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事迹材料1
从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回国至今，已经30年了。
_年的金秋，在上海西南角的衡山宾馆11楼，这位年近耄耋的老人轻轻撩开南窗的窗帘，显得十分感慨：短短的几年间，上海这座城市已经变得让所有熟悉她的人都认不出来了!
杨振宁已经有7、8年没有去上海了，他本想看看市容，唤起多年以前的记忆，但他已无从找到这座城市原来所给予他的印象，他看到的是一座全新的城市!
杨振宁认为，新中国已是一个新新中国了。
杨振宁还认为，中国在20世纪的科技进步非常之快，而且现在还继续保持着这种进步。再过三四十年，中国一定能够居于世界科技的前沿。
当谈到父母当年对自己的教育时，杨振宁十分坦率地承认，父母当年对自己的教育很明智。他小时候数学好，但父亲并没有刻意地向他灌输数学知识，上初一、初二时，还让一位着名的历史教授教他《孟子》。
对于当前出现低龄出国留学现象，杨振宁的看法很辩证：一个人的目标是在学术上和科技上有所成就，那的办法是在国内念好的中学和大学，到国外去念研究生;假如是求得将来的生活优裕，那么低龄出国的成功率比较大。
他还认为，中国的机会比外国的机会多。
他说：“清华的学生比美国大学的学生水平高。这话我不是随便讲的，是认真想过的。中国的学生数是美国的4倍，而中国的大学远远没有美国多。所以我说，哈佛大学学生的水平不能跟清华大学比。中国学生在美国念研究生，一开始有吃亏的地方，这是中国的教育制度太注意稳扎稳打所以导致学生的胆子小，一开始手脚放不开，时间长了，也就适应了，步子也快了。”
谈及中国科学家什么时候能够在本土问鼎诺贝尔奖，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信心十足地回答：“20年完全可以，10年里希望也很大!”
他说，他对冯友兰晚年提出的“旧邦新命”论完全赞同。
“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在21世纪是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旧邦中生长出来的新的国家。对于21世纪的世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哪!”
杨振宁事迹材料2
与自己的学生——国民党战将杜聿明的女儿成夫妻
_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念完六年书后，教了一年中学，教学的收获就是认识了班上一个女学生，叫做杜致礼。那一年，杜致礼17岁，后来她成了杨振宁的太太。
杨振宁出国的时候，并没有跟杜致礼谈恋爱。但是对于她的美丽与大家闺秀的风范还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两年之后，杨振宁与杜致礼在普林斯顿惟一的一家中国餐馆中不期而遇，两人竟然都有了“过电”的感觉。他们后来认为，这恐怕就是前生的姻缘吧。
这场姻缘不仅给了杨杜两人终生的幸福，还意外地让天各一方，似乎永世不得相见的岳父岳母有了晚年14个春秋的团聚。成为国共战争一首黄昏的恋歌。
_年底，时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以赴刑场的心情上战场，兵败被俘，两次以砖头猛击头部，自杀未遂。蒋介石得此消息，也不免心恸垂泪。但不料想，杜将军进了共产党的监狱，几年之间，便彻底“赤化”，于1957年被第一批特赦释放。蒋介石颜面尽失，雷霆震怒，不准许杜的夫人曹秀清和子女出入台湾。曹秀清带着婆母和5个儿女在台北生活十分窘迫。为了兑现当年蒋介石手谕的许诺，曹秀清曾找过宋美龄、张群等人反映自己的处境，然而均未结果。
_年，曹秀清突然接到女儿杜致礼和女婿杨振宁的信。说：“您的‘老朋友’与我通信了，他非常关心您，惦念着你们母子的安全。”曹秀清幡然领悟到“老朋友”就是令她朝思暮想、魂牵梦绕的丈夫杜聿明。
曹秀清清楚，她只有取道美国才可能见到她的“老朋友”。于是她向台湾_提出了要求去美国看望女儿的请求。但蒋介石却“关照”：“杜聿明的妻子儿女不得再离开台湾!”
_年初的一天，宋美龄突然派车接曹秀清到士林官邱。见面时宋美龄握住她的手说：“杜夫人，恭喜你女婿获得了诺贝尔奖，你该去美国看看他呀!”曹秀清喜出望外。宋美龄接着说：“杜夫人，希望你从美国回来时，把杨振宁也带回台湾，让他协助蒋‘总统’反攻内地。”这时，蒋介石也走进屋内问：“孩子们怎样?你的身体可好?”
