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借壳还魂”
导语：《琵琶行》是白居易被贬江洲司马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品。“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从这些诗句的字里行间，人们不难感受到白居易与琵琶女之间同命相惜、同病相怜的知遇之情。
琵琶女的生活原型是有的，因为文学来源于生活。白居易身居高位，且精通音乐，遇到琵琶女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从中找出个原型来并描写她们的生活易如反掌(白居易赋琵琶的诗相当多，如《听李士良琵琶》、《琵琶》、《听曹刚琵琶兼示重莲》等)。由于文章“抒写天涯沦落之恨”的需要，作者加以想象和加工，“杂取种种人，合成为一个”(鲁迅语)也极有可能。因此，“琵琶女形象是否真实存在”其实是个伪命题。笔者认为琵琶女形象实际上是一个“借壳还魂”的综合体。我们欣赏文学作品要弄清的是作者是怎样塑造起这个文学形象的，而并不要钻到“是真是假”的牛角尖里去。
由于这个琵琶女形象是综合起来的，并不是只有一个原型，才造成了由于“壳”与“魂”的不同一，导致的文章中的“败笔” 。这个综合体中最主要、最重要的一部分，不是别人，正是本诗歌的作者――白居易。白居易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情感融入其中，成为了琵琶女形象之“魂”。这也是我们欣赏此诗歌最大的感触：为什么白居易与琵琶女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为什么琵琶女对往日生活的如此留恋，嫁人后又如此埋怨。琵琶女已是白居易的化身，对于作者来说，只是表达思想情感所借助的一个“壳”而已。笔者从《琵琶行》创作背景、创作动机、创作过程几个方面探讨一下这个“借壳还魂”的过程。
一、创作背景：忠贞敢谏，直言被贬
史书记载白居易以敢于揭露时弊、忠贞敢谏著称，正是为此，他受到纳谏思治、渴望听到正直言论的唐宪宗的'提拔。白居易深感知遇之恩，便思图报。他事无巨细都要进谏，“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正因为诗人长期以来的直言敢谏，破坏了一些权贵的利益，得罪了一些权贵，他们对白居易 “扼腕”、“切齿”地痛恨。白居易进谏有时言辞激切，宪宗虽然反感，但还是容忍了他，大多数的建议还是能够听从的。但在劝谏不要任命承崔为招讨使一事上，言辞过于激切，使宪宗怒火中烧：“居易面论……谏承璀事切，上颇不悦。谓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联，联实难奈!”(《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一十六》)幸好李绛善言相劝才平息了宪宗怒火。
被贬江州的导火索是发生于元和十年六月的宰相武元衡被暗杀事件。武元衡遇害后，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义愤填膺，怀着赤胆忠心，不顾个人性命安危，第一个上疏唐宪宗，力陈须速将凶手缉拿归案。但白居易此举被朝中对他切齿已久的权贵视为僭越行为。他们对白居易进行打压，声势浩大。开始时宪宗有意袒护白居易，授给他的还是地方实职(州刺史)，因为权贵们不肯罢休，只好改授江州司马一职。而宪宗为了尽可能保护白居易脱离政治漩涡，不至于招致祸患，把白居易暂时打发出京城也是爱才之举。后来事实证明，白居易正是因为被贬才躲避了一场政治灾难。这也是白居易将 “被贬江州”说成主动的“辞帝京”，满腔迁谪之感而说成“无迁谪意”的主要原因。白居易受到皇帝种种恩宠，是他虽然被贬江州、对皇帝有些牢骚话，仍然不忘帝京的主要原因。(他在《琵琶行序》里称自己“出官二年，恬然自安”)
被迫离京、贬居江州开始了诗人人生道路的新时期。白居易失去了他最能发挥才能的舞台。如果说在这以前白居易还是一个满怀激情、敢于直言的斗士，那么贬居江州时期白居易则是一个充满着愤慨与不平、力求自我解脱而不可得的失意者。但仕途坎坷成全了诗人的创作，“道屈才方振，身闲业始专”(《白居易集卷十七》)。在长期的情感酝酿中，作者需要一个发泄情绪的渠道。作为一个文人，文学创作是他发泄情绪最佳的途径。
二、创作动机：天涯沦落，眷恋京城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深受皇帝恩宠，满心报效朝廷的白居易，自然眷恋着他不得已离开的京城，梦想着皇帝早日将他召回去，因为那里才是他为国效力的最佳舞台。因而他能够自我调适，听天顺命。然而皇帝好像并不着急，被召回京好像遥遥无期，这种现状使他他不得不正视被贬的事实。江州生活与京城生存和生活环境的落差使他倍增天涯沦落之感。尽管他学着忘却，学着委顺命运，但是忧国忧民之情、报效国家的理想让他无法自欺。于是，他要将自己的愤怒、孤独、苦闷等情感诉诸于文学形象。
从京城到浔阳的途中，有天晚上船泊宿于鄂州，他也遇到了一个孤身女子，写了一首诗，名为《夜闻歌者诗》。这首诗被认为是《琵琶行》的“前奏曲”。其实，在他之前，有很多文人对琵琶女进行过描绘。白居易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该再造，于是，一个出自京城、盛极而衰、孤单无依的既能体现自身经历和情感又有所区别于作者自身的“琵琶女”形象在他脑海里出现了。
有了写作的动机和技术上的各种准备，《琵琶行》中琵琶女的出现就有了基础了。
三、创作过程：概括提炼，借壳还魂
文学形象的塑造需要有原型。而白居易根据自身的遭遇、情感、经历和现实生活中的琵琶女、前人描绘的琵琶女形象，量身打造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白居易式”的琵琶女形象。这个琵琶女精通音律，是京城名角，“十三学的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歌罢曾教善财服，妆成每被秋娘妒”“今年欢笑复明年年，秋月春风等闲度”，(而白居易精通音乐，直言敢谏，受皇帝多次提拔。“十年之中,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贵”。在唐代,这确实不是一般士人所能企及的。任左拾遗, 官位虽不高，却可以接近皇帝);琵琶女家住京城，“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蛤蟆零下住”(白居易被贬前也是住在京城);琵琶女因年老色衰下嫁商人，被迫离开京城到江州(“春去秋来颜色故，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白居易是因为直言得罪权贵被迫离开京城贬江州司马);琵琶女孤单无依前途暗淡(“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日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明月江水寒”)(白居易孤单苦闷前途不明)。这些相似之处，绝对不是巧合，而是作者精心构思而成。由此看来，琵琶女只是作者概括提炼、借了的“壳”而已。《唐宋诗醇》评此诗:“满腔迁滴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比兴相纬，寄托遥深。”
综上所述，《琵琶行》中的琵琶女形象，实际是作者为文学创作的需要而设的“借壳还魂”的综合体，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的，而这个“壳”和“魂”并不一致。因此，将白居易本人与创作过程中的琵琶女的“壳”与“魂”割裂开来分析“琵琶女”这一人物形象的做法，都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