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反七步
诗煮豆燃豆萁，豆熟萁成灰。
郭沫若熟者席上珍，灰作田中肥。
不为同根生，缘何甘自毁？
译文：
锅里煮着豆子，豆茎在锅下燃烧，等豆子熟透了的时候，豆萁早已化为了灰烬。熟了的豆子变成席上的佳肴，变成灰烬的豆萁则成了田中的肥料。如果不是同一条根长出来的，怎么会愿意牺牲自己呢？
赏析
附：曹植《七步诗》原诗文其一：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记载为曹植原作）其二：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后人由原诗改编）曹植《七步诗》用同根而生的萁和豆来比喻同父共母的兄弟，用萁煎其豆来比喻同胞骨肉的哥哥残害弟弟，这是诗人对兄弟相逼、骨肉相残之事的悲愤与斥责。《七步诗》千百年来使人们对曹植抱着深切的同情，而在道德上对曹丕多怀厌弃，并一定程度影响到在文学上对曹植、曹丕的评价。《七步诗》用比喻手法委婉含蓄地表达了对兄弟骨肉相残的悲哀指责，情真意切，十分感人。现代著名文学家、学者郭沫若在史实与文学的方面，对“抑丕扬植”提出反对。他认为在文艺批评和七言诗的发展史上，曹丕占有开山地位，是三国时期重要的诗人，并认为南朝梁·刘勰的评价：“文帝以位尊减才，子建以势窘益价”是较为公允的。郭沫若的看法郭沫若1943年写了文章《论曹植》，重新考察、论证曹丕、曹植在人品与文学方面的评价，并对《七步诗》是否曹植所作提出了质疑：“过细考察起来，恐怕附会的成分要占多数。多因后人同情曹植而不满意曹丕，故造为这种小说，其实，曹丕如果要杀曹植，何必以逼他做诗为借口？子建才捷，他又不是不知道，而且果真要杀他的话，诗做成了也依然可以杀，何至于仅仅受了点讽刺而便‘深惭’？所以这首诗的真实性比较少。然而就因为这首诗，曹植却维系了千载的同情，而曹丕也就膺受了千载的厌弃。”曹植《七步诗》的立意是站在“豆”的立场（自己的立场）写“萁”的煎迫（曹丕的迫害）是过火和无情的。郭沫若则认为如果从“萁”的角度来思考，“萁”是具有成全他人，牺牲自我的精神的。因此，基于这种理解，郭沫若仿《七步诗》写下了一首立意不同的“翻案剥皮诗”——《反七步诗》。他认为，对于“豆”，“萁”的煎迫是过火无情的；而对于“萁”，这是富于牺牲精神的表现：豆萁燃烧自己是为了成全同根而生的豆子，它身上有一种“零落成泥碾作尘”、“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这是兄弟一场，互助友爱的生动写照。郭沫若的《反七步诗》则一反曹植《七步诗》的诗意，变为赞颂甘愿自我牺牲的.精神，诗以新旨，另铸新词。华罗庚的《赠诸弟》与郭沫若诗异曲同工：“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下乐。不惜身成灰！愿弟早成熟。”“成熟”一语双关，赞扬甘为人梯的精神。
写作背景：
诗写于1943年7月7日，当时郭沫若居重庆，抗日战争正处相持阶段，“大后方”的文坛上，有一股“厚古薄今，尊崇先人”的风气，但郭沫若敢于迎流而上，翻起“以事求是，古为今用”的旗帜。为此，“有点历史癖”的郭沫若，以饱满的激情，冒着巴蜀盛暑，一气呵成地写作了长达万言的史论宏文《论曹植》，这首《反七步诗》即附在此文之末。作者在书前序言中，说明自己研究历史人物，“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我的好恶的标准是什么？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在此标准和原则的指引下，作者对于曹植，一面充分肯定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占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指出他的多项不足，诸如骄纵任性，恃才傲物。至于历代被人传颂的曹植的神来之笔《七步诗》，郭沫若则认为“过细考察起来，恐怕附会的成分要占多数”。他愤愤不平地写道：“站在豆的一方面说，固然可以感觉到萁的煎迫未免过火；如果站在萁的一方面说，不又是富于牺牲精神的吗？我因而作了一首《反七步诗》。”
作品评价：
陈志岁《论郭沫若〈反七步诗〉》：郭沫若《反七步诗》云：“煮豆燃豆萁，豆熟萁成灰。熟者席上珍，灰作田中肥。不为同根生，缘何甘自毁？”豆是一种生态，是生命的一种形式，以与他物互适共生为原则。粗看郭诗似借物倡扬自我牺牲，细味却是一种以个人拗见强加于物的言不传心的种类共灭思想。郭沫若《反七步诗》写于1943年7月7日，是其《论曹植》一文的尾笔。当时我国正处抗日战争社会背景下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大后方”的文坛上，刮起一股“厚古薄今，尊崇先人”之风，身居重庆的郭沫若，在其逆风所举“以事求是，古为今用”帜下作此《反七步诗》。郭沫若对历代被人传诵的曹植《七步诗》的论说可归为两点：一是有着“过细考察起来，恐怕附会的成分要占多数”的认为。二是操“古为今用”器，对诗中“豆”、“萁”所代表的两种事物分别提出自己的看法。只不知自称以“人民本位”标准研究历史人物的郭沫若，在《反七步诗》中，斯“豆”何指？斯“萁”何指？“萁”以己故灭“豆”之性，“豆”有何幸？“萁”有何德？“不为同根生，缘何甘自毁？”国共共“自毁”乎？或中日共“自毁”乎？！
作者简介：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四川乐山人，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中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和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幼年入家塾读书，1906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从文。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1919年9月开始发表新诗。1921年，与郁达夫、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同年8月，第一部诗集《女神》出版。“皖南事变”后，他写了《屈原》、《虎符》等六部历史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多种国家行政、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并出版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等多部作品。他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中国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1978年6月12日因病于北京逝世，时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