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纳兰诗词的情感特色看其艺术成就
文学是情感的产物，诗词尤其如此。判断一篇诗词作品的艺术成就，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其传达出的情感的高度、深度、纯度和广度。
文学是情感的产物，没有情感就没有文学。俄国伟大作家托尔斯泰曾指出：“感染力是艺术的一个肯定无疑的标志，而且感染的程度也是衡量艺术的价值的唯一标准。”[1]P577“感染越是深，则艺术越优秀，这里的艺术并不是就其内容而言的，换言之，不问它所传达的感情价值如何。”[1]P577判断一篇文学作品的艺术成就，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其传达出的情感的高度、深度、纯度和广度。缺少必要的高度、深度、纯度和广度的文学作品是难以打动人心的，因而也就缺少艺术价值，诗词尤其如此。明清时代，诗人词人辈出，诗词作品的数量更是汗牛充栋，但质量却未必尽如人意，受到了后人较多的负面评价，可见诗词创作确实衰落了。传统诗词创作在明清时代的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情感的老化与形而下化，失去了必要的高度、深度、纯度和广度，失去了感染人心的力量。
一
在明清这样一个古典诗词创作无可奈何地走下坡路的时代里，有一位词人却以赤子般纯净、敏感的艺术心灵，新鲜、深沉地感受天地万物，创作出了许多真挚、清丽、凄婉、深情的作品，使词的创作重新焕发出了异彩。他就是清初著名满族词人纳兰性德。
根据题材的差异，纳兰词可划分为爱情词，赠答词，悼亡词，边塞词，以及其他表现日常生活中生命感悟的词，等等。由于题材的不同，纳兰词表现出的.情感特色也就有相应的区别，比如《浣溪沙》：“一半残阳下小楼，朱帘斜控软金钩。倚阑无绪不能愁。有个盈盈骑马过，薄妆浅黛亦风流。见人羞涩却回头。”既有文人词的婉丽，又有民歌的清新，将初恋少女的微妙心情和举止写得栩栩如生，生机盎然。
而他的边塞词则大多苍凉雄浑，如《浣溪沙》：“身向云山那畔行，北风吹断马嘶声。深秋远塞若为情!一抹晚烟荒戍垒，半竿斜日旧关城。古今幽恨几时平!”边塞风景之荒凉，历史意识之深沉，完全可以跟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相媲美。所不同的是，范仲淹的《渔家傲》是宋词中罕见的描写边塞风光的佳构，而纳兰词中优秀的边塞词却并不稀有。纳兰的边塞词中的一些佳句，如“落日万山寒，萧萧猎马还”，“塞马一声嘶，残星拂大旗”(，都能令人想起盛唐的边塞诗。
当然，纳兰词在情感方面占主导地位，并且前人都注意到了的特色应当是感伤。这突出表现在悼亡词中，如那首著名的《金缕曲》：
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我自终宵成转侧，忍听湘弦重理?待结个，他生知己，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清泪尽，纸灰起。
这首悼亡词，感情之凄婉、真挚、深沉，足以与苏轼的《江城子》相媲美。纳兰一生写了大约五十首悼亡词，每一首都那么真挚、缠绵、感伤。但纳兰词的感伤风格并不仅仅限于悼亡词。比如：
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潇潇，雨也潇潇，瘦尽灯花又一宵。不知何事萦怀抱，醒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采桑子》)
晚来风起撼花铃，人在碧山亭。愁里不堪听，那更杂、泉声雨声。无凭踪迹，无聊心绪，谁说与多情?梦也不分明，又何必、催教梦醒。(《太常引》)
实际上，无论是外在的自然景物，还是内在的心灵世界，在他的笔下往往都染上了一种感伤、悲凉的色彩，以至于张预说纳兰词：“沉幽骚屑之思，婉丽凄清之体。工愁善怨，均感顽艳。”(《重刻纳兰词序》)扬芳灿则说：“哀怨骚屑，类憔悴失职者之所为。”(《纳兰词序》)顾贞观对纳兰词的感伤风格及其美学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说：“非文人不能多情，非才子不能善怨。《骚》《雅》之作，怨而能善;惟其情之所钟为独多也。容若天资超逸，翛然尘外，所为乐府小令，婉丽凄清，使读者哀乐不知所主，如听中宵梵呗，先凄婉而后喜悦。定其前身，此岂寻常文人所得到者?”(《通志堂词序》)陈维崧说纳兰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词评》)现代学者梁启超也说：“容若小词，直追李主。”(《饮冰室文集》卷七十七)这些评论都说明了纳兰词确实具有一种打动人心的感伤美。可见，纳兰词具有足够的情感纯度与深度。在明清的词坛，可谓是独树一帜，难怪它获得了那么多读者的喜爱。据徐釚《词苑丛谈》上说，纳兰性德二十二岁时写的《金缕曲·赠梁汾》一出，“都下竞相传写，于是教坊歌曲间，无不知有《侧帽词》者。
