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杜甫的经历看他的儒家精神
杜甫他是一位杰出的诗人，给我们留下伟大的诗篇，用他的精神在感染着我们。
要讨论杜甫身上的儒家精神，必须知道什么是儒家思想。“儒”字的出现以及人们对“儒”的评价，最早大致是在春秋后期。孔子对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是中国古籍关于“儒”字的最早记载。在《礼记·儒行》，孔子在对答鲁哀公的问话中，对“儒”的行为方式和品格作了系统的说明，并进行了总结说：“儒家者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慁君主，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通过孔子的表述，我们看到，真正的“儒”，是有知识、懂礼仪，并且具有独立人格和高尚品德的知识分子。这也正是“儒家”和“儒家思想”形成的基础和起点。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克己复礼为仁”，约束自己，使言行合于礼，这就是“仁”。时时以“仁”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久而久之，即可以转化为人内在的品质与性格。孟子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他的“仁政”学说是对孔子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其核心也是对人的尊重和关怀。所谓“仁政”，也就是要“以德服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可见孟子民本思想的基础是“不忍之心”，“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杜甫是实践孟子“不忍之心为仁”的典型。杜甫出生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对自己的官宦世家、书香门第，杜甫常引以为自豪——“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杜甫以“奉儒”和“守官”并举，且置“奉儒”于“守官”之前，就是意味着他重“守官”，更重“奉儒”，他是要通过做官来推行儒家之道。他在诗文中，多次提到儒家，以下从杜甫的三个时期重要时期分别论述其儒家精神：
一、漫游期(712——745)
杜甫从小就开始学诗：“学诗犹孺子”，十四五岁，学业有成，就开始在洛阳文坛与名流交往，“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苍老。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可见少年时的杜甫才学的确出色。为开阔眼界、增长阅历，杜甫很早就开始了漫游生活。
731年她开始了历时四年的吴越之游。这次漫游从他晚年回忆往事的《壮游》诗中略窥一二：“嵯峨阊门北，清庙映回塘。每趋吴太伯，抚事泪浪浪。”《论语·泰伯》开篇就说：“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以得而称焉。’”“孝悌”、“礼让”这些都是儒家传统思想，杜甫自小就受到这种教育，对太伯是极其景仰，如今亲临太伯庙、太伯坟而致敬，想到“泰伯让而世好争，所以‘抚事’而堕泪”[1]。“每趋”表明不止一次，可见对太伯的仰慕是到了很高的程度。
735年杜甫返回东都，考进士而不第。但他并没有懊悔，第二年又去齐赵漫游，过了一段“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生活。此时的杜甫年轻气盛，在他的《望岳》一诗中感受得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不仅写泰山雄奇之美，更突出地表现了他磅礴的气势、开阔的胸怀，以及远大的抱负。杜甫“立登要路津”的儒家济世理想在这里已经崭露头角。同时我们看见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杜甫，昂扬向上、乐观进取的精神风貌。741年杜甫从齐鲁归洛阳，在洛阳东的首阳山下有他的远祖杜预和祖父杜审言的坟墓。这年寒食日，新居落成，作《祭当阳君文》，表明他“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的决心，要继承为官行道的家庭传统，勉励自己建功立业。
二、长安十年(746——755)
746年，35岁的杜甫入长安。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通过向达官贵人投赠诗篇和向朝廷献赋的方法进入仕途，但这些努力让他一次又一次地失望，直到755年他仍是一介布衣。由于仕途不通，经济上没有来源，杜甫在长安的生活日益窘迫，甚至沦落到与贫民为伍去购买减价的官米的地步，饥饿的威胁真的降临到他的头上了!他越来越深刻地体验着人生的艰辛，诗人的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752年他与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等人同登大雁塔，写下了《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就是这一思想转变的最好例证，穷筹潦倒、衣食艰难的诗人并没有把目光局限于个人的生活，这位忧国忧民的诗人他一登高临远，就立即将眼前景物与整个社会现实联系起来，自然而然的眺望太宗的昭陵而缅怀大唐帝国的全盛时代。当时，同登慈恩寺塔的岑参和储光羲的诗，重点在于佛寺中的浮图，把登塔时看到的景物与佛家教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杜甫独自站在迥然挺出的高度之上。他不在乎遥远的佛国、精微的义理，不在乎个人的蹭蹬、生活的悲辛，只在乎现实的人间、国家的命运，这就是杜甫!他眼合天下，忧国忧民，其儒家思想在不经意间便流露了出来。
此后，杜甫开始冷静地观察社会，努力探索社会的病根。他把目光即对准日益陷入苦难的下层人民，也对准了日益荒淫无耻的上层统治者。在《兵车行》、《丽人行》中，诗人深刻地抨击了统治阶级荒淫腐朽的生活和祸国殃民的罪行，对这些奸臣、权贵的无比愤恨与无情揭露同样来自儒家精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可以说是杜甫旅食京华十年中遭遇、思想以及创作活动的全面总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对这个贫富悬殊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沉痛控诉!诗人经过长途跋涉，回到了寄居异乡的家，本来是共享天伦之乐的，可是迎面而来的确是晴天霹雳：小儿子已活活饿死!这是一家一户的小事，但又是一个典型的事件，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诗人没有把悲哀局限在个人的不幸，而是推己及人，悯怀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和因统治者长期穷兵黩武而戍守边防的战士们，这种对人民苦难的己溺己饥的精神，在同时代诗人中，是多么难能可贵!
三、安史之乱后入蜀前(756——759)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杜甫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携家人随大批难民一起在乱世中奔走，九死一生，他的遭遇同普通百姓已没什么区别了。长安饱受蹂躏，人民也在叛军的铁蹄下呻吟，诗人把这一切都写入了诗中，《哀江头》《悲陈陶》《悲青坂》等。在忧国忧民的同时，诗人也十分挂念在羌村的家人。757年秋，诗人回到家，写了《羌村三首》以及他的另一篇长篇巨制《北征》。《北征》一诗记述了诗人回家沿途的经历和到家后的情况，表达了诗人对时局的看法，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生活。诗中对安史之乱的控诉，是饱含血泪的倾诉!759年史思明引兵南下，唐军溃败，洛阳城内之人皆纷纷逃命，杜甫也于此时匆匆离开洛阳返回华州。他又一次看到惊魂未定的人民再一次受到战乱的威胁，内心深处久久不能平静，写下了名垂千古的“三吏”“三别”。这些诗作深刻的表达了诗人对现实生活和统治阶级残酷性的愤怒控诉，鞭挞了黑暗的社会。通过这些诗，我们也看到了诗人的心也在因人民的灾难而痛苦的滴血。而这也无疑是诗人受到儒家仁政和民本思想的影响，它是诗人认识社会、批判现实的主要依据，也奠定了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基调。杜甫对人民的仁爱、恻隐之心是不带任何功力目的的，纯粹是他内在情感的要求，这种内在情感的根源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文化精神。儒家的人生价值观本来就是一个极富理想色彩的思维模式，真正付诸实践，谈何容易!但杜甫做到了，在他身上表现出了惊人的虔诚和执著。
可以说，杜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儒家思想者，杜甫一生始终坚持“奉儒守官”的思想，他的人品堪称中华民族文人品格的楷模，他的精神用一句话形容就是：忧国忧民无已时，君圣民安死方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