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开端》读书笔记(一)
共产国际落下关键一子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背景中，苏俄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活动是推动中共早日成立的一个关键因素。”章百家说。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成为国际共运的中心。借助一战后欧洲和世界各地出现的革命形势，为改变苏俄政权所处的极其困难的环境，列宁联合30多个国家的共产主义者于1919年3月发起成立了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此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世界上各主要国家共产党纷纷成立。但不久，欧洲的革命浪潮趋于消退。列宁便越来越把注意力转向远东和中国，寄希望于那里的革命运动。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个27岁的俄国青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上海。此前，他先去见了李大钊，经李大钊介绍，他到上海与陈独秀会晤。维经斯基此来还有个任务，就是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吴海勇认为，当时上海畅达的交通、通讯以及经济文化实力，已经形成很强的国际影响力，在上海布局，也是苏俄和共产国际落下的关键一子。
1920年4月的一天，陈独秀在老渔阳里寓所接待了维经斯基，后者向他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建议。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维经斯基12月从上海启程回国。
半年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上海，与他同行的还有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派出的尼克尔斯基。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两人还参加了中共一大会议。
“过去对尼克尔斯基所知甚少。近年发现的资料显示，他是搞工人运动出身。”吴海勇说，足见共产国际对于上海这座城市产业工人密集这样的特质是有考量，并自觉加以利用的。
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了。正如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写道，“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伟大的开端》读书笔记(二)
建党大业在上海展开
1920建党大业在上海展开年2月4日，陈独秀抵达武汉，应邀到武昌文华大学去演讲，“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贫民*”是他演讲的主题。这次演讲轰动社会各界。陈独秀刚回到北京的家中，警察就尾随而至，陈独秀只能转移到李大钊家中。李大钊则提议，让陈独秀去上海，那里是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的所在地。
2月的北京风大雪浓。夜里，北京朝阳门驶出了一辆带篷的骡车。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从对思想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转向建党的实际行动。据记载，他们在车上商谈了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事宜。
1920年的春天来了。4月的一天，上海老渔阳里2号响起了敲门声，来人拿出李大钊给陈独秀的信。他叫维经斯基，身份是共产国际代表。在与李大钊多次的恳谈后，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已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他表示要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于是，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专程到上海与陈独秀会谈。
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春天，陈独秀与维经斯基的商谈越来越进入实质性内容，他们一致认定，建党大业应该在上海展开。
1920年春，陈独秀和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在老渔阳里2号召开了五人会议，决定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这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并且起草了党纲。
8月，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老渔阳里2号正式成立。
此后，老渔阳里2号鸿雁来往不息，进步志士纷至沓来，犹如大本营似的推动着中国各地共产党发起组的积极建立。
《伟大的开端》读书笔记(三)
《中国共产党宣言》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问题，尚未完全弄清楚。对此，陈独秀表示：“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共产党宣言》，我们只是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现在可以先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党纲和政纲留待正式成立以后再去决定。”
成立三个月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大约2000多字，分为三个部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阶级争斗的最近状态。
宣言重申了《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揭示的阶级社会是阶级斗争历史的原理，指出：“阶级争斗从来就存在人类社会中间，不过已经改变了几次状态，因为这是以生产工具的发达为转移的。”
宣言表示坚信《共产党宣言》所阐明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以及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掘墓人的结论，强调无产阶级努力的发展和团聚“会使资本主义寿终正寝的”。
宣言公开阐明自己崇信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没有经济剥削、没有政治压迫、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革命的关键在于“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
宣言全文用“共产党”7次，用“阶级争斗”14次(另用“阶级冲突”1次)，用“无产阶级专政”8次(另用“劳农专政”1次)，用“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社会”16次，用“资本家”、“资本主义”、“资本制度”28次，提到“俄国”、“俄罗斯”有10次。
《宣言》当时没有对外发表，仅作为接收党员的标准，但它实际上起了临时党纲的作用，为后来一大的党纲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后来在《党史资料汇编》上读到了这篇《中国共产党宣言》，并写了一段重要批语：“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的革命，是空想的。作为*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
这几句言简意赅的批语，既肯定了这份历史文献作为党的革命纲领“是基本正确的”，又指出它在革命阶段、土地纲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以及革命斗争主要形式等方面存在认识错误或不足。
《伟大的开端》读书笔记(四)
就叫“共产党”，旗帜鲜明
同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湖南由毛泽东组织，在武汉由董必武、刘伯垂等组织，在山东通过王尽美、邓恩铭组织。陈独秀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无形中起到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并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做好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对于组织的名称叫什么，大家各抒己见、众说纷纭。当时，欧洲很多国家的工人政党有叫“社会党”的，也有叫“共产党”的，陈独秀为此致函北京的李大钊，询问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李大钊等人经过商量后明确回答：就叫共产党，这也是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意思。
陈独秀接到回信后非常赞同，他说：就叫共产党，旗帜鲜明，中国要走俄国革命道路。
1920年马克思主义火种在老渔阳里2号点燃时，邵力子38岁，沈雁冰24岁，李达、李汉俊和陈望道都是30岁。陈独秀在这些年轻人中年岁最长，也不过41岁。
今天，老渔阳里2号的历史使命早已完成，然而，门口挂的“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铭牌依旧让人充满敬意和豪情。这里的一砖一瓦一石都见证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意气风发、激情满怀的人格魅力，这里的每一道缝隙都吸收过他们划时代的高谈阔论、豪言壮语。
老渔阳里2号，一座承载着革命传奇的石库门，前事辉煌已写成了历史，但往事悠悠，我们的眼前依旧能看到无数风云人物活跃其中，那一把越燃越旺的革命火种代代相传，永不磨灭。
《伟大的开端》读书笔记(五)
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就目前查到的文献资料来看，马克思的名字最早在中文报刊上出现是在1899年，即出现在当年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登载的一篇名为《大同学》的文章中，此文是英国进化论者颉德的著作《社会演化》前几章的译文。由李提摩太翻译，蔡尔康撰文，曾在《万国公报》上连载。此后不久(同年)，即出版了全书的单行本。
20世纪初，梁启超、马君武等在《新民丛报》《译书汇编》等刊物上，曾多次涉及马克思及其学说。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第2号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共产党宣言》的要点，并对《资本论》作了评述。
1912年10月14至16日，孙中山在上海以《*之流派及其批评》为题，连续发表演说，其中称赞马克思“研究资本问题垂30年之久，著作《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之言论矣”。
虽然如此，但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传播开来。而在其以后，由于李大钊等的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及其组成部分，才为中国的一部分先进分子所熟悉，其原著也开始陆续有了中译本。李大钊则成为中国有代表性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影响下，不论在启蒙学者中(包括陈独秀等)，或在五四运动涌现的青年学子中，都先后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就不仅在思想上也在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准备。
新文化运动发展到第二阶段，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逐步成为它的很有影响的新内容。它与“民主”“科学”的精神并不背离，而是其新发展。把马克思主义排斥在新文化运动以外，是不符合实际的。
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所显示的力量，由于先进知识分子的桥梁作用，特别是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马克思主义逐步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通过一大、二大，它不仅制订了自己的最高纲领，而且制订了当时的最低纲领——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