曹秀清沾了女婿的光，终于获准去美国探亲了，期限为半年，逾期不归，罚以巨款。为防不测，台湾不允许她带子女，还特意找了两个位置相当高的人作保。_年，曹女士来到美国，再也没有返回台湾。
杜聿明获释后的愿望就是妻子能来内地与他团圆。然而曹秀清却一直心存疑虑，丈夫以败将之身，寄人篱下，能有什么好日子?她不相信按丈夫的性格，他会真心留在内地。因此她写信给丈夫，劝他不要强求自己。当她终于明白丈夫铁心扎根内地并非权宜之计时，她于_年10月回到了北京，甘愿与丈夫一起过清贫的日子。临回国前，她听说内地物资比较匮乏，写信问丈夫需要什么?丈夫想知道能贮存食品的冰箱是什么样，于是杜夫人为其从美国带回了当年很奢侈的一件家用电器。血海硝烟中厮杀了大半生的杜聿明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们家因政治原因导致的夫妻隔绝，竟因为物理的原因，因为一项诺贝尔奖而化解消融。
杨振宁事迹材料3
_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夺得诺贝尔物理奖，杨武之博士抱着虚弱之躯，飞往日内瓦。杨武之是带着做父亲的使命感来的，觉得他应当劝杨振宁回国。一方面这可能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另一方面也是杨武之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他的心情真的十分矛盾，他非常想让儿子回去报效国家，但作为老一辈的留美博士，他又清楚地知道儿子留在美国在学术上的意义。矛盾交织中的老人给儿子儿媳写了两句话：“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杨振宁影响极大。
_年12月10日晚，怀揣_年赴美留学时发的中国护照的杨振宁在瑞典的诺贝尔奖贺宴上即席演讲，他说：“我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但是，到了_年春，杨振宁还是加入了美国籍。他说，“从_年到_年，我在美国生活了19年，然而，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易。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做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移民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会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她近100多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却。”
从单身漂洋过海的闯荡到功成名就后的奔波，杨振宁目睹了一幕幕美国社会的悲喜剧，目睹了外国移民抑或“二等公民”在这里的境遇。要知道，直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还有排华法。
当杨振宁本人已经成为一位有影响的科学家之时，仍在租房时受到歧视。最使杨振宁感到痛苦和困惑的是，他所钟爱的科研事业，每每因他不是美籍而多受掣肘(例如不能去美国国立实验室)。当“有不少因素使我裹足不前，而美国这个社会又给了我发挥潜力的机会，……我在这儿的根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往深处扎了”的时候，杨振宁于_年初最终作出了加入美籍的抉择。
杨武之在_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对于儿子的决定没有抱怨，但杨振宁知道，直到临终前，父亲对于他放弃故国的举动，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他。
杨振宁事迹材料4
_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随后就是那场人类历野蛮血腥、惨绝人寰的“南京_”。这是一段令杨振宁，也是令整个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耻辱历史。
烽火岁月里，父亲带着一家人从合肥经汉口等地到了昆明。杨振宁在那里进了西南联大，那所在战时极负盛名的大学。父亲也在那所大学任教。
西南联大由战前中国最有声望的三所大学合并而成，它们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读了4年本科，尔后，_年至_年，还是在西南联大，他又完成了研究生学业。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读的是物理系。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教授多为留学欧美归来的年轻博士。他坦率直言，在西南联大，最为成功的当推数学系，而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三位数学教授是：陈省身，华罗庚和许宝路。
说到物理系的老师们，杨振宁的眉宇间更是洋溢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怀念之情。那些当年亲手把他引入科学圣殿的业师们，都是中国物理学界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哪!
杨振宁是一个非常念旧重情的人，对于他来说，师恩终身难忘。他十分尊崇已故的赵宗尧教授，80年代，他曾与国内的物理学界同行共同撰文，赞扬赵老师在物理学研究和教育中取得的重要成就。还有吴大猷和王竹溪教授，在杨振宁的眼里，这两位老师当年的教育对他的一生都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杨振宁在上大学四年级时，曾就毕业论文一事求教于吴大猷教授。吴大猷当时给他出了一个题目：“群论在分子光谱学中的运用”，而分子光谱学正属于吴大猷本人当时的研究范围。在吴大猷的指导下，杨振宁完成了这篇论文。就在完成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杨振宁第一次步入群论研究这一神奇之谷，群论在未来物理学研究空间中的重要地位，群论所展示的那种令人赞叹的奇特的美，在这位未来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自此以后，杨振宁一生所从事的研究几乎都与群论有关。
从美国学成归来的上海籍教授王竹溪是从事统计力学研究的，一位优秀的教师对学生日后的学术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杨振宁一生从事的研究中，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统计力学。
韩愈曰，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杨振宁后来的事业，已被历史证明是超过了他的老师，但是，对他而言，没有这些优秀的甘为人梯的老师们，就不会有他杨振宁的今天。师恩难忘哪!
_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获硕士学位。同年，清华公费留美发榜，杨振宁榜上有名。
为了护照、签证等事，前前后后，足足拖了一年。父亲虽为教授，但战时持续通货膨胀，入不敷出，可谓捉襟见肘。迫于生活，杨振宁在等待出国的这一年里，做了西南联大附中的教师。他自然没有想到，这一年的教职，竟促成了他一生的美满良缘。
杨振宁事迹材料5
“中国年轻人的胆子应当大一点。”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最近在清华大学给予渴望成功的年轻学子这样的建议。
杨先生认为，与中国小孩相比，美国小孩从小就喜欢这样搞一下，那样搞一下，结果是耐心不够。美国小孩可以知道很多东西，但每样东西都不深入。中国的小孩则很听话，让做三角习题就乖乖去做，如果天天做，做了一个星期以后，美国小孩的水平就没法与之相比
了。“中美学生之间最主要的差别，就在于西方的学生从小就不把‘听话’作为一个重要的原则，而中国学生则相反。”杨先生说。他举例，如果对一个美国小孩说，你应当做功课，他会反问你，我为什么要做功课?而让中国的小孩做功课，他就乖乖地听着。美国小孩头脑中没有‘乖乖的’这个观念。”杨先生说。
他认为，美国教育孩子的方式是从小就让孩子做种种决定，这当然有它的坏处，可是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
杨先生以清华学生为例，现在的清华学生考进来很不容易，念书都念得很好。但是将来要想取得成就，仅靠念书念得好是不够的，他还必须能向新的方向发展。中国让小孩“乖乖的”，所得出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小孩比较胆怯，不肯向新的方向走。比较相信所有重要的东西书上都写了，这不是有形的，几乎是下意识的，觉得已经有这么多人研究这么多东西了，我怎么能跟这些人比呢?这一点是所有跟中国学生有过接触的西方人都认同的现象。
杨振宁先生认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也包括所有的中国学生，要想登上成功之舟，最好的方法就是用中国的方法去训练，使得他打下良好的根基，同时，能够找到合适的领域去工作，具备了这两点是最容易有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