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的人格魅力
杜甫他不但热爱祖国、忠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关心民生疾苦，而且在处世待人的方面，处处体现了“仁恕”的伦理道德。
中国古代诗人中，杜甫独称“诗圣”。所谓“诗圣”，不但包括诗人杜甫的诗歌思想的崇高与伟大，创作艺术的精湛与高超，更包涵了杜甫人格上的魅力。
杜甫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杜甫是先秦原始儒家理想主义思想的
忠实信奉者杜甫深受中原儒学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他的十三世祖杜预儒家思想的影响，成为一个忠实实践儒家“仁爱”和“民本”思想原则的儒者，是唐代复兴儒学运动的先驱人物之一。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先秦原始儒家的理想主义思想与汉唐宋明的儒家思想是有区别的。先秦原始儒家的理想主义的核心是“仁”，是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它所追求的社会，是一个“天下大同”的和谐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①这个大同社会的实质，就是将“仁”的思想，由对一己之家的关爱，推及他人，特别是推及一些弱势群体，以大爱的胸怀，关心天下百姓，建立一个幸福和谐的安定社会。这个“天下为公”的社会，一直是历代仁人志士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目标，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作为一种所追求的理想社会而存在，确是十分可贵的。这个儒家的社会理念，体现在政策的层面上，就是要“选贤与能”，让贤能之士，受到重用，依照公正公平的原则，制定合理的政策，施之于民，从而实现天下大治。周秦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私天下”的社会。统治者往往以“仁政”为幌子，实行的是“君天下”的强权政治，为了统治集团的私利，横征暴敛，强取豪夺，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和阶级的对立。正如杜甫所指出的“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从而造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贫富差距和阶级对立。这与杜甫所向往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是相差甚远的。尧舜时代的推贤让能的禅让之风，是不可能再现了。那么退而求其
次，能够出现一个体恤民情、以民为本的像唐太宗一样的仁君，也是求之不得的。所以杜甫一再呼吁，希望统治者能够向唐太宗学习：“中兴似国初，继体如太宗”(《往在》)。再次，是开元前期的唐玄宗，也是一位开明之君，曾开创“开元盛世”：“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忆昔二首》其二)开元时期的升平之世，是唐代甚至于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盛世，是杜甫亲身经历的人民安居乐业，国富民安的和谐社会。只是到了开元末期以后，唐玄宗骄傲自满，渐生怠政安逸之心，不思进取，乐于享受，逐渐由一个开明进取之君蜕变成了一个骄奢淫逸的的昏聩之君，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
杜甫对理想的和谐社会的要求是有标准的，那就是要有一个圣明的“尧舜之君”。在杜甫的心目中，这个“尧舜之君”显然是以唐太宗为标准的：“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北征》)。