二
我们认为，纳兰的情感之所以具有纯净、新鲜的特色和形而上的感伤意味，最应当从他的个性气质和民族背景去寻找。从总体上看人类的情感体验是极其丰富的，但又有极大的个体差异。在芸芸众生中，感觉迟钝之辈固然多，但也永远有敏感、深情，富于诗人气质的个体，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一个人是否具有诗人气质，跟其身世不一定有太大关系，一个锦衣玉食的人可能具有它，一个辛酸坎坷的人可能缺乏它。而纳兰性德无疑具有高度的诗人气质，否则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词作者。
满族身份也是他能够获得那种纯净真挚的情感体验的重要原因。本来，情感体验虽然有个体差异，却不能说有民族差异。每一个民族都会有自己敏感、深情，富于诗人气质的文学天才，这是被各国文学史证明了的。但如我们前面所说，一个民族在其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情感体验却有差异。汉民族在汉末、魏晋时代，不是有过“以悲为美”的文学风尚么?其时诗文创作多“忧生之嗟”，并往往富于形而上的意味，但到了明清时代，这种“以悲为美”的风气虽然不曾消失，却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满族本来是东北的一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以后，虽然受到高度发达且成熟的汉文化的影响，但毕竟他们的文明发展程度比汉民族落后了数百甚至上千年，因此他们的情感尚未深染汉民族的暮气。换言之，初入中原的满族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当于汉民族文明的蓬勃成长期，因此，满族的文学天才，依然能够如汉民族上古和中古时代的诗人一样，通过自己的心灵，获得那种纯净并富于形而上气质的情感体验。这就无怪乎况周颐说纳兰词“纯任性灵，纤尘不染”(《蕙风词话》卷五)了。形而上的情感由于直指生命本源，而生命又只是宇宙间的一种偶然的时间性的存在，具有本质的悲剧性，因此纳兰词在清新、婉丽的同时，还具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郁气质，也就不奇怪了。 纳兰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特殊的。在中国古代社会末期的明清时代，一方面是专制、僵化，另一方面又由于手工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商业化的兴起，使得社会日益世俗化，这对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从中晚明开始，就出现了一股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要求突破禁锢，表现真情、反对假理。如李贽所主张的：“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2]P98“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2]P99许多现代学者总是不吝于对明清时代反传统的浪漫派作家给予很高评价，但这种评价并不一定都很公允。
我们必须看到，这股浪漫主义思潮的作用是两面的：一方面，它促成了《牡丹亭》、《红楼梦》这些表现个性觉醒的旷世杰作的出现，另一方面，却让不少诗人沉迷于声色，陷入了世俗享乐的泥潭，使其创作也染上了一些庸俗情趣，比如袁枚就是其中的一位。虽然袁枚自谓“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遣兴》)，颇具反传统精神，但这并不能掩盖其人格中庸俗的一面。比如袁枚诗主性灵，认为“诗者，由情生者也”(《小仓山房文集》卷三十《答蕺园论诗书》)。在其诗歌理论与创作里，男女之情是一个重要内容，就如他所主张的：“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小仓山房文集》卷三十《答蕺园论诗书》)本来，男女之情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永恒主题，表现它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袁枚在两性关系上并非严肃之人，以好色自诩，甚至好男色，其《随园诗话》、《子不语》中对于纳妾、狎妓、同性恋等话题津津乐道，颇让人反胃。而在两性关系上持何种态度，是严肃还是游戏对之，其实最能反映出一个人情感体验的高度、深度与纯净度。这一评判标准用在袁枚身上应当也是恰当的。虽然如清代学者章学诚一样将袁枚斥之为“无耻妄人”(《遗书》外三《丙辰札记》)、“倾邪小人”(《书坊刻诗话后》)未免过甚其词，但在两性问题上的态度之不严谨确实说明了袁枚的人格境界不高，也说明了其情感体验缺乏足够的高度、深度与纯净度。
