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列传读后感
《刺客列传》描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六个人的事迹，始于曹沫，终于高渐离，他们的悲剧性也在逐步加强，只有曹沫一人全身而退。这六个人之中，知名度最高的无疑是荆轲，荆轲的事迹被千百代文人墨客传唱，可其余五个人被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之中，不为大部分人所知晓。其实，他们六个人的事迹都是令人扼腕叹息，荡气回肠。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被豫让提出来，就成了刺客的信条，他们不顾家人，不计生死，就是为了“知己”这两个字。前面已经说过，荆轲的知名度最高，可是现在看荆轲与太子丹的交往，其中掺杂了太多的利益，并算不得是知己。唐朝司马贞《史记索隐》转引来注解《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荆轲与太子丹游览东宫，荆轲拾瓦投蛙，太子丹捧着金丸给荆轲。他们又一起乘千里马，荆轲说千里马的肝好吃，太子丹就杀了千里马把肝给荆轲吃。荆轲在宴席之上说歌女的手美，太子丹就把歌女的手剁下来放在玉盘里送给荆轲。太子丹的所作所为，实在是有谄媚之嫌。荆轲虽然为人深沉好书，与贤豪长者相结，但是也是郁郁不得志的，每天和狗屠、高渐离在市集之上相乐相泣，旁若无人。太子丹对荆轲也算是有“知遇之恩”了，但是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说君子之间的交往不掺杂利益，可太子丹与荆轲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连荆轲也说“太子遇轲甚厚”。所以太子丹为荆轲准备好要去咸阳时，荆轲准备等自己的同伴，但是太子丹并不信任荆轲，以为荆轲要反悔，试探地说“丹请先遣秦舞阳”，他们连朋友之间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更谈不上是知己。太子丹对荆轲不薄，荆轲去刺杀秦王，就有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意味。
但是，古往今来似乎没有人去注意这些，荆轲成了千古刺客的偶像，这和太史公偏爱荆轲有关，《刺客列传》里，荆轲所占文墨最多，其故事性也最完整，还有他身边诸如田光先生、高渐离等一批朋友所渲染出来了强烈的悲剧氛围。文人墨客也写诗作赋咏叹荆轲，例如陶渊明《咏荆轲》中说：“其人虽己没，千载有余情。”这其中自然也有荆轲他一诺千金，视死如归的缘故，但是《刺客列传》其他五人并不缺乏这一特点，所以，这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与其他五人相比，荆轲的敌人是秦始皇。
秦始皇他“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虽然他并不是完美的，他誉满天下同样也谤满天下，可这并不能抹杀他奠定中国封建王朝基础的功勋。而一个人所能达到的高度，通常是由他的对手来决定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在历史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竟然敢刺杀他的荆轲当然也在历史上扬名。尼采说过，慎重地选择你的朋友，更慎重地选择你的敌人，朋友可能影响你的成就，敌人会决定你所能达到的高度。所以，遇到一些人做出一些事，不要随便去和他理论生气，不是所有人都配当你的敌人。
《刺客列传》里，最成功的刺客要算曹沫了，曹沫挟持齐桓公，既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逼齐桓公交出了侵占鲁国的土地，自己又全身而退。专诸虽然达到了自己目的，以鱼肠剑杀了吴王僚，可自己也丢了性命。接下来的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不仅没有完成任务，自己也丢了性命。而且秦王因为被荆轲行刺大怒，发兵攻燕，逼迫燕王喜杀了太子丹，为燕带来了祸患，但他们都是义薄云天、视死如归的死士，其悲剧结局可歌可泣，读来荡气回肠。我认为这其中最令人扼腕叹息的一位，是高渐离。
