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振哲是台湾街头艺人。2013年，邱振哲带着一首原创歌曲参加《中国好歌曲》比赛。演唱之后，其他3位评委并不看好他，唯有周华健对他情有独钟，大加赞赏。周华健激动地说：“我在台湾也做过街头艺人，我的演出许可证是001号。我对街头艺人的甜酸苦辣有深切的体会，靠在街头唱歌挣钱，有时连饭都吃不饱。你能坚持下来，并潜心原创歌曲的创作，真的不易，真的了不起。你刚才唱的那首歌，歌词好，唱得声情并茂，我挺您，可以进入我的原创大碟。”邱振哲听了，感动得热泪盈眶。邱振哲回台后，借着《中国好歌曲》的东风，举办了个人演唱会，周华健还送去了花篮。邱振哲以周华健为师，颇有尊严地活跃在台湾街头，并在渐渐地改变命运。周华健也因不吝提携后生，进一步提高了自己在中国乐坛的声望。
世上总有弱者，弱者的出现，有种种原因，或遇到灾难，或贫穷加身，或先天不足，他们一时无法改变命运。对于弱者，我们应该礼让，应该呵护，应该帮扶，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进而帮助他们从困境中走出来。
光绪三年，山西遇上了百年一遇的旱灾。素有“外货世家”之称的晋商常家在拿出300万两银子用于赈灾的同时，还着手盖起了一座戏楼。常家为什么要选择此时建戏楼呢?在大灾面前，原本是小康之家的人们很快沦为难民，加入到乞讨大军。常家的掌门人说：“这些人原先在乡里是有头有脸的，可如今家里揭不开锅，生存成了问题，他们只得到粥棚接受施舍。这些人相对于原先就穷的人来说，面临的是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打击。我常某人若处于他们的位置，心里肯定也不好受啊!”于是，他就策划盖戏楼，规定只要谁为盖戏楼搬一块砖，就管他一天的饭。这样一来，那些原是小康之家的人通过搬砖这种劳动得到饭食，就不觉得是吃“嗟来之食”。
世间，呵护尊严比什么都重要。常家施粥的同时保住了乡邻的面子，这实是高明的善举。“敬人者，人恒敬之。”常家后来誉满乡里、生意兴隆，正是在别人危难时，能呵护人的尊严、能敬人的良果。
1995年，青年歌手吴秀波从铁路文工团辞职，丢掉了铁饭碗。此后，从歌厅走穴到下海经商，吴秀波都干过。在吴秀波最窘迫时，发小刘蓓向他伸出援手，请他做自己的经纪人。虽说是经纪人，可吴秀波完全是个门外汉。好强的性格让吴秀波在合同谈判中屡屡受挫，而刘蓓自己倒谈下来好几个项目。吴秀波更多时候还是个拎包助理。刘蓓找来吴秀波说：“我自己在初学生意时，也赚不到钱，也有过尴尬，我对你的所为与所想感同身受，你不要觉得难为情。在我这里，你要像在家里一样感到舒畅，感到温馨。”就这样，刘蓓从未嫌弃过吴秀波，反而真心地劝慰他，工资不少，奖金照发。吴秀波因此感动地说：“当初如果没有刘蓓，我离饿死真的只差一步。而且我一定会把自己饿死，因为我好面子，绝不会去找比我混得好的朋友，而恰恰她是一个比我混得太好的朋友。”时至今日，吴秀波仍然非常感谢刘蓓的雪中送炭。在朋友处境艰难、沦为弱者时，自己主动地、无私地向朋友伸出援手，帮他解困化难，让他仍感到不失尊严，才是真正的好朋友。
张沁文是蒙冤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青年科技工作者，被派遣到山西右玉县接受改造。但他没有放弃心爱的科研工作，在研究农业发展规律时，受到钱学森系统学理论的启发，写下了《农业系统工程·农业学》初稿。他以书信的形式寄给了钱学森，想求他赐教。钱学森有感于张沁文的经历，立即写了回信，热情洋溢地肯定了书的价值，并提出了改写的意见。后来，经钱学森推荐，张沁文被调到山西省农业区划办公室，专门从事研究工作。又经钱学森推荐，由张沁文撰写、钱学森修改的《农业系统工程》在中央电视台播讲。当时，央视希望钱老播讲，而钱老却力主让张沁文播讲。他几次写信给张沁文：“还是请你来录像，已告电视台同志了，我是有意赶你‘上架’，让你锻炼讲解本领。”在钱学森的奖掖下，张沁文成了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