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叫郑欣淼，今天有这个机会我和大家交流一下我在人生的一些机会，特别是我在故宫博物院的一些经历。
我退下工作岗位已经快两年了，就是人生走的一些路充满了一个又一个的偶然性，有时候也感到好像是不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很有意思的。我想，这是一个巧合吧。我就谈我的一些偶然的事件，最后就偶然到故宫来。
首先我谈我第一次到北京来是偶然的。当时我正在陕西上高中，当时我有一张到上海的火车票。我在西安的火车站，进去以后是大堆的人流，我就跟上去，最后到上火车说，这是到北京的火车。那个时候，火车上人满满的，包括货架子，卫生间，到处都是人，我们到北京以后，十一月份，有人就给我介绍，说这是皇宫，我要看的。因为我们毕竟学历史知道这是我们的首都，首都有个故宫。有人跟我说，你从景山公园上，万春亭的最高亭子上可以看到，我就去了。去了看到以后，确实看到很神秘的，也就是看到故宫的一个印象，感觉到他好像一个老人一样，经了风雨的，这是我的第一次偶然。
第二次偶然是我调到北京来，当时是1991年，我在陕西省委工作了15年，我写了一本书叫《政策学》，当时一个副主任，我不认识，名字也是第一次听到，他见到我，他说郑欣淼，你这个郑欣淼，哎呀，我还找你，我看了你的《政策学》，写得还不错，你愿意不愿意到北京来工作。我说，我想一想，有一些人不赞同，说我们陕西很多老革命，老革命多啊，他们都是五六十年代，他们在北京都回来了，都回到咱们这了，他说年龄也不小了。当时我已经四十四岁了，但是我反复考虑，最后就决定来北京。我说这是一本书带来的偶然性。
1995年，我在四十八岁的时候，把我派到青海省当副省长，当时我去的时候已经有7、8年的高血压，也有糖尿病，这个时候我是一个人反正没人管，这个生活规律性不强，再一个自己看书啊写东西，到第二天怎么看东西有点晃晃悠悠的，医院的眼科大夫一看，他都惊奇，他说你这眼睛出血这么严重，你没有感觉?我说没有感觉。我这个右眼，我这个视力当时不戴眼镜都是1.4，但是一天比一天低，到最后到0.1了，我说必须回北京检查了，到北京协和医院，下午一看，说你是静脉栓塞，这样以后，青海好多人说你不能再去了。
我离开陕西的时候是四十五岁，我到故宫博物院的时候是五十五岁，我的高中在陕西省临潼县一个华清中学，骊山脚下华清池的东边，离秦始皇陵不到十里路。秦始皇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这现在明清的故宫，这是最后一个皇帝待的地方。我说这也很有意思，从第一个皇帝到最后一个皇帝，走了这么一大圈，但我感到很庆幸，这一个偶然接一个偶然，最后就偶然到故宫博物院了。
我上任很有意思，我们以前是，2002年的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是1925年的10月10日成立的，所以我到故宫的那一天恰好是10月10日，完全是碰上了这一天。这一天我也是很激动的，也是穿的整整齐齐的，因为我深知故宫的分量，故宫解放以来，五十年代以来，到我是第四任，这个我也感觉到责任是重大的。
在故宫，其实我自己感觉到，我能按我的意愿办的一件大事是什么?就是故宫的文物清理，我对故宫的文物最先有认识其实也是一个偶然。当时1999年啊，故宫的副院长杨新先生来找我，他说郑局长，我们办了一个故宫的包装艺术展，清宫的，你有没有兴趣看一下?我说这个名字还挺有意思，我就看，我一看那个展览，我就问这是谁办的?他说法国集美博物馆的馆长办的。我说我们中国人可能没有这个理念，首先包装，把它包装当艺术的，它给我一个什么启发?就说故宫什么东西算文物，什么不算文物?其中有一个文物叫一统车书，这是乾隆皇帝利用日本的漆器，里边分了十层，都放的玉器，而且里边包括绘的一些画、题的诗，相当雅致的，但是我们故宫把它分开了，把玉器给了古器委部，把这盒子给扔掉了，当要办这个展览才好不容易把这个盒子找来了。我到库房里边我去看，说皇帝马鞍子上怎么一块不见了，我说这是什么东西不见了?他说这是一块钟表，把这钟表取下来给了管钟表部了。我认为这都是近乎荒唐的做法，它是一个整体，这个钟表，我想皇帝主要是一个装饰品用，这等于我们今天的宝马车上的一个装饰物一样。我们简单把它分开了，由这个，我就提了一个观点，说是，我们对什么是文物，不能简单说它值钱不值钱，它的市场价值，而要看它的文化内涵，看它是不是真正在历史文化里边起了一个记录的作用，它有这个作用它就是文物。
