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网络诗歌的传播
一、网络对诗坛的改写
诗歌公共传播媒介迅捷发展，使传统单一的政府审批的纸质媒介拓展到民间刊物、官方纸质媒介和网络媒介等诗歌立体传播媒介。官方纸质媒介一般分为上半月刊和下半月刊，上半月刊为传统刊物，下半月刊一般是“官方刊物＋诗人挂帅＋民间资本赞助”的诗歌运作方式，民间刊物则基本上都是诗人通过各种赞助自发编辑的纸质印刷品，民间立场的加盟使得诗歌从庙堂之上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化追求。《诗歌月刊》第一个在网上正式安家落户，《星星》诗刊、《诗潮》、《诗选刊》、《扬子江》、《绿风》等刊物紧随其后，官方诗歌刊物对网络诗歌的指导性参与及肯定性认同，推动了网络诗歌的发展，网络诗歌已成为纸刊的选稿基地。更重要的是，网络媒介的发展使得诗歌、诗歌刊物都纷纷走上了网络诗歌媒介的发展路径，而诗人也纷纷建起了个人诗歌博客，黄遵宪当年倡导的“我手写我口，古岂能牵拘”的诗歌写作模式如今完全实现。
同时，网络诗歌在传播途径上也更为自由顺畅，网络的出现打破了传统诗歌媒质编辑和传播的单一结构以及垄断性地位，诗人不必因为美学旨趣、编辑口味、刊物规范等问题有意迎合刊物的口味。可以说，民刊的出现，使更多的诗人创作得以肯定、传播和被人接受、阅读，诗歌的生态环境日益自由宽松，文本创作也更具个人性和自由化。瓦尔特·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中所勾勒的景象在网络化得诗歌时代皆以实现，本雅明认为，所有的读者都变成了作者，读者、作者和批评者频繁互换，没有专家和权威，在“众声喧哗”中到处是虚拟情境，意义不稳定的碎片，即时交流，新风格和新经验的书写，不连贯，胡闹，主体变形，重复，震惊。这些场景如今都以网络在场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网络的崛起以及诗歌网站、个人博客的兴盛，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它有效地解决了诗歌在这个时代发表和出版难的问题。网络的自由性和包容性在虚拟空间赋予了诗人、诗歌爱好者平等自由的话语权及对话权，任何人，只要你愿意写，都可以在自由、平等、开放的网络和博客空间发表，而且立即获得他人的关注和回应，在短暂的过程中你迅速感受到了成果发表和被人关注的喜悦和快感，大大刺激了诗人的创作激情，从而使很多新诗人迅速进入诗歌界。
但不可避免，网络也给诗歌带来了负面性。网络艺术是一种数字化的虚拟艺术，它只存在电脑空间（赛伯空间，cyberspace）之中。 在杂语并存、多元共生的后现代语境中，网络改变了我们“改造世界”的生活态度和生存姿态，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和表达方式。网络话语的空前自由，使诗人从单一封闭的时代开始入一个有更多机会表演和宣泄的时代，使得网络诗歌写作更即兴、更简单、更个性、更随意，网络诗歌创作不受任何束缚，而且发表的“门槛”低，有的诗人或诗歌爱好者缺少相应的自制力、道德力、责任力和专业力，随意在网上书写所谓的“诗歌”，把诗歌的性灵、责任、美学全部抛弃，剩下的只是“顺口溜”、口水化，甚至是一些“色情诗”，如此也加剧了诗歌被贬抑的发展状态，致使出现诗歌恶搞现象。当然，诗歌恶搞现象是诗歌爱好者对于1980年代中后期已降中国当代诗歌日益泛滥极端不满的“集体暴 动”和渴求新诗规范和精品诗作出现的文学诉求，是对恶心的口语写作和下半身写作的“集体清算”，是对意象清新朦胧、韵味自足的现代汉语诗歌回归的渴盼，诗歌爱好者以腼腆的怀旧情结和极端的诉求方式对抗迫使美好传统日益沦丧的后现代秩序，从而还原日常生活和美好传统的审美诉求。
