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开端》读后感(一)
游客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参观，回顾红色历史。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黄浦江穿城而过。往西看，外滩万国建筑风貌依旧，新天地、新虹桥展露新姿;往东看，陆家嘴摩天大楼鳞次栉比，自贸试验区、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如火如荼……
_年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肩负着开天辟地历史使命的共产党人，探索着通往新中国美好未来的艰辛之路;历经_年的风风雨雨，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把先辈的美好畅想一步一步朝着国富民强的现实推进。
望志路76号、环龙路渔阳里、博文女校……翻阅历史，行走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一个问题挥之不去：中国共产党为何诞生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这是偶然，还是种种因素指向了必然?
新理论和新社会力量在此交汇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以往陈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基础，人们习惯于将眼光投向苏俄。
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看来，这场变革来得更早。民国初年，中国掀起了近代政党政治的第一波浪潮。尤其是辛亥革命，催生了一批新事物，为即将到来的中国社会变革准备了物质、思想和人才基础，最重要的是，孕育了一批年轻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在积贫积弱的中国，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探求种种出路。
李大钊是其中之一。从信奉改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加入新文化运动阵营，李大钊的思想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逐渐演变。章百家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此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陡然加速，其影响迅速扩大，北京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在上海，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更早。出版印刷业的发达，使上海成为思想舆论传播的重镇。“一部望平街的历史，便是现代中国报业史”，维新派、改良派、革命派……各类思想学说争相登场、展开论战。据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的描述，1898年，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就述及马恩学说，1899年，《万国公报》发表《大同学》，述及欧洲*流派与马克思学说。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记录。随着陈独秀的南下，上海迅速崛起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心。住在上海的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等留日归国学生，都热心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1920年4月，由陈望道翻译，陈独秀、李汉俊校译的《共产党宣言》，以“*研究社”名义出版。
新型知识分子聚集和社会阶级结构变化，在章百家看来，是现代意义政党出现的两个要素。“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社会团体的勃兴，市民阶层的发展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是能够发生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_的一个重要条件。”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曾反省，“北方文化运动，其最可痛心，为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觉”，“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上海的反应不同，五四运动发生几天后，工人、市民纷纷响应，掀起罢工。
上世纪_年代，此时距上海开埠已过去将近_年，上海城市体量庞大，工业产值通常占全国60%以上，金融占到80%左右，这不仅意味着上海这座城市资本聚集，更意味着它有大量的产业工人和市民阶层。据1919年统计，上海工人总数达513768人，其中产业工人181485人，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严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锻炼了上海工人阶级很强的反抗性，而近代企业的集中生产，又培养了上海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邓小平说过:“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齐卫平等人在 《中国共产党创建与上海》一书中写道，“上海近代工业发展中地位决定了它是新社会力量的集中之地，上海工人阶级居多以及工人运动的开展，形成了思想动员和组织建构的需要”。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中，就有一些知识分子将视线转向工人阶级的力量发动上。
