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白居易的《长恨歌》赏析
《长恨歌》意即歌“长恨”，有人说“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恨”作遗憾解。那么“遗憾”什么，为什么会留下永久的遗憾。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千多年来，关于《长恨歌》主题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
主张“长恨”是诗歌的主题。这个论断显然是将主题泛化了，将主体模糊化了。“长恨”一词是极富概括力的。单就谁“长恨”，“恨”什么，就有多种注释。
其一，爱情诗。“长恨”的主体是李杨，“恨”天人永隔的爱情悲剧。为了佐证这一观点，今人丁毅、方超在《<长恨歌>评价管窥》一文中提出，此诗是白居易借对历史人物的咏叹，寄托自己的心情之作。文章说，诗人年轻时与出身普通人家的姑娘湘灵相爱，但由于门第观念和风尚阻碍，没能正式结婚。分手时，诗人写了“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彼此甘心无后期”的沉痛诗句。文章指出，《长恨歌》作于作者婚前几个月，诗人为失去与湘灵相会之可能而痛苦。“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正是诗人借前代帝妃的悲剧，抒发自己的痛苦与深情。李杨爱情其实是诗人自身爱情悲剧的折射。
其二，讽喻诗。“长恨”的主体是饱受离乱之苦的人民，“恨”唐玄宗重色误国。导演马嵬坡兵变的陈玄礼就是当时人民的代言人，要求唐玄宗诛杀杨贵妃。“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惩治安史之乱的始作俑者，是当时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讽喻的意义往往在于借古讽今。之后，任何朝代，只要君王爱江山更爱美人，他的子民就会将《长恨歌》作为讽喻诗来读。清朝袁枚有诗道：“劝君莫唱长恨歌，人间亦自有天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石壕村出自杜甫的《石壕吏》，有多少老百姓因安史之乱而生离死别，比唐玄宗想念杨贵妃的眼泪不知多多少!袁枚生活的年代就有一个叫吴三桂的将军，“冲冠一怒为红颜”，导致清兵入关，讽刺之意不言而喻。
其三，咏史诗。“长恨”的.主体是近现代国民，“恨”近代中国衰败，饱受西方奴役，“恨”百年屈辱史，“恨”盛世不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盛世有：汉武盛世，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国人独独提到开元盛世唏嘘流涕。那是因为“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盛世的毁灭是那样触手可摸，可感可观。有着盛世情结的国民自是将《长恨歌》作为咏史诗来读，叹恨盛世不再，睡狮难醒。
也可以有中庸提法，对以上几种观点全票赞同，美其名曰：多主题。
正因为《长恨歌》主题的多种解读，她才能够拥有各种阶层的读者;正因为《长恨歌》主题的争论不休，才造就了她历久不衰的文学魅力。
文学作品经过读者的创造性解读，有时会超出作者的原意，生发出新的旨趣。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等诗句都被后人赋予崭新的寓意。我以为上文关于《长恨歌》主题的几种解读，都是读者再创造的成果。那么作者创作时的原意是什么呢?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
我主张《长恨歌》既非爱情诗，也不是讽喻诗，而是一首承载着诗人满腔中兴热望的怀古咏史诗。有以下六点理由可供商榷。
第一，《长恨歌》不是爱情诗。
《长恨歌传》云：“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祖籍太原)自校书郎尉于周至，鸿与琅琊王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指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稀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
首先，如果《长恨歌》是抒发诗人爱情失意，又何须陈王二人嘱咐，那岂不失之真诚。
其次，当时正值永贞内禅、宪宗即位、顺宗猝死，宫廷嬗变当是热门话题。三位青年才俊聚在一起不谈政治却说风月，不合情理;提到唐玄宗不感叹顺宗谦和懦弱却说李杨爱情，亦不合情理。况且，白居易的一生是以元和十年(815)的江州之贬为人生的分水岭。此前他“志在兼济”，此后则“独善其身”。也就是说他当时正是“志在兼济”。初入仕途，诗人政治理想追求的是大唐帝国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但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贵为九五至尊的顺宗尚不得免祸，谁又敢用诗文对朝政评头论足?更何况白居易始罢校书郎，谪周至尉。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说，《长恨歌传》的篇末议论是辩白避祸之辞，长恨歌与传都是托风月之事说政治之实。
再次，白居易自评《长恨歌》曰：“一篇《长恨》有风情”。显然将之比于《诗经》“国风”，说这篇作品有风人之情，反映百姓风情，而非帝妃爱情。
第二，我认为《长恨歌》不是讽喻诗，仅止于怀古咏史而已。
主张讽喻诗的最重要理由便是诗歌的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 谴责李杨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以此垂戒后世君王。但白居易创作《长恨歌》时，正处顺宗、宪宗权力更迭时期。顺宗“永贞革新”失败后，让位宪宗。宪宗即位以后，经常阅读历朝实录，每读到贞观、开元故事，他就仰慕不已。宪宗以祖上圣明之君为榜样，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注重发挥群臣的作用，敢于任用和倚重宰相，他在延英殿与宰相议事，都是很晚才退朝。可知两位都是思图中兴之主，并无重色误国之虞。讽喻无从说起。
再者，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将他此前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感伤诗、闲适诗、杂律诗。诗人并没有把《长恨歌》划归“讽谕诗”一类，而是收归“感伤诗”之中。所谓“感伤”意即伤时感世，感伤盛世不再，中兴无期。
第三，中唐诗文怀古咏史常寄托对国家中兴的希望。
自“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之后，“中兴”便成为中唐的时代最强音，成为唐人解不开的心结。
杜甫于乾元二年(759)两京克复后作《洗兵马》，诗云“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又有《哀王孙》(长安城头头白乌)，诗云“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多可怜呵王孙，你万万不要疏忽，五陵之气葱郁，大唐中兴有望呀!在杜甫的“诗史”中明白地记载着中兴的愿望，这是人民的心声。
稍后，中唐诗人元结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秋八月撰写《大唐中兴颂》，再一次表达了中兴的愿望。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一个名叫刘蕡的考生为言国家“中兴”，遭贬谪而冤死。好友李商隐极为悲痛，作《哭刘司户蕡》，诗云“路有论冤谪，言皆在中兴。空闻迁贾谊，不待相孙弘。江阔惟回首，天高但抚膺。去年相送地，春雪满黄陵。”行路之人都在议论刘蕡遭贬柳州确是冤屈，都说他在贤良对策中的言论全是为着国家的中兴。足见“中兴”之论深入人心，多少有识之士为国家中兴奔走呼告，抛头颅洒热血。安史兵乱后，中兴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是毋庸置疑的。
第四，白居易毕生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文学创作理念，诗文必须成为时代喉舌。
“安史之乱”到元和元年白居易创作《长恨歌》，唐历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五朝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