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歌的形式特征
形式，即体式，指诗歌的语言结构的组合方式，它是为内容服务的，有时奇妙的形式能够造成特殊的艺术效果，有助于读者理解诗意、加深印象。朱光潜先生认为：“诗的实质是语言所表现的情思，形式是情思所流露的语言。”语言是表现思想感情的工具-语言形式实际上也是诗人思想性格的外化，是诗人的一种生命形式。人既是自然的人，也是社会的人，人的思想性格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因此，诗歌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存在形式。
1.“风”“骚”并称
中国文学史上以“风”、“骚”二体并称，源自《诗经》之“国风”和屈原的《离骚》。
《诗经》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500年间的作品，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305篇。本只称《诗》，因举成数，又称《诗三百》，又因列为儒家经典之一，故称《诗经》。据《史记》等书记载，《诗经》系孔子编纂。内容分为风、雅、颂三类。风，是产生于西周各国，有不同地方风味的的民歌；雅，是有关政事的诗歌；颂，是统治者通过祭祀为自己歌功颂德的诗歌。赋、比、兴，是《诗经》的主要表现方法，与风、雅、颂合称“六义”朱熹的《诗集传》云：“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如《静女》通篇用赋；《硕鼠》通篇作比；《关雎》中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兴起，引出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由禽之思偶鸣叫引出男子对美女的思慕。《诗经》的主要特点是：以四言为主；普遍运用赋、比、兴手法：章法上多重章叠句，反复咏叹：至少隔句押韵，有时换韵，句末若有虚词，在虚词的前一个字上押韵，有时押入声韵；大多诗篇采取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
楚辞，亦称“骚体”，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文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创制的一种新的诗体。代表作是屈原的《离骚》。这类作品篇幅、旬式较长，形式自由，富有浪漫气息，多用“兮”字助语势，抒情气氛浓，有南方地域色彩。汉成帝时，刘向将屈原、宋玉等人的辞赋编为一集，定名为《楚辞》。
2.赋、乐府与歌行
赋，原本为《诗经》“六义”之一，是一种铺陈直言的文学表现手法，后来人们又把用这种手法写成的文章称作赋，沿用其名至今，成为一种文体名称。用华丽的辞藻进行铺陈描述，是赋的表现形式；刻画客观事物，抒写作者情怀，是赋的内容。赋是诗歌的一种变体，兼具诗歌和散文的特点，铺陈其事，讲究文采，多以四言、六言为主，隔三夹五押韵。赋在汉代时最为兴盛，故汉赋也称古赋，与唐诗、宋词并称。其特点是篇幅长、多问答，韵散夹杂。喜用生僻字。六朝时称俳赋，也称骈赋，其特点是篇幅较短，讲求骈偶和用典。唐宋时用于科考，称律赋，讲究格式、对仗、平仄、押韵等，不超过四百字。中唐以后，受古文运动的'影响，成为文赋，其特点是句式参差，多以散代骈，押韵较随便，行文流畅，与散文接近，越来越离诗歌远了。如杜牧的《阿房宫赋》、欧阳修的《秋声赋》等。另有一种说法，认为赋分四类：骚体、骈体、文赋、杂赋。
歌行又称“行”，是古体诗的一种，是乐府歌曲的一种体裁音节、格律比较自由，句子长短参差。歌词音节较长的称“长歌”，如汉乐府中的《长歌行》，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名句，妇孺皆知。歌词音节较短的称“短歌”，如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此诗慷慨悲凉，堪称千古绝唱。又如杜甫的《兵车行》，没有沿用古题，而是缘事而发，即事名篇，自创新题，运用乐府民歌的形式，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生活。
3.格律诗和律诗绝句
格律诗，是按照固定的格式和严密的韵律写成的诗歌。所谓“篇有定数，句有定字，字有定声，韵有定位”，就是说在字数、句数、节数、平仄、对仗、押韵、变化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规格、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的律诗、绝句、词、曲，日本的俳句以及西方的十四行诗等都是格律诗。
律诗，一般每首八句，一二句称首联；三四句称颔联：五六句称颈联；七八句称尾联。第二四六八句必须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通常押平声韵。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每句是几个字(言)就叫做几律，如五律、七律；每首超过八句，就叫排律(长律)：每首是六句的话，叫做三韵小律；每首截八句的一半(四句)就叫绝句，如五绝、七绝。唐以前已有绝句，称古绝：唐以后的绝句称律绝。律诗和绝旬内在的结构形式是起承转合。
4.词
词，亦称曲子词、乐府、长短句、诗余、琴趣等。约起源于隋朝，定形于中晚唐，盛行于宋代。