这个较为理想的社会，一是朝中要有正气：“太宗社稷一朝正”(《寄狄明府博济》)，二是要以民为本：“邦以民为本”(《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三是要轻徭薄赋，减轻百姓负担：“凄恻念诛求，薄敛近休明”(《同元使君舂陵行》)，四是要官吏廉洁、办事公平：“众僚宜洁白，万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之任》)，五是君主要能纳谏：“端拱纳谏诤，和风日冲融”(《往在》)，六是君臣要以节俭约身，不能奢侈腐化：“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五首》其三)、“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往在》)，七是君臣要团结，上下同心同德，共渡时艰：“君臣当共济，贤圣亦同时”(《诸葛庙》)，八是社会和平安定，男耕女织，安居乐业：“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蚕谷行》)这个理想的社会，在唐代天宝时期，愈去愈远，到了安史之乱后，更是荡然无存。但杜甫为了实现这个和谐社会的理想，一直念兹在兹，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没有机会实现这个理想，就寄托于朋友：“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
二、杜甫是先秦儒家理想主义身体力行的实践者
杜甫从幼所受的家庭教育，是“奉儒守官”(《进雕赋表》)，“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祭远祖当阳君文》)。因此，他对儒家的教义是严格遵守，并身体力行的。
作为一个诗人，他首先是在诗文中宣扬儒家的“仁”的理念。孔子曰：“仁人”②，孟子曰：“仁者爱人”③。杜甫以儒家的“仁人”之心，来宣扬儒家之道。一是希望最高统治者要怀有仁义忠恕之道：“圣哲体仁恕，宇县复小康。”(《壮游》)这里的圣哲是指皇帝，他认为，只要最高统治者能够实行仁政，体恤民瘼，天下就能重新出现天下太平安乐的社会局面。杜甫希望统治者“炉之以仁义，锻之以贤哲”(《有事于南郊赋》)，以仁义之心，治理国家，任用贤能之臣，以实施仁政的政策。二是要求大臣们要怀有仁者之心。他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说：“圣人筐篚恩，实愿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意思是说，皇帝赏赐大臣的目的，是让大臣们尽心治理好国家，如果臣子们忽略了皇帝的本意，这岂不白白糟蹋了君上的赏赐?朝廷中怀有仁心的大臣们，应该在接受赏赐后，更加小心谨慎，为国尽力。杜甫希望大臣们怀有仁者之心，能够为百姓实行仁政。 为此，杜甫希望君是尧舜之君，臣是稷、契之臣，让仁义之风遍行天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许心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他心中理想的君臣形象。在他的一篇文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虽遭明主，必致之于尧舜;降及元辅，必要之于稷。驱苍生于仁寿之域，反淳朴于羲皇之上。”(《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其五)杜甫的最终目的，是将“仁”字落实在天下“苍生”的身上，让天下百姓沐浴在“仁”的光辉里，过上太平安乐的好日子。
这种儒家的至仁大爱思想，杜甫不仅是说在口上，而且还落实在自己的行动上。表现在他对国家民族、社稷苍生及对父祖、兄妹、妻儿和亲戚、朋友的态度上。
杜甫的忠君爱国，是有口皆碑的。关于忠君的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是国家的象征，忠君并不是坏事，问题是忠于什么样的君。有人引苏轼的话“一饭未尝忘君”④，说杜甫是愚忠，这话颇有偏颇的。杜甫所忠的君是“尧舜”之君，是圣明之君、开明之君，而不是昏君和暴君。当唐玄宗或唐肃宗所作所为，代表国家民族和百姓利益时，杜甫是拥护他们的，当他们的所作所为不符合以上原则时，杜甫则坚决表示反对。在天宝时期，以唐玄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对外穷兵黩武，对内加重剥削，生活奢侈腐化，杜甫就用诗歌对他们的错误政策和腐朽作风进行揭露和批判。他在《兵车行》、《丽人行》中，深刻揭露了唐玄宗不顾百姓死活进行扩边战争所造成的“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和“边庭流血成海水”的严重后果，对“武皇开边意未已”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而对杨国忠姊妹腐化堕落、兄妹乱伦的无耻生活，做了无情的讽刺和批判。安史之乱后，杜甫身为左拾遗，却不一味地从上，在朝中敢于谏诤。