严格来说，高渐离并不是《刺客列传》里所描写的刺客之一，他是在荆轲刺秦王环节里出现的人物，只是一个陪衬荆轲的存在。太史公没有提到高渐离会什么武艺，与其他五位刺客将军、武士的身份相比，高渐离是一名乐师。在易水河
畔送别荆轲时，流传千古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就是高渐离为荆轲践行之作。似乎在这个时候，高渐离就已预见到荆轲悲剧的结局，并决定自己也踏上这个没有回头路的征途。这是何其悲壮的画面！他与荆轲的友情可见一斑！当秦始皇通缉太子丹和荆轲的门客时，门客们都潜逃了。高渐离更名改姓给人家当酒保，伺机接近秦始皇。秦始皇因为爱惜他的才能，熏瞎了他的双眼，令他击筑，高渐离便把铅放进筑中，再进宫击筑靠近时，举筑撞击秦始皇，当然没有成功，被杀。但是这个时候，秦始皇已吞并燕国，这时再刺杀他，已没有什么意义。更何况，高渐离不会武功，他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然而高渐离这个击筑国手却义无反顾，这似乎有些寻死的意味。或者，他只是想已一死来告慰荆轲这个朋友，这个这才是真正的“士为知己者死”!他只是为义而死，其中不掺杂任何的金钱、收买、报恩、等等龌龊，死得轰轰烈烈。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李白的诗句描写了一个冷酷无情却又侠肝义胆的刺客。刺客，或者说杀手，这个职业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古老传统却又有着奇特的旺盛生命力。但是，春秋战国那个君子之间争霸的时代过去，“士为知己者死”的刺客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阴冷的暗杀、丑恶的血腥，这怎么不令人怀念那些舍生忘死、舍生取义的刺客豪侠！
南怀瑾先生年轻的时候，曾反复读了一百遍伯夷列传，才觉得真正看懂。我没有看到那么多遍，何况要看懂，也不仅仅是在一时之间看一百遍的事。可是读书笔记还是要交的，那就且以我这样二十遍的状况写吧，写到哪里算哪里，或者以后再看这篇又觉得不通了呢。
伯夷列传是《史记》里的第一篇列传，篇幅非常短，大约是列传里最短的了。它非常特别，不仅因为它的短，而且其中描写传主生平事迹的内容只有一个段落，其余的部分是各式各样看似与传主不直接相干的感慨。若说列传中有哪一篇最能直接地看到司马迁，听到司马迁，有哪一篇是司马迁自己站出来明明白白地加以论说的，那便是这一篇了，读后感《伯夷列传读后感》。写史的人大多把自己隐匿在行文之间，隐匿在对形形色色历史人物的记叙和评点中，然而到了伯夷列传，司马迁却是要用自己的笔书写自己说的话了。
伯夷列传里中讨论了两个主要的关系，人与现世的关系，和人与后世的关系。作为一个史学家，无怪乎司马迁谈到这两点时如此情绪激昂以至于要跳出来说点什么了。因为再将这两重关系联系到一起，就要谈到关于真正的历史和被记叙的历史二者之间的关系了，这正是司马迁要表达他著书的志向的地方，又像是《史记》的另一个自序。司马迁在前面的行文中分别讨论了这两重关系，又在"太史公曰"的部分把它们联系到一起来说。
人与现世的部分，司马迁说，"举世混浊，清士乃现".他盛赞了许由、卞随、务光、伯夷、叔齐这些浊世中的清士，他认同了这些人在举世混浊中的价值选择和道德操守，他肯定了孔子伯夷叔齐提到二人时评价他们所说的"求仁得仁".但是他同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真的不怨吗？而他提出这个问题的依据，正是伯夷叔齐临死时所做的诗歌。
诗歌的原文是：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这其实是觉察到自处于末世者的绝望叹息。他们是秉承着上一个时代禅让的政治传统和上古政治伦理的最后的人，他们自认应处在神农、虞、夏之朝，而不是这混浊的西周。他们不愿走下首阳山去看这名为周的朝代，他们宁愿不食属于这个朝代的一粒粟米，好似这样就可以至死都留在上一个时代。所以他们说，"我安适归矣".
