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事关农民的核心利益，它直接关系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与现代化，关系到农民的生存、就业与发展，关系到农村社会的分工、分化、稳定与城乡一体化的实现，是推进农业现代化亟需突破的瓶颈之一，必须引起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
一、当前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主要问题
一是农民对土地流转思想上存有疑虑，不敢流转。一是怕变，在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和保障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土地对农民而言仍然具有生存保障和就业发展的重要功能，怕政策变，担心承包土地流转出去后会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二是怕乱。一些土地流转之后要进行整理，大规模地推进排灌沟渠、机耕道及其它现代化的农业设施建设，原有承包土地的自然形态和界限消失，农民感觉不放心，怕村集体乱来。三是怕骗。怕老板们骗农民，怕老板们的项目失败后到时租金都得不到，所以很多农民宁肯粗放经营，甚至不惜撂荒弃耕，也不敢将土地流转出去。
二是农村土地流转的底子不清，不好流转。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市仍有3.9万户农民没有得到第二轮土地延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有20多个乡镇和130多个村的农村土地承包档案不健全，农民承包土地面积没有得到确认，四周边界不清晰，土地承包的底子不清楚。自xxxx年开始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也还有改革不彻底不到位的地方，一些林地和林权的确权与发证工作没有全部完成，存在界址和权属模糊的死角。
三是农民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不会流转。一是有流转没有土地流转合同，农民私下“口头协议”现象普遍，有的县农村土地流转合同签订率仅达到30%。二是有土地流转合同但不规范、不完善，也没有通过土地承包管理职能部门备案，存在合同纠纷隐患。三是有土地流转合同，但不履行，各地都有项目经营失败后公司破产、老板跑路不履行合同约定，给农民造成土地流转利益重大损失的情况。四是农村土地流转后改变用途。有的土地流转之后擅自改变土地用途，有非农化非粮化现象存在。
四是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育缓慢，不便流转。全市尚未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引导、农民主体”的统一规范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其运行机制也还没有完全建立。也缺少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有的农户有流转土地意向，却找不到合适的受让方，而需要农村承包土地进行规模经营的又找不到成规模的流转土地。农村土地流转对象与范围选择余地小，流转形式比较单一。因为信息不对称，市场发育不充分，有些地方农村土地流转时农民得到的利益不多，存在廉租化现象。
五是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利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不系统，缺乏操作性，因此在指导实践时经常发生扭曲和走样变形。
二、关于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的建议与措施
(一)农村土地承包确权必须到位，夯实流转基础。一要依法办事。要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全面落实农村土地承包确权工作，让农民吃上“定心丸”。二要不留“死角”。清理和化解好历史遗留问题，全面完成农村耕地、林地及其它土地资源的确权和发证，奠定土地流转的坚实基础。三要规范管理。切实加强区县和乡镇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林地林权管理部门建设，强化管理职能，落实工作职责，把农村土地承包、集体林权改革落实到位，并建立健全相关档案。要加强土地流转之后土地形态变化及使用情况的跟踪管理，对到期或退转的农村土地做好补证和换证工作。
(二)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确保流转有序规范。一要加强流转市场及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建立起区县、乡镇、村三级土地流转市场及服务体系。二要加大土地流转管理服务力度。完善“政府主导，市场引导、农民主体”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机制。 要加强农村土地流转信息发布、合同签订鉴证、政策咨询、纠纷仲裁等服务工作，降低农村土地流转的成本和风险。逐步建立覆盖县、乡、村的农村土地承包管理信息化系统。完善区县、乡镇和村三级仲裁机构组织，扎实有效地开展好土地纠分仲裁工作。三要积极发展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用市场的手段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和资源的最合理流动。
(三)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保障农民土地流转权益。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找准自身定位，工作注重引导而不包办，推动而不乱动，不强迫农民流转土地，不侵蚀农民土地流转收益。保障农民权益，不仅是要规避流转双方的风险，更要让流出土地农户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实现全程收益。要加强土地流转经营者的管理和引导，用制度保证他们合法经营，诚信经营，及时兑现农民土地租金，即使项目经营失败，也要保证农民权益和利益不受损。要加强农村土地管理执法，引导他们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不破坏、不改变土地的农业性质和用途，保护好国家耕地政策底线。
(四)完善相关政策，解决农民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加快建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增强农民离开土地之后的安全感。要尽制定和完善有效引导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措施，为农村土地流转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保障。