为疏救大臣房他险些丢了性命。在任华州司功参军时，他所作的“三吏”、“三别”诗中，对唐肃宗以残暴的手段，到处强行抓兵拉的'暴行也给予批判。他还对“关中小儿乱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忆昔二首》其一)即唐肃宗信用李辅国一类的小人及容忍后宫干政等软弱无能的行为，做了尖刻的嘲讽。由于他敢于“逆鳞”谏诤和直陈正直之言，终被皇帝罢官。这些都说明，杜甫不是愚忠，他所忠的是明君，而不是不听谏言的昏君。他忠于国家社稷和民族，在安史之乱国家将于倾覆之际，他虽身陷于安史乱军所占居的长安之中，却千方百计逃出，投奔肃宗行在，要为扫平安史叛军、收复大唐国土出力，显现出他热诚的爱国之心，以他的实际行动来演绎他的爱国之志。
杜甫还以他的大爱之心，关切黎民百姓的甘苦和冷暖。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特别关注底层百姓的生活和命运。在唐玄宗的盛唐时期就写出了像《兵车行》、《前出塞》、《后出塞》和《秋雨叹》等这样的同情黎民百姓的作品。安史之乱后，杜甫更进一步深入民间，他的立场与民众更加接近，思想上也缩短了距离，对平民百姓的苦难生活更加了解和同情。如当他回奉先县探家时，一进门就碰上幼子饿死的惨景，但他的忧愤不仅仅停留于自身，而是将之延伸到广大下层人民身上：“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以致“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思想上飞跃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杜甫对安史叛军对和平安定生活的破坏、官府的压榨所造成的民不聊生、遍地疮痍的现状，十分忧虑和关心，他对夔州头发半白、为生活劳累奔波年近五十还未能出嫁的负薪女、无食无儿仍被搜刮一空的寡妇，洞庭湖畔天寒网冻无鱼可打的渔父、“割慈忍爱还租庸”卖儿鬻女交租税的农民等，都充满了同情，写出了《白帝》、《又呈吴郎》、《岁晏行》、《蚕谷行》等大量前人未曾写过的同情人民的诗篇，成为时代的呼声和贫苦大众代言人。杜甫虽身处困境，但因与苦难深重的黎民百姓同甘共苦，心感身受，因此，当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之时，才能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呼声，正是这发自内心的感受和真诚的愿望，才能超越时空，感动着千百万读者的心弦，产生了强烈的回音。
杜甫不仅对本民族人民十分关爱，对敌对异族政权的士兵也充满着仁爱之心。如在对敌作战时要“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前出塞九首》其七)这些话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
他的仁心也惠及到了鸡虫一类的一切有生命的动物。杜甫有《舟前小鹅儿》、《白小》、《观打鱼歌》、《花鸭》、《缚鸡行》、《枯棕》、《枯楠》、《楠树为风雨所拔叹》等诗，从中可以看出杜甫是鸟兽虫鱼、花草树木的好友，他很关心小鹅儿的生命安全，唯恐它们为狐狸所害，对水中的鱼儿也充满了爱心，分食给鱼儿吃，劝阻猎人不要杀害大雁，为鸡虫的得失反复衡量，为树木的荣枯而或喜或悲，因桃李花被风所摧而伤感。这是儒家仁爱之心与墨家兼爱思想、佛家普渡众生思想的结合，已远远超越了儒家的宗族思想的樊篱，上升为对生命的敬畏与惠济众生的大爱。
在对待先人的态度上，杜甫是一个能承继祖先遗志，将祖先的事业发扬光大的好子孙。杜氏家族有着悠久的“奉儒”传统，他的十三世祖杜预的著作《春秋左氏传集解》中就有许多重民、利民、恤民、宜民、爱民的观点。如“夫民，神之主也”(卷五)、“上思利民，忠也”(卷五)、“宜君有恤民之心”(卷八)、“显令德，宜民、宜人”(卷一七)、“明德君子，必爱民”(卷四五)等言论。杜甫忠实承继了“奉儒”传统，将儒家的“人本”主义和“民本”思想，付诸实践，率先将儒家的基本理念，化为实际行动，与唐代的贾至、李华、独孤及、元结、萧颖士等一大批复兴儒学的先行者，遥相呼应，将盛唐后期的头脑膨胀、耽于幻想的理想主义文化思潮，成功地转型为富有理性、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文化思潮，将已处于边缘化的儒学，逐渐复归于正统的位置，成为唐代韩愈复兴儒学运动的先驱。同时他又继承其祖父杜审言的诗学传统，将初唐所创造的律诗，从思想内容上加以充实扩展，从艺术形式上加以全面提高，将其发展为最能代表唐诗特色的近体诗，完成了唐代律诗(尤其是七律)的最后定型和范式，成为唐代乃至中国古代最为杰出的诗人。