但不仅于此。司马迁用司马迁的双眼，看到了他看到的特别的东西。孔子针对伯夷叔齐，所判断的"不怨",判断依据是他们的求仁得仁，因为他们的现世追求得到了满足——他们从生到死都是在他们那个干净的仁世，未沾染新的大周朝的一粒灰尘——或者说粟米。然而司马迁质疑了他们彻底不怨这个观点，认为在其间还有别的怨——非关现世，而是关于后世，关于自己的`没世。司马迁在引述上面这段诗歌时，特意地提到这是他们"及饿且死"时所作，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对于现世已经坦然和无怨，所以他们的怨，是针对身后而发的，而不是针对当下所发的。这便引出了第二重关系，人与后世的关系。
这怨是什么呢？从诗中看，关键在于"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一句，而它的解释，在于本篇最后一段太史公曰的第一句："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句话是很有趣的。它是说君子所忧虑的是在自己身后名声得不到传扬。然而初初看来，这似乎不大符合孔子的一贯言论，孔子说"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又曾经向学生子张区分过"名"与"达"的关系，言语之间是对于"名"的不屑。那么君子为什么如此在意自己的"身后名"呢？
这就要提到伯夷列传的另一个线索——许由务光二人同伯夷叔齐二人在死后的被区别对待。这个问题在本传的开头第一段被提出，而在"太史公曰"中被解答。许由务光虽亦是节义高蹈之士，却因为"非附青云之士"而不见称于后世，伯夷叔齐因为得到孔子的颂扬而广为人知。那么，被后世发掘和颂扬的条件是什么呢？司马迁引说，是"同明相照，同类相求",是"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只有拥有相同志向和操守的人，才会彼此欣赏，即便相隔几百几千年也如逢知音。他们"同明相照",其中晚生的那一个担当"圣人作"的职责，使万物得到归位，使已逝的那位圣人得到传扬，使这种精神在世间继续流传。
君子在意的，正是能否有这样一位身后的知己，或者更广地说，是能否还有那么一个时代，自己的操守能得到认同和理解。倘若没有，那么千百年而下，他们经历的将是真真正正、彻彻底底的孤独。
而伯夷叔齐忧虑的，正是能否还会有这么一个时代。面对着举世混浊和大醉不醒的众人，他们开始怀疑是否刚刚过去的的正是最后一个坚持着自己所坚持的这些东西的时代，所以他们哀叹"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他们追忆前朝，他们哀怜后世。这是他们怨的所在。
这个时候，第一重关系与第二重关系得到了结合，历史和被书写的历史之间的矛盾被提出，于是司马迁站了出来，他作为一个写历史的人，作出了自己的承诺。他要使这些人被看见，他要作为一个后生，用自己的光照亮这些历史的光源。
于是他书写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他将正史的关注点从一年复一年的祭祀征伐转移到一个一个活生生的构成了历史的"人"身上。于是他写荆轲，写郭解，他也写宁成、东方朔，他著书立传的目的和基础是一个一个的"人",而这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尝试。于是他在这篇伯夷列传——在七十篇列传之首的位置写下他的志向。自此为始，他提起他所手握的那一支史笔——他所拥有的最有力量的东西，为那些从没有人为他们立过传的人立传，称为"列传",他用一个一个血肉之躯筑成他司马迁的史书，他用衣袖逐一擦去那些隐没了千百年的明珠上的灰尘。司马迁使这些人的光照亮了历史的一片天空，然而他不能完全料想的是，他的光也照亮了自己身后的一片天空。
所以我觉得伯夷列传像是《史记》的另一个太史公自序。它是司马迁的态度和承诺，它也将这种信仰传递给了当下的我。然而我知道在我面前还有八十遍要看，但这篇读书笔记就到此为止了。
初读此文便觉得讲蔺相如的篇幅多一些，而具体讲廉颇的只是末尾的几段，但开头却将廉颇描述地比蔺相如详尽。读完全文才明白，原来，廉颇的官位起先要比蔺相如高许多；再者，司马迁也是用衬托的手法，先说廉颇如何如何功勋卓着，来衬托后面的负荆请罪。
廉颇起初因不满蔺相如的官位高过他，而向蔺相如宣恶言，这体现了廉颇的居功自傲、心胸狭窄。而蔺相如此后对廉颇是退避三舍，大臣们均以为蔺相如怕廉颇，其实他是为了避免两虎相争，而导致秦国有可乘之机，他是多么爱国，又是多么的豁达大度，多么顾全大局。廉颇听闻后，自己十分惭愧，背上荆条向蔺相如请罪，也正说明了他的坦诚与可敬之处。