曲子词的“曲子”是“燕乐”(宴乐)曲调的意思；“词”是与这些曲调相谐和的唱词。依乐谱声律节拍写新词，叫做“填词”(依声)：依前人作品的字数、句数、声律、韵律而填写，与音乐分离，就成为一种句子长短不齐的格律诗。词有词调，每种词调有特定的名称叫做“词牌”。不同的词调，段数、句数、韵律、每句的字数、句式、声律等均有各自不同的规格。
5.曲
广义的曲，泛指秦汉以来各种可以入乐的曲词。狭义的曲，单指与诗、词并列的曲。即宋代及其以后的南曲、北曲，盛行于元代分戏曲(杂剧、传奇)、散曲(小令、套数)。曲和词都是依声而作,体式相近，但曲比词更为灵活。曲，一般在字数定格外还可以加衬字，较自由，且多口语、俗语、俚语等。
二、诗歌的分类
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标准，可以给多种多样的诗歌大致分类：按内容性质和表达方式的不同，对抒情诗、叙事诗、哲理诗作一些具体的介绍。
1.抒情诗
抒情诗是以作者的口吻抒发主观情绪、情感的诗体。一般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即使有某些片断的景物描写，也是为了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根据作者对客观事物的态度和作品的内容，可分为颂歌、哀歌、恋歌、田园诗、山水诗、讽刺诗、咏物诗等。抒情诗是最富有个性、最能体现诗歌抒情特点的诗。例如李清照的《武林春》，以其委婉纤曲的艺术手法，巧妙地表达了深沉复杂的内心感情，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从而成为后人盛传的抒愁佳篇。
2.叙事诗
叙事诗是以叙述者的口吻讲述故事、刻画人物、反映生活的诗体。它与抒情诗相比，有较完整的故事情节，能采用各种手法描写套物，但与小说戏剧相比，它的情节比较单纯，跳跃性强，人物性格比较单一，细节较少，叙述语言比较概括并充满激情。如白易的《长恨歌》就是上乘的叙事诗。这首长篇叙事诗叙述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
3.哲理诗，
哲理诗重在哲理的揭示，通过形象的比拟开掘生活中的道理与规律。以往是把它归入抒情诗的。如卞之琳的《断章》，揭示了一种深刻的人生哲理：人生处处存在“相对状态”，作为群体的人与自然，是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
三、诗歌的来源
一：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中国诗歌从击壤开始，“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吟唱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响彻云宵。
中国诗歌自始至终承担着“美刺”的社会职能，庶民吟之，铎铃采之，王侯听之，以知得失。无论：“大人君子，不素餐兮”的讽刺还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批判，无不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和与剥削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
自然界的游戏规则是：老虎吃人没有错，是应该的。人类社会的游戏规则是：统治阶级不劳而获，享尽荣华富贵，劳动人民终身劳作，受苦受累也是应该的。这种规则进行到一定阶段，每当统治阶级偏离正道，或横征暴敛，人民不堪重负；或，骚腥弥天。人们以诗歌唱出自己心中的忿懑，冀统治阶级醒悟。此为诗歌之正道。或以诗歌唤醒民众，摒弃暴君，甚至愤怒一击，铲除匪党，摧垮腐朽统治，净化空气，光大天地。此为诗歌之末流。总而言之，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是诗歌之天职。
诗道兴于国衰，《小旻》作而西周亡；屈子吟而楚庙焚；李杜哭而贵妃缢。诗人者不祥之物也，歌则惊天地泣鬼神，其气拟兵，象合于天，畏之则昌，犯之则亡。赢氏政焚诗书，乱天纪，贤者至商山，邑人徙武陵，戍卒叫，函谷坏，天下大乱。唐德宗步赢氏后尘，焚诗书，效坑儒，唐室崩坏，祚终庙毁。
二、三代之诗古朴典雅，衰周东迁，诗道沦丧。战国诸侯纷争，战火连年，民不聊生。
屈子辞赋独领风骚。炎汉承秦焰余毒，文人雅士噤若寒蝉，不料诗在民间，只可惜保存至今的只有十九首。从战国初至汉末数百年间，中国诗歌几近消亡。如果说苏李诗为伪作，《古诗十九首》可以填写这一空白。建安年间动荡不安，皇纲废弛。七子吟唱声震苍穹。蔡琰、曹操以朴实的语言如实记录了社会动乱给人民所造成的灾难。同时出现了民众口头传唱，后经文人加工修改而成的《孔雀东南飞》。
魏晋诗歌风骨峻拔，嵇康戕于司马，陶令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放浪形骸于山水间。诗人多以吟咏名山大川，抒发个人情感为主。既不关心政治，也不关注民生。
南北朝宫体诗轻佻、艳丽，多贡媚之词。大唐国力强盛，以诗取士，直接催生了千古第一诗人的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可悲的是李白和杜甫坎壈终生，一个淹死在小溪里，一个饿死在独木舟上。诗仙和诗圣从以诗取士的大唐王朝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他们给后人留下了光焰万丈的诗篇。相反，李林甫，杨国忠等不学无术的狗奴才却居高位，享厚禄，以声色犬马迷惑君王，祸国殃民。正是“凤凰在笯，鸡鹜翱翔”。