这是杜甫对其家学――儒学和诗学的最大的贡献。 杜甫对其家族中的人，怀有很深的感情。他的继祖母卢氏，天宝元年杜甫为其作《假山》一诗献寿。天宝三载他的继祖母在陈留去世，其时其父杜闲已卒，杜甫和家人将其柩接至偃师祖茔与其祖父之墓合葬。并以父亲名义写了《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表示哀悼。开元末年，杜甫的父亲杜闲为兖州司马，他到兖州前往侍亲。开元二十九年(739)，其父去世，他在偃师土娄旧庄筑室为父亲守丧。杜甫从幼年丧母，其父将其送于洛阳仁风里二姑母家寄养。他对这位二姑母有很深的感情。天宝元年杜甫二姑母去世，杜甫为其二姑母写祭文《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在祭文中表彰二姑母为保护自己，而致其亲子夭殇的义举，称其为“有唐义姑”;又在祭文中为其叔父杜并的“孝童”事迹大力宣扬。
杜甫一生与妻子杨氏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天宝十四载(755)，杜甫赴�州探亲，为妻子儿女带去一些衣物和化妆品，缓解家境贫困。安史之乱后，杜甫身陷长安期间曾作《月夜》一诗，表达对妻子的思念之情。杜甫弃官西走，逃难飘泊于秦州、同谷、成都、夔州、长沙、衡州等地时，杨氏一直陪伴着他，与他共度时艰。杜甫曾写了许多诗，来表达二人的相亲相爱之情，称她为“老妻”、“山妻”，如“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进艇》)、“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等，他将自己与妻子比喻为“并蒂芙蓉”和“相亲相近水中鸥”，可见其伉俪情深。在唐人诗中，是很少写及夫妻之情的，独老杜对妻子情有独钟，在诗中屡次表达他与妻子的恩爱和患难之深情，是个好丈夫。
杜甫作为一个父亲，对他的子女可谓是舔犊情深，是个好父亲。杜甫在《北征》中说：“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那时孩子幼小不懂事，“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杜甫也不恼，陪他们一起玩。后来在关中逃难时，途中无东西可吃，以至于“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彭衙行》)，使杜甫十分心疼。杜甫的大儿子叫宗文，又名熊儿。二儿子叫宗武，又名骥子。宗文喜欢劳动，杜甫经常让他做些家务和农业劳动，如树鸡栅一类的活儿。宗武是一个想子承父业的孩子，从小聪明伶俐，向杜甫学作诗。杜甫夸奖他说：“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遣兴》)。杜甫教宗武学诗：“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又示宗武》)，教他读文选，要他“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杜甫希望宗武将来能够接续他的诗家传承，教导他非常耐心。其望子成龙之心，与普通人没有两样。
杜甫对待兄弟姊妹，也堪为榜样。杜甫在家居长，有四个弟弟，名叫杜颖、杜观、杜丰、杜占，一个妹妹，嫁与江东钟离韦氏，其弟妹五人都是继母所生。但杜甫都视如一奶同胞，可谓棣华情深。安史之乱后跟随杜甫逃难西南的只有杜占一人。其他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分散在河南道的济州、许州，江东的越州和淮南的凤阳。杜甫十分思念他们，经常在诗中提及对弟妹的牵挂和思念。如《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三、其四、《月夜忆舍弟》、《恨别》、《野望》等，可见其手足之情深厚。此外，他还对从弟、表弟等人也很关心。如他一个从弟死于兵乱，他作诗沉重悼念。与从弟杜位，经常来往。后来，因杜位是李林甫的女婿，杨国忠掌权后，将他贬到岭南，杜甫对他的处境十分同情，曾寄诗安慰。由此可见，杜甫是一个手足情深的好兄长。
杜甫对手下做事的僮仆，也充满了仁爱之心。在中国的古代社会中，奴仆是没有人权，得不到尊重的，经常受到主子的打骂，甚至于没有生命保障。由杜甫诗中可以了解到，杜甫晚年曾有阿段、信行、伯夷、辛秀、阿稽等仆人，杜甫对这些仆人，当作家人一样看待。《示獠奴阿段》、《信行远修水筒》、《课伐木》等诗，杜甫对仆人们帮他修水筒、伐木都心存感激，不仅慰问犒劳，还写诗作谢。他善待下人，仁心可佩。