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只有合理流动，才能提高使用效益，也只有合理流动才能真正体现土地生产要素的性质，土地流转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10月19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随着《决定》的公布，人们又从相关章节中看到了“土地流转”的身影。
所谓农村土地流转，是指在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属和农业用地性质不变的情况下，将土地使用权(经营权)从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转移给其他农户或经营者，其实质就是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土地流转能够有效改善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激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高效化经营提供广阔空间。另一方面，构建和规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机制，可以使农民更充分地参与分享城市化、工业化的成果，显化集体土地资产价值，促进农民获得财产性增收。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通过创新农村土地流转机制，进一步激活农村的生产力，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尤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土地流转的本质，就是推进土地要素的市场化，必然会引发其他要素市场包括农村资本市场的发育。海南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理应在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上先行先试，但现实情况却是我们在此问题上问题多多。主要包括：
1.土地权属纠纷问题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农村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新政策的出台，我省农村在生产和建设迅速发展的同时，土地资源也日趋紧张，因争夺土地资源而造成的土地纠纷开始增加。这些纠纷有的是农场与农民集体之间的纠纷，有的是农民集体与农民集体之间的纠纷，较突出的是场社纠纷。据介绍，尽管2002年以来，海南省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和纠纷排查调处，纠纷的宗数大量减少，但剩下来的一般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到今年初，据初步统计，仍有533宗土地权属纠纷尚未解决，涉及土地面积37.8万亩，其中跨市县范围的土地纠纷有133宗。
2. 征地遗留问题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省房地产开发过热，有的市县征地过滥过乱，既有政府征地，又有企业征地，而且征地底数不清，当时的一些账册也不全。在征地过程中有的市县被征地农民安置没有落实，部分农民失地又失业，生活无保障。另外有的土地征用以后长期闲置，也导致部分农民在被征用的土地上继续耕作，但是随着闲置土地的处置和开发，拖欠农民征地款等征地遗留问题就不断暴露出来。征地拆迁补偿没有付，农民当然不干，即使有的征地补偿付了，由于长期闲置，农民已经在这种地安家了，也有一个处理问题。此外还有闲置建设用地处置遗留问题和农业用地对外流转遗留问题。前者据不完全统计有281宗、涉及土地2.5万亩，占整个全省闲置土地总宗数的8.6%和总面积的7.0%。后者造成的原因是由于一些地区农村集体土地对外流转的操作程序仍旧不规范，有些村委会干部未经三分之二以上村民或村民代表同意，或未经法定程序报经镇政府批准就自作主张对外发包土地，造成了一些村民失地，生产生活困难。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有一些因片面追求农业规模化发展，在招商引资时随意承诺大面积、长期限、低地价，甚至以行政命令迫使村镇对外流转土地，造成严重的面积过大、期限过长、地价过低的‘三过’问题。
3.土地流转身份上的限制 目前农村土地承包权的流转一般限于特定的农村集体组织内部，《物权法》规定：“土地承包方案以及土地发包给本集体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经本集体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可见，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受让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作为例外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这种受让主体身份限制造成土地承包权流转的封闭性，从而使土地承包权无法按照市场方式自由转让，对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制造了障碍。目前我省农村中各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生产能力各异，如果仍旧停留在原有的生产格局，各地差异将越来越大，这与共同富裕的目标相悖。同时，这种格局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集体组织间在土地利用上的余缺调节，这不仅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产生不利影响，也会使得农村土地流转很可能局限在一个个孤立的小范围内，以至培育出十分零散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是不相协调的。
4.土地流转条件上的限制 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来讲，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其转让必须经发包人同意。但我们认为，既然已经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定性为物权性质，就应赋予承包经营人完整的土地使用权。土地流转权是农户依法享有的权利，它与承包地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一道构成了市场经济情况下家庭承包制度的基础：承包农户是流转的主体，土地流转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流转收益全部归承包农户，农民在遵守法律的情况下应当有自主权，这样才符合私法自治的原则，也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开放。当前侵害农民土地流转权的现象较多，正是因为这种对农户自主决策的限制使有些所谓集体组织以土地规模经营为借口，以所谓“反租倒包”等花样，以低价强行“租用”农户承包地，在流转过程中与民争利，或者随意调整承包地，分出所谓“口粮田”、“机动田”，变相剥夺农户土地。