人类社会就是如此荒唐，明君千载不遇，而昏君不可一日缺少，人类社会就是在荒唐和混乱中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李唐而下，历代文人大多和李杜一样，穷困一生。如今假使曹植再生，李白复活也只有被活活饿死，而多少奸商却刊印他们的诗集而发财，这就是中国文人的悲哀，也是这个历代统治阶级一贯标榜“文明”而力倡愚昧的伟大古国的痼疾。
三、初唐产生格律，无形中给中国诗歌这匹野马套上了笼头，渐渐成了羁绊。
自此中国的诗歌不但失去了承担社会职能的能力，而且仅仅成了文人士大夫们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和互相酬答的一种娱乐方式。诗歌自身的功能逐渐衰退。只能躲进文人的塔里顾影自怜，与普通百姓彻底绝缘。诗歌本身源自民间，与普通百姓绝缘就失去了本源，只能是一潭死水。好在包括李白的乐府诗和杜甫的《三吏》、《三别》在内的好多诗歌都未受到格律的束缚，才使得唐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放光彩。
五代乱离，赵宋暗弱，强敌压境，国土日削，被迫南迁，元代为鞑奴所统治。
从残唐至明初，一千年间，我们的民族在呻吟，诗神在哭泣。有明江山一统，国力蒸蒸日上，经济繁荣，诗道呈现复兴势态，但是“台阁体”严重影响了诗歌的健康发展。虽然前后七子力主复古，“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未脱唐人窠臼，三百年间止起涟漪，不见巨澜。
清季，诗歌开始复苏，可惜五四运动以来，文学巨擘全倡导白话文，新诗介入，直接取代了旧体诗。中国诗歌就象一位雍荣华贵的阔太太被颇辣刁蛮的乡村野妇撵出了家门，并且揪住格律的长辫子任意踢打。几乎出现了诗歌断代史的局面。直至今日，面对新诗如此猖獗的势态，墨守国古的老先生们依然揪住自己的长辫子不肯松手：“凡不合格律，概不为诗。”
格律诗不一定就是最好的诗，古诗十九首既不求对仗，也不拘平仄，谁也不敢说不是好诗。相反格律诗为求对仗大多有词性相同或相反的词语堆砌、拼凑的弊病。
当然也有人讥讽格律诗是“小脚”、“太监”，诚不为过。“小脚”、“太监”，奴才也，有何作为？假如中国诗歌一开始就有格律，是“小脚”、“太监”的话，即没有四诗，也没有唐诗，中国也不会成为诗歌的国度。
四、中国诗歌形式多样，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甚至十一言。还有长短不齐的杂言诗和乐府诗。乐府诗形式自由，语言俚俗。历史上的曹魏父子和李白、白居易等大诗人都以乐府诗见长。
唐宋以来，人们论诗，一般指格律诗。诗不合格律则画眉深浅不入时，羞于拜舅姑。诗歌成了个别文人的专利，庶民百姓的吟唱只能是野曲，根本不被世人承认是诗。而大多数文人望格律而生畏。只有个别文人按平仄格式模仿唐宋诗。文人诗作了一千年，其结果是诗歌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彻底消亡了。我们的先人与其说是给子孙后代留了三分田，倒不如说格律税太重，他们交不起，才让诗歌的肥田又荒了上千年。
中国诗歌从古诗十九首“无乃杞良妻”开始用典，后人受汉赋的影响大量用典，至李白达到了用典高峰。杜甫一改昔人用典陋习，即事名篇，开新乐府先河。后来白居易、元稹有所继承，但均未超越前人。宋、元诗似乎无一可取；明诗用典已成痼疾；清诗用典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佛教用语，名人名言大量堆砌。已经到了不看注释读不懂的地步，几乎成了诗谜。虽然出现了大量的长歌但是已经不是诗了，且不说近于白话，一篇中相同的句子反复出现（如余梅《听屠生说马僧事，证之随园所书者，记以古诗》），甚至好多句子连在一起反复出现（如姚夑《双鸩篇》）。
或谓宋诗是入韵的散文，清诗承宋诗之弊，且孙不如祖，已经是入韵的小说了。
五、因为古典诗词早已是过时的体裁，在当代文学领域非主流，坚守诗词阵营的包括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大多是退休老人，他们拿着退休工资，生活无忧，写一点吟花弄月的小调自娱，无病呻吟。再加上普及白话文，人们的阅读能力非常低，读不懂诗词。这些原因是当今人们屛弃古典诗词的主要原因之一。
诗道衰微已过千载，我们要发扬光大诗歌艺术，首先要冲破格律的束缚，大胆仿古。当今有人喊出了超宋赶唐的口号。旧体诗如果压不倒新诗的声势，在诗歌的国度没有一席之地，仍然难以生存的话，超宋赶唐只是一种梦想罢了。
假如说四诗是中国诗歌的青春期的话，唐诗便是壮年期。要说中国诗歌已经步入晚年，余辉返照，落霞满天，应该更加辉煌，而这种风雨欲来烟满楼的势头早已呈现。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的诗词学会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特别是戈壁明珠石河子诗词学会成立二十年来，先后编辑出版了当今海内外名贤俊彦的诗词集二十多部，石河子诗词学会的老师们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冲锋陷阵，同时，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这无疑是我们这一代诗词爱好者的荣耀和福气。
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格律诗皎然无力承担反映社会生活的重任。中国诗歌应该尽快冲破格律的樊篱，轻装上阵，紧跟伟大民族的复兴步伐，重新走向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