不仅如此，蔺相如还有过人的才智与勇气。秦国要和氏璧并以十五城为交换，赵国无人出使，蔺相如主动前去，见秦王无意予城，竟说头与璧俱碎，秦王不得已只得听从他的安排，而蔺相如估计秦王只是敷衍，却偷偷让随从将和氏璧送回赵，秦王没办法只得让他回赵。蔺相如这样做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后秦赵与渑池会，蔺相如又以他的聪明才智驳地秦王无以回应。最终被封为上卿。
廉颇蔺相如一个骁勇善战，一个足智多谋，为赵国立下了赫赫功绩！
《史记》七十二列传第一篇是伯夷列传。读过该篇数次，每次读完都感觉这篇文章有些奇怪，但又说出个子午卯酉来，疑问如下。
第一，为何司马迁把这篇文章放在第一的位置。也许你会认为没有什么，哪篇列传放到首篇是随机的，但是我不这样的认为，至于是什么原因我可能揣摩不出司马迁的想法，但我认为一定有其道理的。例如《聊斋志异》首篇文章是《考城隍》，文中有一句话，有心向善虽善不赏，无心向恶虽恶不罚，通过这句话就能写出作者把《考城隍》放到第一篇就是告诉读者，不能只看一个人做事的结果，还要看这个人做事的出发点是什么。例如小孩吃饭时把杯子掉地上弄碎了，这是无心的，不要介意。如果一群成年人吃饭的时候，把杯子掉地上弄碎了，就要看看是不是故意这样做的。同样是杯子掉地上碎了的事，出发点不同，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第二，为何这篇文章的格式与其他篇列传的格式不同。其它篇列传的基本结构是先介绍主人公出生地等，再写主人公与事，通过记事写人，通过人来写事。记事是为了写人而服务的，所以研究列传中的人一定后看作者都选了哪些事，每一个人经历的事很多，但是作者选这个事而不用另一个事一定是有其想法的。最后是太史公曰，也就是司马迁对这个人或者事的评价，评价事也主要是为了评价人。
该篇文章，开头没有介绍伯夷，文中也不是只写伯夷一个人。结尾处没有太史公曰部分。
第三，为何该文读后能明显感觉到司马迁有股怨气。其他文章中没有或者很少能见到司马迁这种怨气。处处疑问，似乎是有很多的他不明白的。例如，"此何以称焉？""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求仁得仁，又何怨呼？""由此观之，怨耶非耶？""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其轻若此哉？""恶能施于后世哉？"
在文章中，司马迁问，不是经常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吗？.好人伯夷、颜回等为何不长寿而恶人反而活的很长命哪？这是什么道理。他又写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什么意思？他想告诉大家等着看什么结果？
总是感觉司马迁把该文放在第一篇一定有其想法的，但到底是什么寓意我没有揣摩出来。
在读了《知荣辱树新风》中的《商鞅立木取信》后，我更加深刻地理解到了这句话的含义。我也知道了“诚信”，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的品质。《商鞅立木取信》这篇文章中主要通过写商鞅立木这件事来突出表现只有诚信对人，别人才会以诚待你、帮助你。下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公元前361年，秦国很落后荒废。而这时，秦国新国君秦孝公继位了。这位国君有着雄才大略，他决心复国，让国家强大起来。读到这儿，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为这位好国君而高兴。可是，我又犯愁了，即便国君有复国的决心，可谁来帮他复国呢？接着向下看吧。秦孝公下了道命令：只要有人可以让国家富强起来，就让他做大官。后来，一个叫卫鞅的年轻人参见了秦孝公，和秦孝公谈论自己的富国方法。两人越谈越起劲，连饭都忘了吃。读到这儿，我心中又迸出个大问号，这个年轻人真的能富国吗？他怎样取得百姓的信任呢？要解决问题，再去看看吧！第二天，南门出现了一根木头，旁边贴了一张布告：如果有人把木头扛到北门，赏十两金子。最后写的名字是卫鞅。布告旁围了一堆人，大家议论纷纷，都不相信。我也在想：这个卫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实在叫人猜不透！卫鞅见无人扛木头，又把赏金加到五十两！人们议论的声音更大了。我也更加差异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个汉子冲出来，扛起木头就走。卫鞅见状，真给了他金子。大伙纷纷议论起来，大家认为卫鞅可信，就协助他治国，秦国就富强起来了。秦孝公也信守诺言，给了卫鞅十五座诚池，从此，大家就把卫鞅叫做商鞅了。