故宫在五十年代处理了一次文物，处理了七十万件，三十万斤，这里边我给大家提个问题，处理的皮货皮件，各种大的小的，大家猜一下处理了多少件?谁能猜出来?猜出来我送他一本我的书，猜不出来我跟大家说，10万件!这个皮毛组的组长是谁?沈从文先生。沈从文先生就写了个报告，能不能把这一万件貂皮留下来，最后说不留!当然我今天看不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这十万件的皮衣皮件，它本身没有文字的。其实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一直就在处理这一类东西，而且我们的第一任院长最后是以盗宝罪被法院起诉的，就是与处理这些文物有关的，所以我说，我们这次文物清理是一个观念的变化。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故宫过去清宫地毯是三大殿都铺着地毯，有各种毯子，有一千多件，但是我们对它的重视程度不够，在2001年的时候，英国有个人叫麦克，他主要是研究中国的地毯，他听说故宫有地毯，他就要求看，当时我认为领导还是比较有魄力，说让看，因为那个条件太差，四面透风，灰、尘土什么的一大堆，跟麦克说了以后，麦克很有经验的，他在北京买了一个防毒面具，然后他买了一身连衣的防护服，他主要害怕地毯里面的虫子钻到他衣服里，当他看到那个塑料纸拨开一看，看到明代的地毯，他激动地把防毒面具都去掉，跪到地毯上，他说我看到这么好的，我想象不来的，他走了以后，故宫当时就花了一笔钱，把这些地毯就重新给找好地方蒸呀，熏呀，保护起来。2005年，我们在英国有个展览，这个麦克就请我到他家，到他的工作室去看一下，那一天晚上我们在伦敦的一个饭店，麦克拿着菜谱，他点菜，服务生就在旁边，等着他点菜，他拿着菜谱他给我讲地毯，这服务人员就很着急，我们的人给麦克也讲，说我们的郑院长还是个诗人，这个麦克说，诗，我知道，中国的唐诗很有名的，唐诗里边肯定有些地毯的，这个人的中国地毯的痴迷程度啊，我真的很感动。
这几年来，我刚才说的都是我们利用这些机遇干的，其实我自己感到我在故宫得到的远远大于我的付出，故宫有好多平平常常的人和事，你比如说故宫有个钥匙房，这个钥匙房大家知道能管多少把钥匙?五千多把!我们有一千七百多处有锁子，每一把锁起码有三把钥匙，好多我们过去还有一些明代的钥匙，现在都把它收起来了，这个管钥匙房的人从早晨七点到下午五点就是集中领钥匙的时候，大家上班以后，都等人领钥匙的，他们的一个传统就是开门前就是要喊一声“开门咯!”，有的或者咳嗽一声，打个招呼啊，说在里边有什么黄鼠狼啊，有刺猬啊，有蛇啊，给它们提个醒，他们说这可能是清宫的时候传下来的，但是大家都在这样延续下来了。我们还有好多这个老专家，你像有一个去年去世的一个人，101了，叫徐邦达先生，大家可能听过，中国的叫徐半尺，他鉴定，他看半截尺就行，徐先生的夫人跟我说，郑院长，你能不能不说徐先生他退休了，徐先生不能上班，但他始终没认为他退休了。我们还有一个郑珉中先生，今年整90了，在86岁的时候，他还每天骑自行车，从鼓楼边的小石桥又骑到故宫来，我们给他配的车，他不坐，他说我不能不骑自行车，我们怎么办?不过现在他也骑不成了。我们还有很多普普通通过的站店的员工，他们，你想不管刮风下雨，他们都在那里，都很辛苦。而且他这些人，他没有把你当外人，有一天中午我正在办公室，来了一个老职工，开门后，端了一个大碗到我的办公桌，往桌子上一放，说你看郑院长，这个面条越来越少了，我一想，大家没把你当外人。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故宫，我是感觉到我们在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很充实的这么一个环境中，我感受的都是他们不去教我，我就从他们身上感受到我的差距，我就感觉说我对故宫干的太少，这些人一辈子他们都给故宫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