一般说来，网络诗歌以其平等性、边缘性、开放性、互动性、自由性及民间性，使诗人和读者摆脱了传统诗歌话语中编辑权力对诗歌本体的遮蔽、过滤等干预性处理。诗歌不仅是文人雅士、阳光白雪的创作，也是普通细民、下里巴人参与日常生活的有感而发的情感吟诵。“网络诗歌”已经走向了当代诗歌场的舞台中心，并初步确立了自身的法则，在参与者、组织形态、交流方式和交际功能等上参与了诗坛的建构，他们抛开了“社会面具”和“审美焦虑”，尽情地在网络世界里抒情写意、感慨人生。尤其重要的是，在网络诗歌创作中，女性与男性诗人共同参与到虚拟空间中的诗歌书写。
二、博客时代下的“新红颜写作”
如上所说，网络的出现极大地刺激了诗人的创作和诗歌的交流，让诗歌重新焕发了青春。同时，网络诗歌正以自由抒写的开放性、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即写即发的便捷性、探讨交锋的互动性、传播方式的时效性，改变着诗歌原有的交流与发表秩序，改造了情感传输与抒发的方式。许多女性参与网络诗歌写作引起了众人诸多的目光，创作出了许多诗歌精品，可以说，近十年来网络诗歌创作中最引人关注的诗歌现象就是优秀女诗人的不断涌现。李少君、张德明不久前在海口的对话《海边对话：关于“新红颜写作”》 ①即是对这一现象的集中概述。“网络时代尤其是个人博客出现后，涌现出了大批年轻优秀的女诗人。这些女性诗人的职业与身份越来越多样化，她们大体都受过高等教育，职业比较稳定，也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很多人在开博客写诗时，还很喜欢贴照片展示形象，我觉得这种诗歌写作不妨称作‘新红颜写作’，一种产生于网络时代的与以往女性诗歌有所不同的现象。”评论家李少君和张德明在对谈时提出了“新红颜写作”这一全新命名。李少君还举了个例子：河北石家庄的一个叫施施然的年轻女诗人，在新浪开了个人博客，去年11月开始诗歌写作。半年时间里，她写了60多首诗，每首诗都有大量读者跟帖，甚至一些著名诗人也成为她的“粉丝”。施施然的不少诗作迅速流传，并在《诗刊》、《诗选刊》、《羊城晚报》等刊物和报纸上发表。李少君和张德明甚至预测，“红粉兵团”的加入使当代诗歌染上浓厚的“脂粉味”。这种对诗歌现象的敏感概括与理论提升的探索勇气确实是可嘉的，但会不会夸大了女性诗歌的作用，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命名呢？
“红颜”是个暧昧的词语，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古语云：“自古红颜多祸水”。所以，现在论争双方都把矛头指向“红颜”。实际上，在我看来，“新红颜写作”应该是和“旧红颜写作”相对应的，也就是和传统女性诗歌相对应的，因为女性诗人都可以称做为“红颜”，从古至今，薛涛、李清照、秋瑾、林徽因、舒婷、王小妮、翟永明、伊蕾、安琪、李轻松等诗词作者皆是“红颜”，但是她们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诗歌，她们的生存语境、情感表达方式、诗歌发表方式与传播方式都是比较原始的印刷式。而“新红颜写作”换个说法应该是“新女性写作”，她们的生存语境、情感表达方式、诗歌发表方式与传播方式都与传统的旧女性诗歌写作不同，传统的女性诗歌写作不仅是自己内心心灵的独白，更要契合社会时代的审美要求和编辑刊物的审美口味，而“新红颜写作”不会迎合社会时代的审美要求和编辑刊物的审美口味，因为她们的作品都是通过网络博客上传发表，不需要编辑审批，所以，她们的创作只需要表达个体的内在情绪。显然，没有外在附加因素的“新红颜写作”我手写我心，自然更能触及到许多读者的内心郁结，被读者认可并产生共鸣。同时，在网络时代，这些“新红颜写作”诗人大都是具有稳定收入的小资，在闲暇业余之时，她们希望吟诗作赋调解生活风情，并通过网络发表与传播的方式进行公众视野。而对于当下生活快节奏的大多数人来说，生存焦虑迫使他们不得不远离文学，但他们欣赏和钦羡小资情调，“新红颜写作”的小资情调弥补了他们内心的冲动，那份久违了的快感使得他们喜欢阅读这类诗歌，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缺乏小资情调的大多数人在网络诗歌阅读的过程中享受到了白日梦的愿望补偿，这也是李少君、张德明对话中所谈到的“新红颜写作”出现“粉丝”的原因。