读了这个故事，你们体会到诚信的宝贵了吗？可是有些人呢，他们就十分的不守规矩，我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有个很有才华的大学生，他很穷，但很聪明。他每天都要去坐班车，为此，他在这方面花去了很多钱。有一次，他没有买票，也没被发现。他惊喜万分，于是经常逃票，只被发现过一次。毕业后，大学生去找工作。可没有一家公司录取他，他怎么也不明白，于是跑去问经理为什么不录取他。经理说：“你很有才华，可不诚信，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员工。”他后悔极了，从此再也没有找到工作。这正如一句名言所说：道德常常能弥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空白。所以，诚信是一把金钥匙，拥有它，你就拥有了成功！
荀子有言：“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
蔺相如便是这样一位当之无愧的君子。它令人钦佩之处，不仅在于他的智慧明达，能言善辩、有勇有谋，更在于他能容忍流言恶语，容忍众人的猜忌与不解，只因他有永不熄灭的爱国魂。他的心灵，始终清明污垢。
初出场时，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宦者令舍人，卑微低贱的身份让无数人不屑一顾。然而，面对赵王的忧虑，蔺相如昂首坦然以对：“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这是何等的胆识与自信！他离赵入秦时，身上的重担必不比那“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荆轲啊。
他本可以推脱，婉言谢绝------毕竟，这是太过艰难的重任。但他却主动扛起了这关乎国家荣誉的重担，置生死于度外。于是我们看到他在秦王大殿上怒发冲冠，言辞铿锵，嬉笑怒骂，以死相争。一人一玉，是同样的纯粹与执着：宁碎不求苟全，宁死不损国威！史书上只是风清云淡的几笔带过那朝堂上的纷争，但现实中，又该是怎样一个惊心动魄了得！
完璧归赵，渑池之会，我们见识到蔺相如锋芒毕露的美。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他的视死如归、他的怒目而斥，是他血脉里沸腾的爱国情怀。此时的他，如“鞚中悬明月，剑杪照莲花”的征客，为国立下大功，被拜为上卿，理应风光无限、意气风发，见谁都要傲三分，才合乎他的尊贵身份。
然而，蔺相如之所以为蔺相如，其超人之处正在于此。面对廉颇的“我见相如，必辱之”的恶语，面对舍人“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的质疑，他选择了容忍。只因他要守护这赵国的国土，守护这万千黎民的家。
当一种感情升华到极致，往往近于水，无声流动，无处不润。此时蔺相如的爱国情感正是如此。他对国家的热忱与忠诚，从热烈的洪流变为润物细无声的雨，以容忍和坚守诠释了爱国的最高境界。那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信仰，让他在世俗流言中始终坚定不移地守护着国家，清醒地认识到“两虎共斗，势不俱生”，要“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
众人皆醉我独醒，而蔺相如，宁可>孤独而痛苦地醒，也不愿再醉生梦死中，失去自己对国家的信仰！
无怪乎众多舍人“慕君之高义”，无怪乎廉将军醒悟后“肉袒负荆”，这样深沉而浓烈的爱国之情，是蔺相如用清澈无垢的心与坚定的信仰制成的绝世佳酿，那醉人的芳香透过蒙尘的时光，透过泛黄的史书，流芳百世，香沁万年！
蔺相如告诉我们，有些人被历史铭记，不仅仅因为智慧。聪明人与圣人有时只相差
一分信仰，而正是这份爱国的信仰，成就了后者的辉煌。“人有两种，一种在烟花尘世的繁华中张扬而逝，一种在锤凿剪锉的敲打中塑为永恒。”无数人因为“聪明反被聪明误”，被历史长河所湮没；只有少数人，将毕生的智慧倾注在爱国的信仰上，将人格与灵魂塑成不朽的丰碑。他们，终将被历史所铭记。
