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借壳还魂”

孙小飞

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借壳还魂”

  导语:《琵琶行》是白居易被贬江洲司马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品。“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从这些诗句的字里行间,人们不难感受到白居易与琵琶女之间同命相惜、同病相怜的知遇之情。

  琵琶女的生活原型是有的,因为文学来源于生活。白居易身居高位,且精通音乐,遇到琵琶女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从中找出个原型来并描写她们的生活易如反掌(白居易赋琵琶的诗相当多,如《听李士良琵琶》、《琵琶》、《听曹刚琵琶兼示重莲》等)。由于文章“抒写天涯沦落之恨”的需要,作者加以想象和加工,“杂取种种人,合成为一个”(鲁迅语)也极有可能。因此,“琵琶女形象是否真实存在”其实是个伪命题。笔者认为琵琶女形象实际上是一个“借壳还魂”的综合体。我们欣赏文学作品要弄清的是作者是怎样塑造起这个文学形象的,而并不要钻到“是真是假”的牛角尖里去。

  由于这个琵琶女形象是综合起来的,并不是只有一个原型,才造成了由于“壳”与“魂”的不同一,导致的文章中的“败笔” 。这个综合体中最主要、最重要的一部分,不是别人,正是本诗歌的作者――白居易。白居易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情感融入其中,成为了琵琶女形象之“魂”。这也是我们欣赏此诗歌最大的感触:为什么白居易与琵琶女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为什么琵琶女对往日生活的如此留恋,嫁人后又如此埋怨。琵琶女已是白居易的化身,对于作者来说,只是表达思想情感所借助的一个“壳”而已。笔者从《琵琶行》创作背景、创作动机、创作过程几个方面探讨一下这个“借壳还魂”的过程。

  一、创作背景:忠贞敢谏,直言被贬

  史书记载白居易以敢于揭露时弊、忠贞敢谏著称,正是为此,他受到纳谏思治、渴望听到正直言论的唐宪宗的'提拔。白居易深感知遇之恩,便思图报。他事无巨细都要进谏,“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正因为诗人长期以来的直言敢谏,破坏了一些权贵的利益,得罪了一些权贵,他们对白居易 “扼腕”、“切齿”地痛恨。白居易进谏有时言辞激切,宪宗虽然反感,但还是容忍了他,大多数的建议还是能够听从的。但在劝谏不要任命承崔为招讨使一事上,言辞过于激切,使宪宗怒火中烧:“居易面论……谏承璀事切,上颇不悦。谓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联,联实难奈!”(《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一十六》)幸好李绛善言相劝才平息了宪宗怒火。

  被贬江州的导火索是发生于元和十年六月的宰相武元衡被暗杀事件。武元衡遇害后,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义愤填膺,怀着赤胆忠心,不顾个人性命安危,第一个上疏唐宪宗,力陈须速将凶手缉拿归案。但白居易此举被朝中对他切齿已久的权贵视为僭越行为。他们对白居易进行打压,声势浩大。开始时宪宗有意袒护白居易,授给他的还是地方实职(州刺史),因为权贵们不肯罢休,只好改授江州司马一职。而宪宗为了尽可能保护白居易脱离政治漩涡,不至于招致祸患,把白居易暂时打发出京城也是爱才之举。后来事实证明,白居易正是因为被贬才躲避了一场政治灾难。这也是白居易将 “被贬江州”说成主动的“辞帝京”,满腔迁谪之感而说成“无迁谪意”的主要原因。白居易受到皇帝种种恩宠,是他虽然被贬江州、对皇帝有些牢骚话,仍然不忘帝京的主要原因。(他在《琵琶行序》里称自己“出官二年,恬然自安”)

  被迫离京、贬居江州开始了诗人人生道路的新时期。白居易失去了他最能发挥才能的舞台。如果说在这以前白居易还是一个满怀激情、敢于直言的斗士,那么贬居江州时期白居易则是一个充满着愤慨与不平、力求自我解脱而不可得的失意者。但仕途坎坷成全了诗人的创作,“道屈才方振,身闲业始专”(《白居易集卷十七》)。在长期的情感酝酿中,作者需要一个发泄情绪的渠道。作为一个文人,文学创作是他发泄情绪最佳的途径。

  二、创作动机:天涯沦落,眷恋京城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深受皇帝恩宠,满心报效朝廷的白居易,自然眷恋着他不得已离开的京城,梦想着皇帝早日将他召回去,因为那里才是他为国效力的最佳舞台。因而他能够自我调适,听天顺命。然而皇帝好像并不着急,被召回京好像遥遥无期,这种现状使他他不得不正视被贬的事实。江州生活与京城生存和生活环境的落差使他倍增天涯沦落之感。尽管他学着忘却,学着委顺命运,但是忧国忧民之情、报效国家的理想让他无法自欺。于是,他要将自己的愤怒、孤独、苦闷等情感诉诸于文学形象。

  从京城到浔阳的途中,有天晚上船泊宿于鄂州,他也遇到了一个孤身女子,写了一首诗,名为《夜闻歌者诗》。这首诗被认为是《琵琶行》的“前奏曲”。其实,在他之前,有很多文人对琵琶女进行过描绘。白居易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该再造,于是,一个出自京城、盛极而衰、孤单无依的既能体现自身经历和情感又有所区别于作者自身的“琵琶女”形象在他脑海里出现了。

  有了写作的动机和技术上的各种准备,《琵琶行》中琵琶女的出现就有了基础了。

  三、创作过程:概括提炼,借壳还魂

  文学形象的塑造需要有原型。而白居易根据自身的遭遇、情感、经历和现实生活中的琵琶女、前人描绘的琵琶女形象,量身打造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白居易式”的琵琶女形象。这个琵琶女精通音律,是京城名角,“十三学的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歌罢曾教善财服,妆成每被秋娘妒”“今年欢笑复明年年,秋月春风等闲度”,(而白居易精通音乐,直言敢谏,受皇帝多次提拔。“十年之中,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贵”。在唐代,这确实不是一般士人所能企及的。任左拾遗, 官位虽不高,却可以接近皇帝);琵琶女家住京城,“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蛤蟆零下住”(白居易被贬前也是住在京城);琵琶女因年老色衰下嫁商人,被迫离开京城到江州(“春去秋来颜色故,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白居易是因为直言得罪权贵被迫离开京城贬江州司马);琵琶女孤单无依前途暗淡(“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日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明月江水寒”)(白居易孤单苦闷前途不明)。这些相似之处,绝对不是巧合,而是作者精心构思而成。由此看来,琵琶女只是作者概括提炼、借了的“壳”而已。《唐宋诗醇》评此诗:“满腔迁滴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比兴相纬,寄托遥深。”

  综上所述,《琵琶行》中的琵琶女形象,实际是作者为文学创作的需要而设的“借壳还魂”的综合体,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的,而这个“壳”和“魂”并不一致。因此,将白居易本人与创作过程中的琵琶女的“壳”与“魂”割裂开来分析“琵琶女”这一人物形象的做法,都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