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中的“绘画意象”
中国古典诗词与绘画在绵延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也形成了中国传统艺术独特的审美趋向。
中国古典诗词与绘画在绵延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也形成了传统艺术独特的审美趋向。诗词蕴含着绘画的“笔墨之美”，绘画也呈现着诗词的“意韵之美”，虽为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但其内在的精神追求却是相通的，诗词借助“绘画意象”的构成语言，营造出了使我们产生丰富联想的“语境”。“绘画意象”在诗词产生之初即在其创作中体现出来，我国先秦诗歌中，很多作品就运用了“绘画意象”的构成语言而使诗歌产生了唯美的“画境”。
在我国文化的发展体系中，受传统哲学、宗教思想的影响，体现了对两种艺术形式相互融合的关注，北宋文学家苏轼曾评价“诗佛”王维的诗与画：“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北宋文人张舜民也曾提到“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这些都精辟地阐述了诗词与绘画在艺术本质上的相通性，也说明了“绘画意象”在诗词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古典诗词与绘画的相通之处
诗词与绘画，作为语言艺术与造型艺术的代表，都是通过体验、想象、比喻等手段，构建诗词与绘画中的“意象”，最终表达对生命价值的体验与感受。
绘画中的形象、色彩、构图在诗词创作中被“诗化”而构成了“诗词意象”，“绘画意象”也在诗词意境的创造过程中得到拓展与升华。“绘画意象”在诗词中是“主体”与“客体”、“有形”与“无形”的相互转化，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述、联想、想象、概括、隐喻等手段，将诗词的语言转换为意象的外在，意象则成为语言表达的内涵。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陈风・月出》中写到：“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兮。舒忧受兮，劳心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这是一首吟唱男女美好爱情的民歌，诗的开头对月光的描写可谓达到了极致，“月出皎兮”、“月出皓兮”和“月出照兮”，使我们仿佛看到一轮皎洁的明月悬挂在幽静的夜空中，夜色的“黑”与月光的“白”所构成的色彩更加渲染了景色的朦胧与迷离，为描绘女子的容貌和姿态埋下了伏笔，“佼人僚兮”、“佼人兮”和“佼人燎兮”，以月色的明亮比喻女子娇媚的脸庞;“舒窈纠兮”、“舒忧受兮”和“舒夭绍兮”则描绘了女子行走中的倩倩魅影，“劳心悄兮”、“劳心兮”与“劳心惨兮”则抒发了诗人那可感而不可见的怜惜与惆怅之情。
《诗经》中的诗多为四言，语言简练、结构严谨，这首诗短短48言将景物的形状、色彩以及人物的容貌、姿态所构成的“画境”淋漓尽致的勾勒出来，女子之美与月色之美所构成的“绘画意象”产生了迷人的“意韵”。
再如苏东坡的词《水调歌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将月亮的色彩变化、形状变化与人生悲欢离合的情感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月亮的形状变化更体现了介于具象与抽象的意象图形，使我们每当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情境下，都会产生一种凄婉之情，这是对变幻莫测人生的`无奈，但更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向往。客观物象的色彩、形态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心境下被诗人升华为“意象”继而产生了不同的意境，“绘画意象”在诗词创作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古典诗词与绘画对空间的表现
古典诗词对空间的表现以及“意象”在空间中的组合方式很多，就如同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法，根据物象在空间中的组合需要，将不同视点所见的物象组织在同一个画面中，可以表现“千里咫尺”的开阔境界，诗人很好地运用了这种空间组合方式创造出诗的意象，这种意象不受客观物象的限制，将内心感受和体验与客观物象相契合，创造一种启发观者想象的诗外之“象”。