人们都知道，“徒以口舌为劳”这句话的本意是表现廉颇对蔺相如的极其不服，但人们很少想到，这句话容易误导许多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在看文章时也容易陷入这样一个误区：廉颇之所以不服，皆因他只看到蔺相如的口才，没有看到蔺相如的机智与勇敢。于是，我们为了驳斥这句话，就会去强调蔺相如的机智与勇敢，甚至刻意引导学生去关注这一点，反而忽略了蔺相如的口才。实则，在我看来蔺相如应当是集机智与勇敢于一身的，而这一点又恰恰集中体现在他的“口舌”之上。
在《廉颇蔺相如列传》里，我们的大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不仅仅表现了蔺相如机智、勇敢、以国为先的这一形象层面上的特点，实际上还突出了蔺相如非凡的口头表达能力，即文中廉颇所说的“徒以口舌为劳”中的“口舌”之功。在此一文中司马迁还充分肯定了其“口舌”之功所起的重大作用。
一、口舌第一功——解缪贤之困
缪贤的举荐对于蔺相如的出场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从文章中缪贤对蔺相如的介绍，我们能看出的这样一点令我们思考的东西：如果蔺相如没有什么口才，即“口舌“之功，一个普通的门客又怎能令其主子缪贤言听计从呢？而当时蔺相如的建议可是足以决定缪贤生死的，算是一招险棋，而缪贤会接受这样的建议，在我看来，不能不说是蔺相如的“口舌”之功在此处已经可崭露头角，蔺相如还没有出场，司马迁就通过旁人之语间接地表现其口才，为后面的描写做了铺垫。
结果也正因为蔺相如的“口舌之劳“才救了缪贤一命，缪贤因此把他举荐给赵王。因为在缪贤心目中，蔺相如的口才，以及他在劝服自己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勇气与智慧，在此时，国难当头之际，蔺相如应能，也只有他能担此重任。这是蔺相如在文中的”口舌“第一功，这一”口舌之劳“挽救了主子的声誉与生命，也为自己才能的施展打下了基础！
事实也证明，缪贤果然没有看错人，蔺相如只用三言两语，就打消了赵王的顾虑，其果断的魄力无人能比。即使是“以勇气闻名于诸侯”的廉颇，此刻也只能是相形见绌，蔺相如一开场就把所有的人都比下去了。但蔺相如最出色的表现还是在秦国的殿堂之上。所以司马迁除了描写蔺相如的机智、勇敢之外，实则更是着重刻画了他的＂口舌＂力度。
二、口舌第二功--- 完璧归赵
以和氏璧为焦点的秦赵之争，从表面上看是政治谈判，实际上是政治斗争。在秦强赵弱的大环境下，等待蔺相如的是一个被动的语言环境。蔺相如虽是使臣身份，但是却
根本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傲慢的秦王居然在一般的宫殿召见他，公开表明对赵国的极度蔑视。在这样的场合，语言的选择就更显得至关重要了：既要准确，又必须得体；既要维护国家主权，又不可破坏两国邦交！
语言准确、得体，在普通语境中似乎无关紧要，然而蔺相如当时所处的“语境”却极其特殊且复杂。秦赵两国表面上看是友好国家，实际上是暗中相争，是化敌为友还是化友为敌可能只在一念之间。此时的言辞必须精确到天衣无缝，无懈可击。然而，现实状况是蔺相如根本没有过多时间来反复考量，仔细斟酌，难度之大，由此可见。司马迁正是通过这样的语言环境来刻画蔺相如的，使他的机智、勇敢与口才在这样一个特殊场合里融为一体，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例如，当蔺相如看到秦王“无意偿赵城”，立刻设法夺回璧，然后“持璧却立”与秦王据理力争。相如先列举事实，用赵王送璧的虔诚反衬出秦王迎璧的无礼。语言既准确又有力量。慷慨陈词中，还不忘插入一句“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这极大的满足了秦王的虚荣心。使得秦王先是面对证据确凿的事实，而后又面对蔺相如刻意为之设定“大王”所应具备的行为要求，即使有怒也无法说出，甚至还得再三向相如道歉。而当秦王“特以诈详为予赵城”，蔺相如并不为其所动，反而要求秦国必须先举行隆重的迎璧仪式、方显诚意。明知这是缓兵之计，但秦王却也无可奈何。因为和氏璧在相如手中，而且蔺相如的要求从情理上看，乃是合情合理的；从措辞的语气上讲，也找不到任何破绽。结果秦王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在朝堂之上与和氏璧失之交臂！而当秦王终于“设九宾于廷”，蔺相如却又先发制人。请注意，这里他运用了一个“自??以来??未尝有”的判断句式，指出秦国历代国君从不遵守诺言的历史事实。这种特殊句式，往往带有强硬的、不容置疑的语气，表达的句意往往具有严密性、权威性，令对方无法反驳。所以，秦王和他的大臣们均哑口无言，一时无计可施。