女性天然具有诗歌创作的优势，她们细腻的敏感的缜密的内心经验使她们特别擅长抒情与叙事。女诗人捕捉和描述细节的细腻是男诗人所不及的，更重要的是，女性作为情感的动物，在抒情方面也别男性诗人略高一筹。贾宝玉说：“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所以大观园十二钗各个性格鲜明，而从古到今优秀女诗人、女词人的出现无不与她们的抒情优势有关。正是女性的天然的抒情与叙事的优势，使她们的诗歌收到追捧，很年轻就在网络上成名，似乎也印证了张爱玲“出名要乘早”这句话，这些优秀的网路女诗人包括蓝蓝、安琪、李轻松、莱耳、周瓒、晓音、叶丽隽、冯晏、路也、娜夜、尹丽川、郑小琼、赵丽华、林雪、吕约、宇向、巫昂、池凌芸、扶桑、李小洛、宋晓杰、林雨、杜青、苏浅、李成恩、白玛、徐颖、古筝、范雪、衣米一、杜绿绿、梅花落、金铃子、原筱菲、高璨、梅依然、重庆子衣、海烟、玉上烟、胭痕、余小蛮、海湄、苏笑嫣、王妃、施施然、横行胭脂、蓝冰丫头、阿毛、吕布布、吕露、谈雅丽等。在她们的诗歌博客中可以看到她们的诗歌创作更多的关注日常生活以及个体生存经验，在叙事与抒情的诗歌写作路径中呈现出女性宿命般的时光感和生命体验中的疼痛与忧伤，其悲悯的人道主义情怀总是自然流露出来。作为重庆“红粉军团”典型代表的金铃子进行诗歌创作的时间非常短，诗人回忆说：“2005年8月6号的下午，我在百度里输入两个字‘诗歌’，出现了一个网站，中国诗歌网。我当时非常惊讶，啊，还有这么多人在写诗。我仿佛一条即将干枯的河水，一下子来到了大海。”网络成为了金铃子诗歌创作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激情与能量的契机。随后，金铃子勤奋创作，丰富情感得到施展，在诗歌中固执地抒情，回归诗歌的诗意，在网络上脱颖而出。从2005年到2008年三年时间，金铃子写出了不少新诗作品，并得到诗歌界和大众的认可。2008年秋，金铃子成为诗刊社第24届青春诗会成员，《诗刊》对她的`诗歌给予高度评价：“她的诗作常常有出人意料的神思，这体现出她敏锐的直觉，让人看到她诗歌中的灵动之气。她也有奇异的想象力，让我们感受到一份新颖和独特，而她的想象力来源于生活，也来源于她个体体验的凝结。这也使她的诗细小，却包含着尖锐，有时直击我们心灵中，疼痛的一部分。”施施然真正开始诗歌写作是2009年11月，距今也不过半年。半年内她就相继写出了《带上我的名字去轮回》、《我常常走在民国的街道上》、《预谋一场两千年后的私奔》、《印在书上的码头》、《战乱年代》等诗歌，并相继在《羊城晚报》《诗选刊》《山东文学》《天涯》《诗刊》等报刊发表，被公众认可，这种诗歌生产、发表与传播的速度是非常迅猛的，它借助于网络尤其是个人博客的零壁垒传播，让公众迅速接受并承认了她的诗歌创作。她们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也许不久的将来，“新红颜写作”这个概念如果不是现在李少君、张德明提出来，将来也一定有人会提出来。因为，一定的诗歌现象就需要一定的研究者去给以观照，李少君、张德明的这种前瞻性眼光和勇气是令人敬佩的。
三、新红颜写作的走向
网络时代的女性诗歌写作正以一种主体姿态改变了文学的格局，“新红颜写作”自然也是实至名归，她们之所以会以一种整体性的诗歌现象出现在公众视野面前并被诗人、批评家李少君、张德明敏感的抓住，主要原因是网络的公众性与生存焦虑反拨下的诗意追寻。
首先是网络的公众性。网络的宽松、自由、便捷、平等、互动的平台优势以及诗歌博客公众展览式的储存库优势，为诗人的个体化写作提供了条件，更“新红颜写作”这一现象的崛起创造了有利的写作环境。自由、开放、迅捷发表的网络空间激发了女诗人的私密性写作的欲望和公众性发表的渴盼，博文之间的互动使得诗歌发表不再是小圈子人物特殊权利，博客成为女诗人展露才情的秀场。在这样的文学语境下，女诗人在诗歌中尽情释放自己的独异的艺术魅力。例如“80后”女诗人李成恩的诗歌，凭借书写汴河、高楼镇这些故乡经验而进入我们的阅读视野：“以‘汴河’为主体的系列诗章，采用铺排的语势和镜头剪辑的笔法，在历史的追味与现实的采写之中，将诗人的童年记忆和少年感知艺术地呈现出来。