一份份最少量自由的结晶形成惩罚权。一切额外的东西都是擅断，而不是公正，是杜撰而不是权利。(chapter2 惩罚权 p9)，于是人们应该按照社会契约的原则形成有规范的社会：“人们牺牲一部分自由是为了平安无忧地享受剩下地那份自由。为了切身利益而牺牲地这一份份自由综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国家地军权。君主就是这一份份自由地合法保存者和管理者。“(chapter1 刑罚的起源 p1)法律源自于臣民根据其共同意志向君主公开或漠视的忠诚宣誓，作为约束是控制个人利益内在躁动的必要手段。法律真正的和实际的权威正在于此。(chapter4 对法律的解释p12)
贝卡利亚正是从这些自然法理论出法，推理出了对犯罪与刑罚的具体论点：法律的权威与正义即来源于代表社会公共意志的社会契约，犯罪只不过是对契约的'违反。仅作为社会部分成员的司法官员不具备解释法律的权利。正是因为民众让渡的时自身最小限度的自由，所以主张宽和的刑罚政策，反对刑讯、酷刑和死刑。
另外有意思的是，贝卡利亚在论述“刑罚”的有效性时大量运用了心理学的分析方，借用当时流行的“联想主义心理学”论证了刑罚的必然性比残酷性更有效，他论证“即便时最小的恶果，一旦成了确定的，就总令人心悸。”(chapter27 刑罚的宽和 p62)，刑讯是一种合法暴力，审查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真相。在痉挛和痛苦中讲真话并不那么自由……痛苦的影响可以增加到这种地步：它占据了人的整个感觉，给受折磨者留下的唯一自由只是选择眼前摆脱惩罚的最短途径，这时候，犯人的这种回答是必然的，就像在火与水的考验所出现的情况一样。(chapter16 刑讯 p39)习惯是一种主宰着一切感知物的王权，一个人说话、走路、寻求生活需要，都离不开习惯的帮助;同样，道德观念只有通过持续和反复影响才会印入人的脑海。处死罪犯的场面尽管可怕，但只是暂时的，如果把罪犯变成劳逸犯，让他用自己的劳苦来补偿他所侵犯的社会，那么，这种丧失自由的借鉴则是长久的和痛苦的，这乃是制止犯罪最强有力的手段。(chaper28关于死刑 p66)
二、具体观点的辨析
除去贝卡利亚的主要观点“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宽和刑法”、“反对刑讯、酷刑、死刑”、“预防犯罪”等观点之外，贝卡利亚还就“证人的可信度”、“证据的公正性”、“律师和国库的关系”等很多刑事诉讼方面进行了论述。这里就几个重要观点进行辨析。
“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只有代表根据社会契约而联合起来的整个的立法者才拥有这一权威。”被后人总结为“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官员并不能造法擅断。在“罪刑法定”原则时代发展过程中，私以为其内涵稍有变化。目前法学教材中所述的“罪刑法定”与贝卡利亚口中的“罪刑法定”精神稍有差异。(当然这也许是因为教材撰写不能深入解释的需要)。
差异之一，并不以社会契约作为立法权威来源。贝卡利亚认为罪刑法定的隐含前提为，法是社会契约的体现，这是法律权威的来源。但是，目前所说的罪刑法定多把法律解释为“明文法律”。差异之二，反面来讲，罪刑法定反对的是法外法。贝卡利亚认为司法官员无权解释是因为其本质不公正，违背了来源于社会契约的公正。但是由于司法实践的需要，由于法律语义的诸多问题，现代观点普遍认为在法律基本语义内的解释是需要的。所以在司法解释的问题上，由于时代需求的差异，其主张亦有不同。
2)废除死刑的理由
贝卡利亚终生投身于废除死刑的事业中。关于死刑的观点显示了他超越时代的卓识。贝卡利亚从死刑不是必要且不必须两个方面论证了“反对死刑”的观点。首先，死刑不是必要的。贝卡利亚认为死刑的必要性仅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成立：“某人在被剥夺自由之后仍然有某种联系和某种力量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安全，或者他的存在可能会在既定的政府体制种引起危险的动乱。在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时候，混乱取代了法律，因而处死某种公民就变得必要了。”，或者处死他是预防他人犯罪的根本的唯一的防范手段。其次，不是有益的，刑罚的延续性比残酷性久触动我们感觉，所以主张用终生劳役代替死刑。
(3)罪刑危害性来源
罪刑的危害性与刑罚的目的密不可分，贝卡利亚认为罪刑的危害性在于对国家造成的损害，所以刑罚的主要目的即使防止其损害的发生即可，剩余的东西都是超过必须限度的。正因为他的“结果”主张，所以对于犯罪人心里的“故意”、“过失”以及“意外”并未做过多阐述。而霍布斯则认为罪行危害性究竟是“根源的邪恶性”(霍布斯《利维坦》)，罪犯的主观心里状态在罪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观见，现代刑法采取的后者的认知。
犯罪与刑罚的读书笔记5
在老师的推荐下阅读了《论犯罪与刑罚》，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却吐露着经典。本书有47个章节，每个章节用短小的篇幅，精炼的语言，从刑法的起源，效力的来源，犯罪的分类，刑法的目的，行刑方式，预防犯罪等，阐述着犯罪和刑法的方方面面。阐述的过程中，涉及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的比喻，使文章更为生动形象，也增添了阅读的乐趣。在体现作者是一个博学之才的同时，启迪着人们思考。
首先，关于死刑。死刑是不被推崇的。
在第28章《论死刑》里面，作者明确的说道“死刑并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场国家同共鸣的战争，因为，它认为消灭这个公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作者认为，把处死一个公民看作是必要的只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某人在被剥夺自由之后仍然有某种联系和某种力量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安全;或者他的存在可能会在既定的政府体制中引起危险的动乱。再者，当一个国家正在恢复自由的时候，当一个国家的自由已经消失或者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时候，这时混乱取代了法律，因而处死某些公民就变得必要了。第二个理由是，处死一个公民是预防他人犯罪的根本的和唯一的防范手段，此时实行据以被视为正义和必要刑法的理由。
卢梭和霍布斯提出社会契约论，他们认为社会契约的前提是公民交出自己所有的权利建立政府。而在作者看来，人们牺牲一部分自由是为了平安无扰地享受剩下的那份自由。为了切身利益而牺牲的这一份份自由总和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国家的君权。君主就是这一份份自由的合法保存者和管理者。
我顺着这样理解，国家就好像是一家保险公司，公民把属于自己的一部分利益让渡给国家以保障自己所拥有的其他部分的利益，自己让渡出去的利益是有限的，国家应该保障自己所拥有的剩余部分的利益，此时的剩余部分既包含让渡时的也包含让渡后新产生的利益，即只要是未让渡给国家的利益，都是国家应该保障的利益。也就是一种以牺牲自己有限的利益保障自己享受无限的利益的方式。在这样的理解下，国家对公民的刑罚，也应该在公民让渡出来的那部分利益范围内，就好像一个保险公司正常情况下是不能让投保人缴纳超出合同范围的资金作为惩罚。然而，如果这样分析，把公民和国家的关系比喻为保险公司和投保人的关系的话，要签订这样一份合同的前提是投保人是活着的，也即公民的生命权未被剥夺，也不能作为让渡的部分，既然公民的生命权没有被让渡，国家又有什么理由来剥夺公民的生命，以死刑作为惩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