蔺相如不仅善于运用语言，而且很有技巧，当初秦王用“十五城请易璧”之时，赵国是非常被动的，不得不派相如奉璧前去。直到相如谎称璧有瑕，从秦王手中夺回和氏璧时，局面才有了专机；待到蔺相如坚持秦王须“设九宾礼于庭”的时候，局面实则已起了根本的变化，这回是秦王不得不听从蔺相如的安排；而完璧归赵之后，蔺相如则任凭处置，坦然相对，此刻被动的反而是秦王了。
三、口舌第三功--- 渑池之会
渑池会上，赵王一开始就落入秦王设下的圈套，使本来就被动的局面陷入绝境。危急时刻，蔺相如挺身而出。他没有揭穿其中的阴谋，也不便阻止赵王，而是不动声色地恳请秦王“击缶”，理由是“以相娱乐”。好一句“以相娱乐”，妙哉！绝矣！此言一出，局面马上改观。进退两难的变成是秦王自己！虽然他恼羞成怒，但结果还是老老实实地“为一击缶”。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蔺相如所说过的话，就可发现他在应对秦王时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无可取代的。这种唯一性，把蔺相如的善于言辞表现得淋漓尽致。
四、口舌第四功--- 化解干戈
在廉颇的心目中，只有攻城野战、厮杀沙场，才是为国打拼，才值得人们尊重，国君器重。这样的一个莽汉又怎么会了解蔺相如只身深入虎穴，甚至“请就汤镬”之刑，敢于“以颈血溅”秦王之时的以命相搏呢？
但是面对这样无理取闹的廉颇，蔺相如却不急不恼，在廉颇心里徒以口舌为劳的相如此时沉默了，他没有同廉颇这样一个莽夫去争辩谁是谁非。可正是因为相如的不说，才打动了这个蛮横的武夫，这恐怕亦是蔺相如“口舌＂之功中的“无招胜有招”吧！
司马迁的精彩描写，让我们在领略到蔺相如口舌的魅力的同时，也明白到蔺相如的口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化解了几次危机，而且还扭转了整个局势，它甚至使赵国第一次拥有了主动权。此外，它还能完全消除廉颇的怨恨，化干戈为玉帛，令虎视眈眈的秦国“不敢加兵于赵”！
我们应当让学生明白的是：本文不仅表现了蔺相如的机智与勇敢，以及以国为先，还表现了他出色的口才。所以，我们反而可以牢牢抓住廉颇对蔺相如的这句“徒以口舌为劳”的评价，去解读司马迁对蔺相如的口才的赞赏，我相信只有引导学生去关注蔺相如的“口舌”之功，才能培养学生重视口头表达能力的培养与训练，形成新时代的口才观念，这无疑对学生的发展有着无限益处。
很诚实地先说一句，实际上这篇文章我并没有认真地听讲，但我能很清晰地感受语文老师在谈论《伯夷列传》这篇课文时的慷慨激昂的心情，我对此印象很深，特别是对于"好人不长命"、"恶人富贵延年"的社会现象的不公，伯夷列传读后感。下课之后，我有重新浏览过这篇著作，暂且不谈文章与司马迁本人的联系，我以下的看法全部围绕文章的内容本身，而不深究作者的写作意图：
就文章中所提出的几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最佳当的答案，因而我不牵强附会，但我认为作者司马迁提出的这几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甚至后一个问题是前一个的升华，而我就其中几点谈谈自己的微薄看法。
文章一开始司马迁就说："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是啊，为什么同样是有德有才的人，有的人就能流芳百世，有的人却最终默默无闻呢？他们个人的才智相差无几，德行也几乎在同一高度，甚至那些在声明上弱的人在这两方面更有建树。为什么呢？
就我看来，这个社会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机遇，于是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公正的待遇，作为一个圣人，他应该不必在乎自己的声名是否能够流芳百世，而这对于许由、务光等人来说，或许能不能美名外扬不是最重要的，我可以理解作者司马迁自己想要扬名立万的心情，同时他也确实如此，但我绝不赞同他对于成名的看法。这个世界上总是存在着许多有道德的人，他们并不说辞，也没有像以前的圣人一样游学讲法，道德和圣人的存在方式有很多种：一些人退隐田园是为了自身心情的宁静，为了获得一种灵魂上的解脱，很难讲他们的品德究竟高尚到什么程度，但又是否有人像司马迁一样撰写类似《伯夷列传》这样的文章来歌颂他们呢？事实可能是没有的，即便有也并非这些隐士的意愿，更有一句话叫做"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意思是有能力的人希望依赖周围的环境忘却世事，沉湎于桃源世外，这是指小隐真正有能力的人却是匿于市井之中，那里才是藏龙卧虎之地，这是指中隐。