当时代表第三国际来上海的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受俄共(布)派遣来华的刘江也说，上海是中国*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都带有*色彩。
陈独秀到上海后，有意识从发动知识分子转到针对工人开展宣传，李汉俊等人深入到工人中去宣传，他们先后发动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上海印刷工会等，努力与工人打成一片。以新型知识分子为桥梁，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了起来。
《伟大的开端》读后感(二)
“一大”代表在博文女校打地铺
1921年，法租界贝勒路、望志路(今黄陂南路、兴业路)交叉口的树德里，是一条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弄堂。树德里内有前后两排砖木结构的楼房，沿马路一排五幢石库门房屋，为望志路100号至108号(今兴业路70号至78号)，都是一上一下的单开间房屋，各有一个大门和天井。其中的106号和108号就是李汉俊二哥李书城的寓所。房子1920年夏秋之季才建成，建成不久就被李姓兄弟租下住了进来。外墙青红砖交错，中间镶嵌着白色粉线;乌黑木门搭配一对铜环，庄严而典雅。两幢石库门内部打通，前门通常不开，日常出入的是108号后门，客厅设在106号。冒着极大风险，李汉俊将寓所的18平方米客厅布置成中共一大的秘密会所。
树德里不远处的白尔路389号(后改名蒲柏路，今太仓路127号)，有一座两层砖木结构、内外两进的石库门建筑。这是当时私立博文女校的校址，也是中共一大9名代表的临时住宿地。6月末到7月中旬的那个夏季，这群年轻人经历了路上的舟车劳顿，陆续秘密地赶到这里。他们风尘仆仆，身着粗衣布衫，睡在了空教室的地铺上，操着不同的南腔北调谈论着来时路上的见闻。
最年长的前清秀才何叔衡已经45岁了，他和28岁的毛泽东一道，于6月29日那个黑云蔽天的夜晚悄悄从长沙赶赴上海。为了保密，他俩甚至没有告诉特来送别的好友谢觉哉此行的目的。当日，谢觉哉在日记里记下：“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怕泄露信息，故以圆圈代替。——笔者注)1_2年，谢觉哉追忆了毛泽东和何叔衡离开长沙时的情景。他写道：“一个夜晚……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与会代表中，水族人邓恩铭刚年满20岁，还是山东省立一中的一名学生，他与王尽美一起作为山东代表比较早地来到这里。1921年春，王尽美即发起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山东党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于1925年因积劳成疾而辞世，成为中共一大代表中最早为革命献身的志士。
“五四运动”中以组织学生运动出名的张国焘24岁，为了筹备这次会议，提前由北京南下上海。他来到博文女校，环顾同仁们，有一位湖南年轻人走进了他的视线，在《我的回忆》中，他描述对这位湖南人的初次印象，“毛泽东身着长布衫，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他健谈好辩，与人闲谈常设计陷阱，让对方不留神而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他不会想到，十几年后他们的政治人生会发生怎样的激烈摩擦。
董必武与陈潭秋作为武汉代表秘密赶赴这里。在同仁眼里，董必武为人淳朴，蓄着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革命家的倔强风格。28年后，董必武和毛泽东一起，成为这群年轻人中参加开国大典的两位中共领导人。周佛海是唯一从日本鹿儿岛赶回来的“一大”代表，他身上的湖南土气早已消失殆尽，言行风流潇洒，倒像个老上海了。包惠僧是一位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他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大会，多年后学者们还在为他的代表权问题而争论。
与住在博文女校的这9名代表相比，有一个人的装束却极为时髦入流，他西装革履，打着领带，花钱也十分阔绰。这位名叫陈公博的广州代表，偕妻子住在繁华的南京路大东旅社，仿佛此行不是来开会的，倒更像是两人的蜜月旅游。
《伟大的开端》读后感(三)
“南陈北李”事务缠身无缘赴会
这是一次表面看来毫不起眼的会议。与这次会议失之交臂的李大钊和陈独秀或许没有预测到，这次会议被后来的历史赋予了多么重要的意义。当时这两位享有极高声誉的知识分子领袖，后来被并称为“南陈北李”。两人在1920年2月前往天津的途中就畅谈过建党的方针策略，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对于这次大会，陈独秀因刚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不久，事务繁忙，无暇赴会，于是委派陈公博代表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包惠僧为私人代表去了上海。儒雅温和的李大钊时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校务格外繁忙，而且，还要全力领导已持续几个月反对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的“索薪斗争”，实在分身乏术。当然，陈独秀、李大钊虽然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两人在中共创建史上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1921年7月23日晚，树德里的李公馆一楼客厅内，一个大方形餐桌，十几把圆形椅凳。15名年轻人齐聚于会议桌旁。其中的13名代表是接到上海的书信秘密赶赴这里开会的，他们是7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两位高鼻梁的共产国际代表端坐桌旁，他们当年也许预料不到，他们参与的这次会议在中国历史上竟留下了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这群年轻人以后峥嵘的人生岁月来说，这次会议或许只是历次有惊无险经历中的一次，以致多年后，他们中竟无人能确切回忆出这次大会的具体日期。
