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与合同是诺诚合同
一、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法学阶梯》规定：“……当赠与人表示他的意思时，不问是否采取书面方式，赠与即告成立。朕的宪令规定这些赠与应以买卖为范例，并使赠与人负有转让的义务……”显然，在罗马法上赠与为诺成合同。《日本民法》第549条规定：“赠与因当事人一方表示将自己财产无偿给予相对人的意思，相对人受诺而发生效力。”根据该规定，赠与人与受赠人达成合意，赠与合同即发生效力。显然，在日本民法上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同样台湾地区的民法也规定了，凡赠与合同，不论以动产抑或不动产为标的，均为诺成合同。只是除经公证之赠与或为履行道德义务之赠与外，在赠与物权利转移前，赠与人可撤销赠与。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赠与合同为诺成性合同，自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成立，同时也规定在一定情形下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的意思表示。《合同法》之所以将赠与合同规定为诺成性合同，是为了实现诚实信用原则和保障受赠人利益的需要。因为如果将赠与合同规定为实践性合同，则赠与人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后可不受任何约束。不仅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而且会使受赠人因相信赠与而为接受赠与所作出的准备、付出的花费得不到救济，这对于受赠人显然不公平。所以赠与合同应为诺成性合同。同时也为了顾及赠与人的利益，允许赠与人在一定条件下可撤销赠与。我国合同法确立了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赠与物权利尚未转移，即对动产而言赠与人尚未交付，对不动产而言赠与人尚未办理登记;二是非经公证之赠与以及非具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之赠与。依我国台湾地区多数学者之见解，赠与之撤销以赠与合同完全成立即生效为前提，在意义上相当于合同的解除权。由此可见，赠与的任意撤销制度的存在以赠与合同已有效成立及赠与物尚未交付或办理登记为基础。因此，只有在赠与合同具有诺成性的前提下，才有任意撤销制度存在的必要。反之，如果赠与合同为实践合同，则因赠与物之交付或办理登记与赠与合同有效成立必须同时发生，任意撤销制度不可能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赠与的任意撤销制度本身就是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最直观的标志。
二、赠与合同的撤销制度
赠与合同的撤销，是指赠与人在赠与合同生效后，依照法律的规定撤销该赠与合同，使之归于无效的行为。由于赠与合同是单务无偿合同，为保证赠与人的利益，法律赋予赠与人有撤销赠与合同的权利。我国合同法规定了赠与的任意撤销、法定撤销、穷困撤销(又称穷困抗辩、紧急需要抗辩、拒绝赠与之抗辩或赠与履行之拒绝)。
赠与人的撤销权(也有学者称“撤回权”)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立法之所以赋予赠与人以任意撤销权，其主要原因在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因为在赠与合同中，赠与人不获对价而负担给付义务，其对赠与人的拘束力应比有偿合同低才较为公正，并且表意人受其意思表示的拘束固然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但在无偿的赠与合同中，若赠与人赠与的表示系出于轻率，则使其如一般的表意人那样受其意思表示的拘束，不但对赠与人不利，而且使赠与人获得额外的利益也欠缺正当性基础，因此，在赠与合同业已经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成立以后，应允许赠与人的反悔，即在一定条件下收回其意思表示，可以说，建立于无偿与轻率保护基础上的任意撤销权实际上就是允许赠与人“说了再吞回去”。这与解除权具有类似性。而对于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来说，立法在受赠人有忘恩负义、不履行附负担赠与中所附义务等行为时赋予赠与人以撤销权，使其得以提前消灭已生效的赠与合同的效力，在这个意义上，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在性质上也类似于解除权。
(一)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
合同法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这就是赠与的任意撤销。该撤销之所以有“任意”之名，在于对于非经公证之赠与以及非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之赠与而言，在赠与物权利转移前，赠与人无须任何理由，即可撤销。
一般情况下，合同依法成立后，债务人即负有给付义务，债权人享有给付请求权。但对于赠与合同来说，由于其具有无偿性，赠与人无对价而支付利益，受赠人不负担任何对待给付义务即可获得利益，双方地位严重违反均衡正义。我国学者谢哲胜先生所言“仅一方当事人即利益出让方负给付义务，不符合交易公平，不符合正义，亦不符合人性”。因此，法律尽可能采取各种措施优遇赠与人，维护其利益从而使赠与人与受赠人之利益趋于平衡。立法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就是优遇赠与人的措施中的一种。也就是说，任意撤销权实际上是通过缓和赠与合同的约束力来实践优遇赠与人的目的，最终获致公平正义。
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应当具备以下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