只有顶尖的人才会隐身于朝野之中，他们虽处于喧嚣的时政，却能大智若愚、淡然处之，这才是真正的隐者。而我认为，历史本身就有不完全真实的特性，加上人为的篡改和时间的淡化，许多历史真相已经湮没在了浩瀚无边的时间长流里，就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闪他们闪发光的人，他们智慧、优雅、从容或者淡泊名利，但他们并未被记载光辉荣耀的史册上面，这是为什么呢？是那些拿了俸禄的史官不没有办实事么？亦或者是因为历史的记录并不真实？都不是，是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历史不能让他们过于瞩目地出现在后人的眼里，这样可能会毁了他们，因为"某些人"不允许，因为他们与这个庸俗的时代不太协调，就像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一样，他们的品行即便高尚，但只能是"可念不可说"的向往。也许有人会说，"这样子难道公平么？","公平",我人为这跟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公平是需要自己去争取的，如果你本身并不想为了某些方面的"公平"而去努力地抗争些什么，那么你就没必要为了不抗争所带来的后果（即便是不好的），这就像隐退者本身已不在乎世俗人的看法一样，什么流言蜚语什么是不是能够流芳百世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况且——历史虽然没有让他们声名鹊起，但也没有无情地抛弃他们，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他们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时代；他们被包含于历史的一角，又超脱于历史之外永远活在他们应有的光辉里。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话是不是真理呢？我想也许这只是一种人类自我安慰的措辞而已。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句话在对人的善念的塑造和维持以及恶念的扼杀和遏制，还有在维护社会和平这一方面，确实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第四、五段的言论呼应了前两段的论述。贤人在后世之人中的声名取决于什么呢？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贤人呢？作者认为，贤人这个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凡那些道德操守合乎自己的意念和追求时，在这些人眼中他们就被称之为贤人。一般情况下，这些人占据所有人的大多数时，此贤人才能被认可，或者他们是被当时在思想上很有影响力的人所推崇。关于他们声誉是否会在后世传扬以及影响力度的大小，则首先取决于他们的不害他的行为和一定的学识或地位。其次，就主要取决于他们被何人认可了，以及那个人的号召力。司马迁在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所发的感概："可悲啊！普通人想要磨练自己的品行，立下功名，不依附于德高望重的人，怎么能把自己的名声传播到后世呢？"真实得让人难受。
古人语："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保持自己的本心，不为他人的只言片语所动，也不被执权者的威严所撼，坚定智慧的理性，这样一个人的思想才有实际上的价值。
至于那些亦真亦假可真可假的所谓正史稗史，所谓正统思想，所谓诡辩，一切皆不要陷入空想的泥潭——"存在就是合理，合理的也都要存在。",黑格尔如是说。
注：《伯夷列传》 出自《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作者司马迁。该篇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伯夷列传》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