5.土地价值实现上的'限制 随着社会的发展，财产权已由原来注重于对标的物的现实支配的具体权利，演变为注重于收取代价或获取融资的价值权。农村土地承包权作为一项财产权利，应当具有相应的融资功能，但我国《担保法》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权不准设立抵押权，《物权法》中也并未将抵押设定权加以明确规定。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不完善的产权，土地收益权不完整、不清晰，难以形成土地融资市场，抑制了农地的价值担保功能，限制了土地承包权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
针对海南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加快海南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 对土地历史遗留问题做全面排查 因为有些土地历史遗留问题隐藏较深，只有发生矛盾冲突时才会显现。正如姜斯宪副省长所举例，如拖欠农民征地补偿款等征地遗留问题，往往当闲置土地要重新开发遇到农民阻挠时，才会暴露出来。在具体的解决方式上，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要坚持协商为主、慎重裁决，以防矛盾激化或产生新的问题。对于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等单位与农民之间的土地权属纠纷，要努力协调，在法律的范围内让利于民，通过依法确权与让利于民相结合，促进问题的协商解决。对于农民集体之间的土地权属纠纷，则要在全面调查取证的基础上，寻求各方利益的平衡点与结合点，通过耐心细致的沟通协调工作，协商解决。不能为追求结案率而仓促裁决，要避免因裁决导致矛盾激化，产生新的问题
2. 其次是加快征地补偿安置地方立法工作 制订《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试行办法》和《海南省土地征收补偿争议裁决办法》，建立规范的征地补偿安置体系，完成“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的颁布实施。此外还要结合海南的实际情况对农村土地流转的期限、价格和面积作出限制性规定，把“三过”问题解决好。
3.完善法律条文，促进土地流转 法律应明确规定所有权归属及对农民的土地流转权提供法律保障;对于使用权流转的补偿标准及利益分配、土地流转的管理、土地纠纷的处理等基层难以解决的问题，应通过调查研究加以规定;鉴于《担保法》中对于农村土地使用权不得流转的规定，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特区立法权，先行制定地方性的条例或办法，指定土地流转格式合同，明确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以法律的形式对本地农村土地流转加以规范，使土地流转有序进行，从而达到集约利用、规模经营的目的。应争取尽快出台《海南省土地权属确认与纠纷调处条例》，通过这个条例解决土地权属纠纷处理法规不完善、证据不足时如何裁决、怎样认定和保持土地利用现状的问题，完善纠纷调处工作的体制机制，把省委省政府解决土地纠纷问题的指导性原则进一步具体化，落实成法规和规章。
3.大力培养农村土地市场，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土地流转机制 首先，探索建立土地使用权转让机制，允许农村土地在一定范围内流转，并通过市场机制形成合理的土地转让价格。第二、培育和发展各种类型的为土地流转提供服务的中介组织，率先在全国建立农村承包土地流转市场或管理中心。第三，健全和完善农村承包土地流转的激励机制，引导和鼓励农户将耕地向种田能手、专业大户、合作经济组织和龙头企业流转，实现多种形式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第四，建立调节机制，防止土地使用权过于集中，以调节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垄断和不公平现象。
4.有效发挥政府和村集体的职能 市场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的特点，尤其是我国(包括海南)农村的土地市场还很落后。因此，一方面政府要对土地流转有宏观上的调控。完善产权登记制度，建立科学的农地资产评估体系，合理评价农村土地价值，逐渐形成城乡地政一体化的管理。另一方面要建立约束政府行为过度干预的机制。准确定位政府在推进土地流转中的角色，监控土地供需总量的动态平衡，而不是运用行政手段去调整土地资源，与民争利。同时要加强宣传力度，增加农民对有关法规和政策的了解，使土地流转由自发逐步转向自觉。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群众是土地流转的主体。因此，要抓好土地流转，必须“以人为本”，千方百计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5.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 第一，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城市工业和乡镇企业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十分有限。而且，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经营环境不稳定，兼业农民非农产业收入不稳定性将使他们难以彻底离开土地。因此，应切实加快乡镇城市化进程，依靠科技进步，积极主动地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导向，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得以合理转移。第二，一方面积极推进农村建设用地的直接上市交易，另一方面，要把村镇房屋纳入市场经济的商品体系，稳步推进村镇房屋商品化、社会化;停止农村宅基地的无偿分配;发展村镇住房金融，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宅基地明晰产权的改革任务。第三，积极探索土地流转形式的多元化。《物权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可见立法者并没有穷举土地流转的形式，农户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