《伟大的开端》读后感(四)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经社会各界营救，陈独秀于9月16日出狱，其行动被监视。为躲避军阀迫害，他辞去北大文科学长职务，悄然离京鼓动演说，所到之处，听众无数，从武汉演讲回北京时，获悉警察准备逮捕他，便躲到李大钊家避难。为安全起见，李大钊亲自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
1920年2月一个寒冷的清晨，一辆骡车在通往天津的公路上缓缓而行。陈独秀头戴毡帽，坐在车内;李大钊则打扮成收账的生意人模样，跨在车辕上。在几天的旅途中，他俩精心谋划着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建立一个像俄国一样的布尔什维克政党。最后商定，陈独秀在南方，李大钊在北方，分别负责党的筹建工作，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陈独秀与李大钊挥手告别后，转乘轮船来到上海。当陈独秀踏上黄浦江岸时，早有北大学生许德珩前来迎接，将陈独秀接到了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陈独秀定居下来后，把《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了上海。
编刊之际，陈独秀联络了一批先进分子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他激情撰文在《新青年》发表外，还与戴季陶、李汉俊主编的《星期评论》，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一起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对无政府主义、空想*等各种思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态度鲜明地亮出马克思主义旗帜。
陈独秀对前期的学生运动做了深刻反思，他感悟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奋起，难以达到社会革命之目的。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工人阶级，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结合起来。他深入到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工团体调查，了解上海小沙渡和码头工人的罢工情况。4月2日，他在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对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不久，又联合7个工界团体筹备“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
1920年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等5人组建了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他被推为临时书记。这个组织实际上成为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中国*青年团的组织者和领导核心。之后，陈独秀还积极推动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为了统一各地共产主义者对建党思想的认识，并为正式建党做准备，11月，陈独秀领衔制定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个宣言实际上起了临时党纲的作用，为后来共产党正式成立制定党纲奠定了基础。
1920年底，陈独秀接受广东省长陈炯明的邀请，赴广州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但他除了处理日常公务外，把大部分精力用于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翌年2月，经过反复斟酌，起草了一份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因事务脱不开身未出席会议，但众望所归，大会仍然选举陈独秀为*局书记。两个月后，陈独秀辞去职务，回到上海专职从事党的事务。
《伟大的开端》读后感(五)
霞飞路上特殊身份的记者
1920年四五月间，几个俄国人悄然搬进了上海霞飞路716号，带头的就是维经斯基。此时的他年仅27岁，公开身份是俄文《上海生活报》记者，中文名叫吴廷康。由于不会说中文，由来自山东平度的华侨杨明斋担任随行翻译。
维经斯基并不是一个普通记者。他于1893年4月出生在俄国维切克斯克州涅韦尔市，20岁时，因贫困潦倒前往美国边学习边做工。22岁时，他在美国加入社会党，开始介入政治。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欢欣鼓舞地回到俄国，在海参崴加入了俄共(布)。26岁时，在海参崴被白匪逮捕，流放到库页岛做苦役。在严峻的考验面前，维经斯基暗中联合了岛上被流放的政治犯，成功地举行了暴动，回到海参崴。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的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的领导人威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派遣维经斯基和他的两名助手赴华。他们的任务是了解中国国内情况，与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联系，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执委会东亚书记处。
来中国的时候，维经斯基等人对于中国情形十分陌生，于是首先在北京大学拜访了两个俄籍教授柏烈伟和伊凡诺夫，寻求他们的帮助。柏烈伟说起了北京大学、《新青年》、“五四运动”，甚至还谈到了“南陈北李”……这位货真价实的中国通，十分准确地勾画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简貌。伊凡诺夫的中文名叫“伊文”，比柏烈伟来华更早，他所介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情况，大致跟柏烈伟差不多，同样提到了“南陈北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