诗人视野开阔，意象取用自然平实又颇具诗味，诗歌语言纯熟老到，不蔓不枝。”②李成恩在传统文化的诗意延伸中观照故乡的河流、小镇以及点滴往事，以一种抒情与叙事的方式捕捉美好记忆，显得开阔大气。金铃子的、横行胭脂、施施然等抒写日常生活以及人生经验，在诗意的获取中显得敏感、典雅、细腻和温爱。这一切的实现都是因为有了网络，有了博客。是的，网络博客为女性敞开自由的心灵和自由的书写平台，他们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解放自我，释放心灵压力。借助博客空间的发表和平面刊物的选载，“新红颜写作”这一诗歌群体显示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其次，生存焦虑反拨下的诗意追寻。在当下，大众文化的娱乐和日常生活的焦虑已经消解了我们的激情，每个个体在繁重的日常生活和紧张的社会交往中过度地透支着人性中应有的诗意，这是历史和语境给以我们的宿命，谁也无法逃离。但是，在这种生存焦虑的反拨下，“新红颜写作”的女性诗人借助网络博客，在内心中依然坚守最后一片诗意的净土，对传统文化和古典诗意进行坚定地守护，借助网络尤其是博客的开放性传播发表诗歌，通过文本传递出不同流俗的卓尔宣言。“新红颜写作”诗人凭借着对诗的爱好和女性对诗意偏好的天然敏感的努力，通过自己的诗歌想像对现实社会、日常生活表达自己的看法，在情感想象和日常生活经验的言说上获得了诗意的抒情和细腻的独白，而叙述中所透露的对诗意和抒情进行坚守的独立姿态自然就卓尔不群，实在难得，这里没有任何矫情的成分，有的只是年轻女性以自己细腻的笔触、诗性的语言营造着一片片诗意，在这诗意的创造中浇灌出了属于她们自己的独特的、灵动的诗歌意象。
因此，执着于对个人心灵和社会存在的经验抒情和叙事命名的“新红颜写作”作为代际命名成为一道新的文学景观。作为诗人年龄集约方式和诗歌创作追求的命名方式，它受到个体性的知识、经验、美学诉求、想像方式和价值立场的制约，也受到集体性的文化境遇、生存经验、姿态与立场的挑战。但是，由于精神成长的相似性和世界认知的通约性，由于诗歌发表和传播途径的相似性，这些活跃于网络博客的年轻女性诗人作为一种诗歌现象正发挥着自己独特的声音。而李少君、张德明的《海边对话：关于“新红颜写作”》无疑把各自为阵的这群人聚集在同一面旗帜之下，使她们摆脱了未被归类的焦虑和惶恐，进而有了一种诗歌创作的成就感和归属感。诗人古筝就认为“新红颜写作”是应该可以用时代来划分的：“即指向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间从诗坛涌现出来的一批女性新面孔，并很快脱颖而出的那一部分，她们以女性身份介入诗坛，但她们的写作也并非全部都是女性化的，红颜只是我前面提到的性别身份。”③这是一种较为清晰地外延划分的方式。诚然，“新红颜写作”可能值得商榷，但这个概念命名抓住了当下诗歌和时代的脉搏以及特点，对一部分新兴诗人进行归类，客观上确认了她们的诗歌创作方式及其成就。当然，“新红颜写作”中诗人较为浮躁，作品没有精雕细刻，正如张德明博士在对话中所说：“一些女诗人为了追求诗歌创作的数量，为了使自己的博客能日见更新，为了让读者能持续地来此光顾浏览，她们往往会将一些并不完全成熟的诗作迅速挂到网上，这些仓促而就、未及细致斟酌和删改的诗歌作品常常会显露出某种明显的瑕疵。”而且，作为女性，她们往往把一些私密的东西当做公众阅读的内容，尽管这种“窥玉”能够满足读者的“意淫”心理，但不足以成为诗歌对象。
不管怎样，作为一个文学现象的概念命名，它的有效性不仅仅在于对现象的归纳概括，更在于属性下的诗人能否在未来的诗歌发展中作出一番努力，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概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批诗歌作品能够脱颖而出，有一批诗人能够日渐成熟并走上中国诗坛，被诗歌史家和文学史所认可。所以，我正注目，李少君、张德明振臂一呼之后，“新红颜写作”中这些女性诗人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