建安文学的代表曹操在北征乌桓胜利后班师途中登临碣石山作《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诗中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气势磅礴的、流动着的山水画卷，这与中国绘画的构图方法和虚实、布势、对比、均衡、疏密表现手段契合的如此完美。“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沧海荡漾的动态景色和山峦挺立、草木丰茂的静态景色被并置在同一个空间内，诗中的“人物”在空间中凝聚为一个“点”，水天交接处延展成一条“线”，天空与海面构成一个“面”，点、线、面的绘画语言在空间中形成对比，构成了诗的主题空间。继而又言，“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以联想与比喻的方法将自然景色进一步延伸，创造出更广阔的“意象空间”，是客观存在的物象，而“若出其中”、“若出其里”则比喻“日月之行”与“星汉灿烂”从海中出现，客观物象被诗人虚拟为主观意向，以沧海波澜壮阔的气势寓意诗人气吞山河的胸襟与气魄。“人在诗中游”、“人在画中行”的“绘画意象”在诗的空间构成中得以体现。激昂慷慨的思想与爽朗清新的艺术形式完美地结合起来，体现了诗人独特的空间审美意识。
色彩在诗词与绘画中的运用
色彩在古典诗词中的表现虽不像绘画那样直接再现，但其相互渗透与影响的关系却在字里行间中得以体现，启发我们产生相应的情感体验。色彩构成的“绘画意象”给古典诗词带来了深邃的韵律与节奏，通过色相的对比、明度的变化，诗人对色彩观念的探索使色彩本身具有了充分的表现力和丰富的象征意义，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色彩范畴，达到了高度的抽象概括，色彩在诗词创作中的运用，更多的是为了适应主体的精神需求，而不受客观色彩的制约。
北宋词人黄庭坚《南歌子》词：“槐绿低窗暗，榴红照眼明。玉人邀我少留行。无奈一帆烟雨画船轻。柳叶随歌皱，梨花与泪倾。别时不似见时情。今夜月明江上酒初醒。”这首词抒发了离别之意，从色彩描写入手，“槐绿低窗暗，榴红照眼明。”槐树茂密的绿叶遮挡在窗前，使屋内显得幽暗，同时屋外竞相开放的榴花红艳似火，耀人双目，这两句不仅描写了色彩的色相，还照应了色彩的纯度及明度的变化。“窗暗”与“眼明”形成了色彩的明度变化，“红”与“绿”这对纯度极高的互补色，产生了强烈心理刺激，对人物心情和环境气氛起到了渲染的作用，增加了诗词情感色彩的浓度。屋内的幽暗使人产生一丝惆怅，而屋外红火的景象与屋内形成对照，反而更加激发了离别的忧伤。“玉人邀我少留行。无奈一帆烟雨画船轻。”这句则绘出江上烟雨凄迷，轻舟待发的景象，虽没有直接的色彩描述，但我们眼前仿佛呈现出带有一丝淡淡忧伤的水墨画卷，无限凄楚的别情在诗情画意营造出的意象中宛转流露，诗人依据自己对世事的体验，将所见之色彩重新组合形成特定的空间关系，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抒情意境。
色彩的变化反映出不同的情感与审美趋向，或华丽，或朴素，或喜悦，或忧愁。当人们感受诗词中的形象和色彩时，脑海中会浮现出相应的色彩状态，从而赋予色彩以特定的内涵，诗词创作中除了色彩的基本要素之外，还利用光线、季节的变化渲染气氛和抒发情怀，诗人善于巧妙运用色彩的差异来调动情绪的变化。
唐代张志和《渔父》词：“西塞山边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春江细雨不须归。”诗人用“诗画”的手法抒发了心中的淡怀逸致，斜风细雨下的江南春色，远处山边高飞的白鹭鸶，近处落英缤纷的春水绿波，将一刹那的空间状态相对凝定成画面，读者对江南春色美景也有了一个高度凝练的体验机会，这种“着色的情感”，绘画的鲜明性和直观感仿佛可以使人触摸，增强了诗歌意境的感染力。作为词的中心，则是头戴“青箬笠”，身着“绿蓑衣”的渔父，“青”与“绿”，都在斜风细雨中被吹淋，色彩变淡了，所有的一切也变“淡”了。通篇流露着淳朴、自然的情调，那对人生的态度与词中色彩的“淡”糅合在一起，使读者走进了一个“平淡”的境界，色彩的表现给古典诗词带来了浓郁的画意和鲜明的节奏。
结 语
清代词人陈廷焯曾说：“诗外有诗，方为好诗;词外有词，方为好词。古人意有所寓，发之于诗词，非徒吟赏风月以自蔽或也。”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又言：“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诗词的意境通过情景交融后的“意象”得以传达，中国古典诗词在当代得以传承和发展，与中国传统绘画有着密切的关联，正所谓“功夫在诗外”亦或“功夫在画外”，诗词艺术与绘画艺术殊途同归，那“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境界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再次创作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