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茶人”白居易
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是唐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酷爱茶叶，自称是“别茶人”。读白居易的诗作，不难发现诗人一生的嗜好惟诗、酒、琴、茶。他在饮茶时，对茶、水、具的选择配置和候火定汤很是讲究。杭州灵隐韬光寺的烹茗井，相传是当年白居易烹茗处。
白居易是唐朝极负盛名的大诗人，也是一个很有品位的茶客。他酷爱茶事，自称是一个“别茶人”。即使在今天，白居易也是一位品茶高手。他老人家一生写了二千多首诗。提及茶事的有六十三首之多，应居唐朝诗人之冠。每每精读白居易茶诗，伴着一丝半缕茶香，不禁遥想大唐之茶韵，领悟香山居士之茶魂。
自称“别茶人”
白居易在九江做司马的时候。一天，他收到四川忠州刺史李宣给他寄来的一包新茶，品后，正在病中的他，欣喜莫名，顿感病情好了许多。即刻提笔赋诗一首：“故情周匝向交亲，新茗分张及病身。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汤添勺水先寄人，末下刀圭搅曲尘。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出，白居易在收到新茶时的心情实在是高兴，同时也对朋友赠茶表示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白居易一生的嗜好，应该说，是诗、酒、茶、琴。“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穷通行止长相伴。谁道吾今无往还?”在此诗里，白居易认为能够与自己相依相伴的，惟有琴和茶了。在白居易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写作中，他几乎是离不开茶的，为了这个，他写道：“闲吟工部新来句，渴饮毗陵远到茶。”
白居易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诗人，对茶能激发诗兴的作用他说得更实在：“起尝一碗茗，行读一行书”;“夜茶一两杓，秋吟三数声”;“或饮茶一盏，或吟诗一章”……这些是说茶助文思，茶助诗兴。以茶醒脑的。反过来，吟着诗，饮茶也更有味道。
山泉烹茶
由于白居易喜好饮茶。因此。他的朋友们就不断地给他邮寄茶叶来。白居易在九江期间，先后给他邮寄过茶叶的人，有好些个。这些人是：忠州刺史李宣，常州刺史杨虞卿，工部侍郎杨慕巢。朋友们寄茶来，白居易睹物思人，不禁有些伤感起来：“不见杨慕巢，谁知其中味?”
白居易饮茶。十分讲究，对茶叶、水、茶具和煎茶的火候等，都有特别的讲究。这有诗为证：“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碗，寄于爱茶人。”他烹茶，喜用山泉。但最爱的水是雪水，他说“吟咏霜毛句。闲尝雪水茶。”
开荒种茶
在九江期间，白居易闲暇无事时，就开垦荒地，自己种植茶树，其茶园就在香炉峰遗爱寺旁的茅屋后。在这里，白居易吟诗、品茶，听飞泉，看白莲，把一个漂泊与流落的时光倒也过得悠游自在。
后来，白居易到杭州任刺史，西湖的香茗美景使他迷恋不已。这期间，他时常邀约朋友吟诗饮茶，尤其经常与灵隐寺的韬光禅师一道汲泉煮茶，笑谈古今，并因此为后人留下一段佳话。一天，白居易以诗代信叫韬光禅师到城里来：“命师相伴食，斋罢一瓯茶。”然而，韬光禅师不肯前往，也以诗回应：“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岩阿倚石眠……城市不堪飞锡去，恐妨莺啭翠楼前。”白居易无奈，只得到灵隐寺去将就韬光禅师，于是二人在灵隐寺的烹茗井旁，饮起茶来。
拓展：
白居易的个人作品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27]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