在邻里关系方面，杜甫也处得很好。在他的妻子儿女寄居在羌村时，他回家探亲，邻里都前来看望他：“手中各有携，倾�浊复清”，杜甫对邻里的热情照顾非常感激，高歌一曲为之感谢：“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羌村三首》其三)。在成都草堂时，他的南邻朱山人是个隐士，杜甫和他很说得来，戏称他为“锦里先生”。二人常相来往，还一起乘舟漫游直到月照当头才回家：“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对柴门月色新”(《南邻》)。有时城中有人来访，他还顺便邀他到家里陪客饮酒：“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
唐人很重视交游，杜甫所交游的朋友，有长辈也有平辈，有官吏也有平民。长辈中有北海太守李邕、郑州刺史崔尚、豫州刺史魏启心、河南尹韦济，这些人都对杜甫有过赞誉和提携，杜甫对他们有着由衷的感激。房�、郑虔、苏源明、贾至、严武，与杜甫都是一个政治集团的，相交甚密。在诗界的朋友有李白、高适、岑参、王维、裴迪等盛唐著名诗人。此外，杜甫与三教九流、隐士农夫等人都有交往。如大云寺僧赞公、东蒙道士元逸人、焦炼师、隐士范十、孔巢父、处士卫八、朱山人、斛斯融及成都附近的老农等，交游十分广泛。其中与杜甫关系最密切的友人，有李白、高适、李邕、郑虔、严武等，不管他们是穷是达，杜甫与他们的友谊都始终如一，有着至死不渝的生死交情。
对于友人的帮助，杜甫总是心怀感激，念念不忘。他在战乱中，与少时的朋友卫八相见，受到了热情的招待：“昔别君未婚，男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未及已，驱儿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赠卫八处士》)。杜甫在逃难中，全家人在野地里走了好几天，又被大雨淋透了衣裳，又冷又饿，在彭衙这个地方，为好友孙宰所接待：“故人有孙宰，高义薄曾云。延客已曛黑，张灯启重门。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从此出妻孥，相视涕阑干。众雏烂熳睡，唤起沾盘飧。誓将与夫子，永结为弟昆”(《彭衙行》)。他受人之惠，总是报之以诗，给予宣扬，以表他的感恩之情。友人王倚在其病后请他到家吃酸菜、尝酥饼、吃肉饮酒，他报之以诗(见《病后过王倚饮赠歌》);邻人阮居士给他送来野蒜(《秋日阮隐居致薤三十束》)他赠之以诗;“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酬高使君相赠》)他都用诗来表示感谢，这就是杜甫，一个心铭感恩的杜甫。 三、杜甫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完美体现者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以儒立身，以释、道为辅。杜甫虽也受到释、道思想的一些影响，但他所身体力行的主要是儒家思想。清人刘熙载说：“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⑤。“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和理念。是对儒者的根本要求。其他的义、礼、智、信等，都是以仁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并归结于仁。而仁的定义就是“仁者爱人”⑥。儒家对读书人的要求是以儒家的仁的思想来修身养性：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也就是说，作为个体的人是学习和实践仁的主体。儒家认为，每个儒者，都要由修身做起，然后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次序，由近及远地将仁推广扩大，以实现一个社会和谐的大同社会。这是一个将仁由个体(主体)推向社会(客体)，由内向外的实现过程。杜甫正是一个真正的儒者和仁者。杜甫是由小我到大我，从小家到大家，从家庭到国家和民族，由个人到社会，来扩展和实现他的仁爱之心。他的一切活动正是从自己的仁爱之心出发，由家→族→朋友(包括邻里)→国家(包括君)→民(本民族和外民族)→众生依次向外扩展。事事处处都是以自己的仁爱之心来对待处理，最终以实现一个家家安居乐业，社会和睦太平的和谐社会，甚至实现一个与自然万物和谐的宇宙。
