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看，任何文化都有发生、发展、高潮和衰落的过程，这也是著名学者施宾格勒、汤因比的文化分析方法。基督教文化是由希腊的神学与希伯莱的神话、圣史和仪式组成的，是融合了希腊的科学理性与希伯莱的一神信仰的所谓“高级宗教”。在中世纪，二者是在一神信仰的主导下将希腊的科学理性与希伯莱的神话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中世纪前几个世纪的神学是由圣奥古斯丁主导的，是柏拉图式的;后几个世纪是由圣托马斯•阿奎那主导的，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文艺复兴就好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走出书斋一样，开始了学成运用，它标志着基督教文化已经告别了青少年的学习时代而步入了社会。基督教文化发展到这里，从希腊到中世纪的“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真理”(学习阶段)已经变成了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以知识创业)。由无所为而为的纯知识学习走向实用，正是青少年步入社会的明证。而要更好地创业从而获得更多的财富，人们发现不仅要复兴希腊人的科学理性，而且要把科学运用到实践中去。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伽利略开始，爱智慧走向爱发明、理论科学走向实用技术的文化转折意义是非常明晰的。随着科学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扩张，一神信仰的地盘却在逐渐缩小，甚至无神论也开始抬头。譬如要建立理性王国的启蒙学者伏尔泰、霍尔巴赫等人，就站在世俗文化的理性立场上将基督教的上帝和救世主耶稣挖苦得要死。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又从科学的角度对上帝创世造人的神话进行了致命的摧毁。基督教文化面临着科学理性与一神信仰的巨大冲突，而且这种冲突的暴风似乎要将基督教文化之船在科学理性的海洋上整个儿掀翻。正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下，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惊人的才华表现了假如上帝不存在会发生什么，以基督教原罪的眼光深刻地透视了人的行为和意识的深层罪恶，并且以大慈悲大仁德的襟怀描绘了被侮辱被损害的芸芸众生的苦难，试图以基督教对他们加以拯救。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后，基督教文化果然没落了，他的作品就成为基督教文化的一个绝响，而且也许是最响亮的。
在上帝死后的当代西方，当神已隐退，魔鬼出笼，对感性现世的沉醉已经使得人欲横流的时候，所产生的文学文本也很难再与基督教传统中的伟大作品比肩。前几年一些国人经常以“后现代”为时髦，但是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产生了什么象样的作品呢?正如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指出的：“目今西方社会已跨进了脱离基督教信仰(Post-christian)的阶段，大家信赖科学，上教堂做礼拜，对大半人来说，只是积习难改。”“今天西方文明也已变了质，今日的西方文艺也说不上有什么‘伟大’。”“曾在文学、绘画、音乐、建筑各种艺术方面充分透露精神之伟大的基督教文化，看样子不可能在下一个世纪(即21世纪)再有什么光辉的表现了。”(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第44—47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因此，基督教文化最优秀和最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产生在从文艺复兴到现代主义这一发展过程之中。如果说文艺复兴是基督教文化中文学的春天，那么，现代主义则是基督教文化中文学的残冬。从春到冬，基督教文化是文学大师迭出，美不胜收，而秋收季节最辉煌的果实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人”、拉斯柯尔尼科夫、基里洛夫、伊凡等人，在科学理性的作用下对上帝的存在进行了不容辩驳的置疑。也许，《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部第二卷中的《叛逆》和《宗教大法官》是历来反对上帝、控诉基督教的文字中最有深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