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是一曲人梯、路石精神的赞歌、达尔文的老师汉斯罗教授发现了达尔文在生物学方面有惊人的观察力和判断力，便鼓励学习神学的达尔文钻研自然科学，推荐达尔文参加了历时五年的环球考察。五年中，达尔文把搜集到的资料和采集到的矿石、动植物标本不断寄给汉斯罗教授。教授把这些东西仔细地进行分类，小心地加以保管，有时还请专家进行鉴定，对达尔文寄来的日记、信件、考察报告，教授都认真阅读，并挑选其中的精华，到剑桥大学的哲学学会上去宣读，或者印发给知名学者，汉斯罗这时已是誉满英伦三岛的植物学家，达尔文不过是二十出头的青年。但汉斯罗牺牲自己宝贵的时间，引导、扶持达尔文摆脱了当牧师的命运，走进了科学的殿堂，终于创立了进化论学说，即达尔文主义。
进化论猛烈地冲击了宗教神学，引起教士们的围攻。赫胥黎不怕讽刺、谩骂、威胁、打击，坚定地表示；我准备接受火刑--如果必须的话--也要支持进化论。赫行黎当时已是闻名遐迩的博物学家和地质教授。为了支持达尔文和进化论，他甚至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改攻古脊椎动物学，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发展了达尔文主义。所以，达尔文主义不是达尔文一人奋斗的结果，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闪烁着那些自我牺牲者的道德光辉。
西汉时，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单于派汉朝叛使、被单于封为丁灵王的卫律前来诱降。卫律说：苏先生，我从前背叛汉朝归降匈奴，受到单于大恩，封我为丁灵王，拥有数万奴隶，马匹、牲畜漫山遍野。你今天投降了，明天也和我一样富贵，若白白地流血牺牲，又有谁知道你呢!苏武怒斥道： 卫律，你身为汉民，不顾恩义，叛国投敌，你虽然能得逞于一时，最终却逃脱不了天地良心的审判。
卫律见苏武不屈服，只得向单于报告。单于见苏武很有气节，十分钦佩，更想招降他。于是把苏武囚禁在一个大地窖里，不给饮食，苏武只得嚼雪止渴，用毡毛充饥。后来单于又将苏武移到北海荒无人烟的地方，逼迫他牧羊。北海在今苏联境内的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一带。苏武到了北海，匈奴停止了对他的食物供应，他只得觅野鼠掘草根充饥。在这荒漠上，除了丛生的野草，就是漫天的风雪，终年见不到一个人影。苏武抱着代表汉廷的旄节牧羊，无论坐卧行走都拿着汉节。岁月一天天流逝，节杆上缀的三重旄牛尾都落尽了。
十九年过去了，苏武历尽艰辛，终于回到自己的祖国。他出使还是壮年，及至归国，头发胡须全白了。岁月改变了他的容颜，却改变不了他忠于祖国的赤子之心。
贝多芬在维也纳居住时，李希诺夫斯基公爵夫妇多方照顾，贝多芬从内心十分感谢。可是过了不多久，贝多芬发现他并不把自己当作真正的朋友，而是作为一件家宝看待，觉得人格上遭受了莫大污辱。
一次，公爵庄园里来了客人，客人是当时占领维也纳的拿破仑军队的军官。公爵想在客人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家宝，便叫人去请贝多芬来为他们演奏，被贝多芬拒绝了。公爵觉得下不了台，便亲自来请，并说了很多话，表白自己往日对贝多芬的恩典。贝多芬听了，一句话也不说，就冒着大雨走了。一回到家，他把公爵送给他的胸像摔得稀烂，并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上说：
公爵，你之为你，是由于偶然的出身，我之为我，是靠自己。公爵现在有，将来也有的是，而贝多芬却只有 个。
晋安帝义熙二年(公元406年)，四十一岁的大诗人陶潜在彭泽县(今江西湖口县东)当知县，一个月领五斗米的官俸，腊月将尽的一天下午，陶潜办完公事，换上便衣，回到内衙翻看过去的诗作。突然，一名小吏从外面闯进来禀报： 九江李太守派督邮张大人来县巡察，请老爷赶快更衣迎接。
哪个张大人?为什么非要穿官服不可呢?刚来彭泽县不到三个月的陶县令不解地问道。小吏解释说：那督邮张大人是我县富豪，一向讲究排场，眼下又是李太守的亲信，在礼仪上要是稍有不周，恐怕对老爷的前程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