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学们：
今天我很激动，因为跟这么多同学在一起聊天。我没有什么准备，这两天非常地忙，又去拍了一点戏，又在写剧本，每天都是从早到晚。但是我想我是“90后”了，我这个“90后”虽然跟大家是不一样，但是今天我想谈谈我真正“90后”的情况。
90年前我在一个封建家庭出生，那个时候很快地就念书，在学校里头喜欢打球，喜欢运动，喜欢看电影，但是当我到了十几岁的时候，当我们国家遭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的时候，我就不一样了，我就念不下书去了。我不愿意做亡国奴，所以我就想我一定要去参加抗日工作。当时出去我知道有很大的困难，但是我没有去想这些，想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到前线，我第一可以做的就是去救伤员，做一个战地的护士。我也去抬了担架，但是有一次几乎把担架掉下来，因为子弹穿过了这个担架，我有点慌，就差一点掉下来。所以当时他们就劝我这么小，不能做这个工作，硬要叫我回去，我只好回去了。
就在那个时期，我又变了我的工作，我去演戏，是我去看戏的时候导演看中了。一开始进中国电影制片厂，我一进去就跟舒绣文同志，茵瑛同志，三十年代的明星，她们已经有名了，跟她们住在一个屋子里。我就问她们，你们演戏怎么会演得这么好，怎么努力才能够演好戏。她们就说，首先不要有杂念，不要担心，这种事情一定要慢慢地来。她们说第一，你要把台词念清楚，第二，你要像那个人，第三，你要自如，我这三样我都不会。我上了台路都不会走，心里紧张，有杂念，怎么办呢，我只有取消这个杂念，我就自己想，我也不为名，我也不为利，我就不去管它了。他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吧，何必紧张呢，放松啊，把自己放松了，杂念慢慢慢慢少了，这也是一种觉悟。也不要有名利思想，也不要叫人家看了以后怎么笑话，没有什么关系，我反正就是刚来的，但是要学。后来因为我们党成立了一个中华剧艺社，他们也想培养我，因此我就转到了这个中华剧艺社。在这段生活里头我有很大的成长过程，自己每天是有个值日，一天有一个值日，这个值日从早晨天亮起来跑到四里路以外的地方去买菜，买完了菜回来，一天的这个剧团里头的人的伙食都由你来包办。烧饭，洗衣，煮菜什么，样样都是。在这个值日当中我又体会了很多东西，在这个苦难的年月里头你不是光做演员，你还要做这么多的事情，生活上的关也要过，同志们之间友谊的关要过，学习的关也要过，要过很多很多的关。
自己要很清楚地认识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自己有多少学问，自己有多少本事，我能做多少事情，那么我应该安心的，安定心来学，做，学，做，就是这样子。后来白尘同志的《大地回春》写出来了，他来跟我们大家讲了角色，我就是演戏当中要过关了，这个关就是很难过，从那样一个不起眼的跑龙套一下子要升做一个主要的角色，很多东西我都不会.那个时候我们穿旗袍的人还要穿一个高跟鞋，我不会穿高跟鞋，一开始演的时候真是要命。我就跟那个导演讲,说我实在演不了这个人物，我觉得我一场演下来，我自己都觉得难为情，我一定是演得一塌糊涂，我心里杂念是多得不得了。谁说的，我没看见，他就这样，以后他就说去把那个旗袍租给你，从今天起你在台下每天穿高跟鞋，每天穿着这个纱旗袍去走，就把服装道具都给我了。我就每天穿了个高跟鞋，这个鞋子穿了不行，真的走走我也就习惯了，他就是说你蛮好的嘛，你不是蛮好的嘛，他故意这样在生活里头来鼓励我，所以旁边人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友情，这种帮助一生一世不会忘。我们几个人算是四大名旦，那个时候所谓四大名旦怎么会出来的呢，四大名旦是夏焱同志，有一次会上他这么讲，他说京剧有四大名旦，那么我们也有四大名旦啊，人家就问他了四大名旦是谁啊，那么他是白杨，舒绣文，张瑞芳，秦怡，就是四大名旦。那么四大名旦以后自己是不是有很多杂念了呢？我这个假“90后”想得还挺多，既然是四大名旦了，有的人就想我就不能去跑龙套啊，既然是四大名旦了，那我演戏要是这个演砸了，又怎么办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都会有。我们的前辈他给了你这个名字就是鼓励你，你要往这个地方去奔，并不是要叫名旦。
有时候“90后”也会有很多想法，现在考学校要想去留学，也许没有考成功是吧，自己要想学习的这个大学进不去，很多事情都有大的方面。大的方面不想，总钻着自己的牛角尖里一定会产生问题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遇到了很多困难，觉得自己有点冤屈，你也是要从大的地方想，有冤屈的人多了，他的冤屈比我还要大，他怎么就过来了，也许是一个过程，这会冤屈了，以后人家看你，你虽然默默无闻，但是你工作很积极，就是这个人不错，就用上了。很多事情像感情的问题上也是这样，从小爱怎么到大爱，我跟大家讲，我的孩子死了以后，我走到家里就不敢进去，我每天回家可以看到他，他总是走出来，妈妈回来了，他就这样子。秦怡是中国影坛的常青树，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秦怡的儿子金捷患有精神分裂症，生活不会自理，全需秦怡照料。工作之余，秦怡将她大部分的情感都倾注在儿子金捷身上，为了照顾儿子，她承受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痛苦，59年来，她常常忍受儿子精神失常时的拳脚相加，最终还忍受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
20xx年 59岁的金捷在母亲的陪伴下走完了一生，他临死的时候，我急得不得了，他跟我说妈妈你不要着急，没有我你可以省点力。我说一个有病的孩子经常能够讲出这种话来，我跟我姐姐两个有的时候吵架了，他会到我旁边，来拍拍我的肩膀，你是党员，你是党员，他在后头来劝我，就是说你要让人一点，你不能这样做。他死了我就非常非常地痛苦，非常非常难受，我就没法子生活了。后来电视里看到孤儿院里头有一个男孩子22岁，生了脊髓炎，脊髓癌，已经快要死了。那个记者在当场采访他，他跟那个记者说，我现在只有三条，我心里想的事情。就一，我希望我的小朋友们今年还是可以穿新棉袄，还是可以吃上糖果，第二条，他说我长到22岁了我就想工作，通过我的工作去对我的国家，养我的国家作出贡献，他说是不是可以把我的眼角膜捐出来，那么可以救治他人的眼睛。第三条，说我每天每天都要想寻找我的父母，我想问他们为什么你们要丢掉我这个亲生的孩子，我成为一个孤儿，但是他说我现在想，他们丢掉自己的亲生孩子一定是有原因的，我想到他们一定会有原因，所以我也就不那么难受了。我一听到这个故事我觉得好像好多了，我的孩子不过是有病，也已经活到59岁了，比一比他这个孩子，人家都是很不应该走的时候走掉了，那人家怎么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