因此，杜甫在对待家的态度上，对先祖的奉儒传统和祖父杜审言的诗学传统，加以发挥和拓展;从家族传统上来说，可谓是诗礼传家、光耀门楣，不辱祖风，是最大的孝。杜甫对其父杜闲，他到父亲的兖州任所趋庭亲侍，代父为祖母办丧事，写祭文，可谓是克尽孝道。对其弟、妹，他在战乱中，十分关心他们的安危和生活，极尽思念关切之情，可谓是手足情深。对其妻子，他忠贞不二，相亲相爱，相伴终生。对其子女，他关怀备至，在患难中护犊情深。对于族辈和亲戚，他对长辈敬爱有加;对平辈，也很讲情分，讲亲情。对于朋友，他忠于信用，不管对方穷达，都始终诚信如一。对于下人，他始终都能以亲人相待。对于邻里，他和睦相处，有里仁之美。对于国家和民族，他忠君爱国，深明民族大义，坚决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利益。对于百姓，他以民为本，将仁心推及普通百姓和下层的弱势群体，反映他们的要求和呼声。他甚至还将他的关爱推及到敌对的异族士兵身上，表现出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更为甚者，他还将他的爱心惠及动植物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其仁心可谓至矣。总之，杜甫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境遇，都时时处处地为他人着想。杜甫的人格在古代诗人和知识分子中，是高尚的、完美的，堪为世人的典范，他以自己的诗歌创作和实际行动，高标准地实践了儒家人伦道德，称之为诗圣，是当之无愧的。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后代人甚至于外国人那么地尊敬他的原因了。宋代的王安石称道杜甫说：“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杜甫画像》)南宋诗人陆游也极称赞杜甫的思想和为人，把他看作是一个能“开太宗业”的大儒和政治家，他说杜甫道：“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读杜诗》)南宋的理学宗师朱熹，把杜甫与诸葛亮、颜真卿、韩愈、范仲淹并称为古今以来“光明正大”品德高尚的“五君子”(见《王梅溪文集序》)。南宋末的爱国主义志士文天祥，曾在狱中集杜诗二百余首，用杜甫精神来激励自己的爱国情操，并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读杜诗・自序》)近人梁启超称杜甫为“情圣”，郭沫若也认为杜甫是“诗中圣哲”。
国外的很多学者也为杜甫的诗歌和人格所感动。日本著名中国文学史家吉川幸次郎、当代韩国学者李丙畴、美国现代著名诗人雷克斯罗思、俄罗斯学者叶・谢列布里亚科夫等人都深为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为杜甫的伟大品格所感染。雷克斯罗思说：“我三十年来沉浸在他的诗中，我深信，他使我成了一个较为高尚的人。”由于杜甫高尚的人格，伟大的精神，与对世界文化的杰出的贡献，他在1961年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上，被确定为世界文化名人，于1962年――杜甫诞生的1250周年，在世界各地举行纪念杜甫的活动。
杜甫的人格魅力，来源于其思想的伟大，他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道德的代表人物之一。我们今天来纪念杜甫，不仅要继承发扬他的诗歌的优秀传统，还要继承他高尚的道德和人格精神，努力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让仁爱的光辉普照宇宙和人间。当然，我们还不要忘记，杜甫还有他人格的另一个方面――嫉恶如仇。他嫉恨一切假恶丑的东西，如他痛恨安史叛军“杀戮到鸡狗”(《述怀》)的杀人罪行，他嫉恶贪官污吏“横索钱”的贪腐行为和“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窄”(《驱竖子摘苍耳》)对人民的过度剥削，他痛恨军阀们的“纵暴略与羌浑同”(《三绝句》其三)的残民暴行，他憎恶“当面输心背后笑”(《莫相疑行》)的两面派行为，正是这些假恶丑的东西，影响和阻碍着杜甫救国救民的仁爱之心和真善美的理想社会的实现：“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蟊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所以，致仁和嫉恶，是杜甫人格的两个方面，嫉恶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仁。杜甫的人格精神，需要我们用新的眼光，去重新加以读解阐释，并加以继承和发扬，让我们的神州大地和人间世界，更加美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