王国维先生曾说：“‘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輱軻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3]P16其实看似“淫鄙之尤”的《古诗十九首》之所以能够感动无数人，不仅是“以其真也”，更重要的是它们表现了人性的痛苦，表现了深沉的生命意识，是一种具有深度的情感。王国维说得好：“可知淫词与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之病，游词之病也。”[3]P16所谓游词，就是缺乏高度、深度与纯净度的浮泛之词。游词可谓是诗歌及一切文学创作的大忌，原因在于淫词与鄙词之病都可以补救，而游词之病由于缺乏深刻的情感体验，是无法补救的。客观而言，袁枚并不缺乏过人的才气，他在反对诗歌创作的模拟复古之风方面也不乏理论建树。但或许正是人格境界不高和深邃情感体验的缺乏，限制了袁枚的诗歌创作成就，其诗歌理论虽主张性灵，但其诗歌作品总给人“纤佻浮薄”之感。关于袁枚诗歌创作的缺点，前人已经有过诸多批评，兹不赘述。歌德说：“在艺术和诗里，人格确实就是一切。”[4]P229用于评价袁枚实为恰当。其实“纤佻浮薄”并非袁枚诗歌创作的独有缺点，明清时代许多风流自赏且以“性灵”为标榜的诗人词人，其创作大多染有类似的弊病。
纳兰词虽然也被人认为“纯任性灵”，但其词尤其是爱情词有一种高尚、纯净的精神性的东西在里头，从一首首悼亡词，可以看出他心地的纯洁和对亡妻感情的真挚、深沉。如果与明清时代那么多卑俗的东西相比较，就可知纳兰悼亡词中所表现的男女之情是多么可贵。纳兰其他的词也大多都洗去了尘秽之气，有纯净的精神性的东西在其中。德国哲学家尼采曾深刻指出：“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5]P2“是对自然现实的一种形而上的补充。”[5]P105纳兰词就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气质，犹如一股涓涓清流，坚持了文学的理想性。袁枚曾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随园诗话》卷三)但实际上，袁枚最多只能说是不虚伪做作，敢于不顾世俗毁誉任性而行的名士，离赤子境界还差得远。像纳兰性德一样，以个体的心灵去毫无遮蔽地感受天地万物，又以一支笔毫无遮蔽地倾吐心灵深处最真挚、深沉、缠绵、哀婉的情感，才真正称得上赤子。纳兰的词创作似乎也在告诉人们，以“性灵”自我标榜的某些诗人词人们在其诗词作品中表现的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那些小小情趣其实未必就是性灵，只有像纳兰一样毫无遮蔽地倾吐心灵深处最真挚、深沉、哀婉的情感，才是真正表现了性灵。而且纳兰词表现的不仅是一己的性灵，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性灵，所以它总能使一代复一代的痴情儿女产生心灵的共鸣。
所幸，在清代这样一个相对停滞的时代里，满族词人纳兰性德却未受到烂熟的汉文化过多的负面影响，依然以赤子之心感受天地万物，写出了那么多真挚纯净深沉的优秀词作。王国维说：“‘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悬明月’，‘长河落日圆’，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求之于词，唯纳兰容若塞上之作，如《长相思》之‘夜深千帐灯’，《如梦令》之‘万丈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差近之。”[3]P12并且认为：“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3]P13可谓准确道出了纳兰词的情感特点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