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
在生活中，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无聊”，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和孩子们特别亲近。有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在父亲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丰子恺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感叹：“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与子女“约法”，强调最多的便是“独立”，其中一条写道：“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同时，子女独立后，要与父母分居，“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女儿五岁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社围绕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共舞,无暇顾及。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仅读了几年私塾,又酷爱打牌,对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责怪,不甚得法。
在家庭教育中,胡适虽然倡导“独立、合群、重学”,但自身也有不懂的如何爱孩子的嫌疑。1929年,胡适给胡祖望写信,希望锻炼他过独立、合群、用功读书的生活,其中说:“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赶上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上一校最高一排。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这时,胡祖望十岁,离开父母,独自在外上学,父亲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会感到”压力山大“。次年,胡适即大失所望,接到学校发来的”成绩欠佳“的报告单,怒道:”你的成绩有八个’4’,这是最坏的成绩。你不觉得可耻吗?你自己看看这表。”
最终,胡祖望虽然上过大学,但远未达到胡适对他的期望;胡思社读了两所大学都未能毕业,却染上了不少坏习气。晚年,胡适对秘书说:“娶太太,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理教养。母亲有耐心,孩子没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关系。”可谓沉痛之语,意味深长。
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胡适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是不配做老子。平时不同他们亲热,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习气不好。祖望你交给我,不要骂他,要同他做朋友。”
钱基博乃是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
钱基博对儿子的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悲伤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在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到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文学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权重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
吉鸿昌，字世五，河南扶沟人。察绥抗日同盟军领导人之一。早年在冯玉祥部队当兵，以英勇善战升为营长、师长，后任国民党军长和宁夏省政府主席。
1920年，25岁的吉鸿昌，当时任营长，父亲吉筠亭病重。他对前来探视的吉鸿昌说："当官要清白谦正，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就不许发财。否则，我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眠。"吉鸿昌含泪答应。
吉鸿昌父亲病逝后，他把"做官不许发财"六字写在瓷碗上，要陶瓷厂仿照成批烧制，把瓷碗分发给所有官兵。在分发瓷碗大会上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决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父亲教诲，做官不为发财，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